《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三章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三章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网图

组建读书会和救国会

史啸虎

前注：1933年春，父亲重返武汉后仍然保持与何伟等老朋友的密切联系，经常聚会谈论各自的读书心得。后在此基础上他们几位老朋友又先后组建了在武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有奠基地位的汉口读书会和武汉各界救国会。此文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这段历史。

1933年4月，父亲重返阔别近半年的武汉。

这一次，父亲是带着妻子孙岫云和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即我的大姐）一起去武汉的。而在与祖父和祖母告别离开泰州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去世，父亲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当然也没有再见过他的父母。这是父亲的终生遗憾。

1938年年初祖父去世时，因父亲正作为发行人与胡绳（主编）在汉口（后转移至宜昌）创办中共的一个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救中国》周刊，根本离不开，也就未能回泰州给祖父送终。甚至直到50年后去世，不知为何，父亲也从未回老家给其父母以及祖父母扫墓。不过，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父亲就是想回去扫墓可能也办不到了。

史家老五房的祖坟墓地——我的曾祖父母葬在那里，位于泰州都天庙西北不远处，但因20世纪50年代初一次修整河道、建造船闸的工程而早被毁弃了（当时五叔在海安工作，姑妈出嫁，泰州老家无人，祖坟被毁后，环境也变化了，也不知遗址何在了）。

据五叔说，我的祖父母（即他和我父亲的父母），因都死于抗日战争年代，后都被暂时安葬在泰州城西北的楼家庄。当时他想在以后适当时候，如战事平息时，再将祖父母骨殖迁至位于都天庙的史家老五房祖坟墓地。可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人民公社时，当地又大搞深耕平坟，五叔闻讯后赶到时，坟茔刚刚被平。五叔急忙将已经散失的祖父母部分骨殖收集后用蒲席包好就地深埋，未留标志物，后来也就找不到了。

父母坟冢所在地也叫桑梓之地。《诗·小雅·小牟》曰：“淮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 , 靡依匪母。”古人看到父母种下的桑梓树，尚且必须恭恭敬敬立在树前。天下还有谁对自己的父母不充满尊敬并深深依恋？然而，父母的坟墓都没有踪迹了，那还是值得回去的家乡吗？父亲到老都没有返回过家乡，当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说与史家祖坟的消失无关。

作为儿子，我写到这里时，真的体会到了父亲始终没有返回家乡却一直深埋心中的那种不与外人道的遗憾或感伤。从1933年春再次离开泰州到武汉谋生并就此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一直到1989年春去世，其间足有56年，父亲始终没有回过家乡，遑论给其父母送终和祭扫坟墓了。这是父亲埋藏心中一辈子的一个痛处。

父亲在武汉余香山先生处仍然是当会计，先是在天福纸庄，第二年因余先生麾下另一爿天泰纸庄业务扩大搞印务，又被调至天泰纸庄（经查相关史料，该纸庄位于当年汉口特三区老大智门保华街101号）。第三年，即1935年，基督徒余先生开始在汉口组建大智门公益会，联络地方士绅，捐款捐物做慈善，业务繁多，便又将父亲抽调至公益会做秘书兼会计，对父亲很是信任和倚重。

父亲此时的工资也涨到了30多元。后来，因父亲又兼做纸庄的账目，薪水也相应增加了一些。具体是多少父亲没说过，但从后来父亲所拥有的积蓄看，估计那时月入50元以上都是有可能的。虽说那时他和孙岫云已有了一个女儿（大姐），生活负担重了，还要补贴泰州家里，但省吃俭用些，这收入还是足够的。

在此期间，父亲与何伟、黄心学、成庆生以及蓝乃真这几位好朋友依然保持密切联系。父亲第二次去武汉是在汉口，而何伟他们读书的地方——华中大学却仍然在武昌。最初几个月，何伟他们还在读书，而父亲则忙于熟悉纸庄财务，平时与同在汉口的蓝乃真联系比较多。但是每到周末，父亲还是常乘坐轮渡过江去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找仍在那里读书的何伟他们几个老朋友聚会交谈。当然，何伟他们也常过江来汉口看望父亲。

随着年龄增长和世界观的逐步形成，他们五人中有些人的理想与志向都开始明朗化了，区别也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蓝乃真主要在汉口慈幼院从事教书和基督教布道工作，而成庆生出身于一个基督教世家，每天祈祷和宣讲基督教义也在情理之中，毕业后因其工作地点还留在武昌，与父亲等人的往来也相对少了不少。何伟和黄心学则由于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思想也越来越趋于左倾。

何伟和黄心学从华中大学毕业后分别到位于汉口的两所教会女子中学教书，与同在汉口工作和生活的父亲也就走得更近了。这时，他们在思想上也都开始接受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了。但即便如此，出于友谊，基督徒蓝乃真和成庆生依然与何伟和父亲等人不时见面，互相交流各自的工作和读书心得。

1934 年夏天，何伟他们三人从基督教华中大学毕业了。上帝保佑他们居然都留在了武汉。何伟和黄心学分别到汉口的两个女子中学任教。这两个女子中学，一个叫圣罗以女中，一个叫懿训女中，都是教会中学。前者与华中大学一样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909年创办的，20世纪50年代更名为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而懿训女中现在则叫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当年就是传教士杨格非所在的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而成庆生则被聘为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也有说成担任了华中大学附中校长，留在了武昌。

此时，都在汉口女子中学当老师的何伟与黄心学为省钱在汉口合租了一间宿舍，离父亲租用的住处不远。这样，工作和居住也都在汉口大智门附近的父亲与何伟及黄心学两人来往得更为密切了。成庆生则因在武昌华中大学中学部（也叫华中大学附中）当主任，工作生活都在武昌，只能周末或偶尔到汉口来聚会。

这样，成庆生与父亲见面机会也少了许多。父亲的英语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曾听到过父亲老年在家带孙女（我的女儿）玩时教孙女说过几句英语，都是些问好和简单问答之类的句子，发音和语气还算标准，有点儿伦敦音味道。看来，当年父亲向成庆生学英语还是很用功的。

以前，父亲和黄心学、成庆生等在与何伟交往时，就听何伟说过他在汝南家乡就参加过革命并与中共有联系。当时，父亲他们都以为何伟是在说大话，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后来才得知何伟说的那些都是实话。因为何伟（原名霍恒德）的二哥霍德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中共党员了。

何伟口才很好，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教育家和活动家。毕业后当了圣罗以教会女子中学的教师，何伟就一边教课（教授课程除国文外，还有历史和地理），一边在业余时间与父亲及黄心学、成庆生等学习讨论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授课时，他总将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和政治观点糅合到他的教学中去影响他的学生。黄心学似乎也是这么做的。

当时，父亲和他们组织读书讨论的聚会多在周末，地点不定，有时在何伟和黄兴学的住处，有时就在父亲的住处，也有时在父亲工作的大智门公益会。何伟与黄心学有时也带几个他们的学生来参会。这些教会女中学生当年都只有十四五岁，都是些女孩子。如何伟的学生，父亲记得的就有范元甄（后来成为李锐先生的前妻；她与李锐最初相识可能就在这种读书讨论会上），而黄心学的学生则有梁立琳（1938年3月仅17-18岁即任中共武昌区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等。据说，在何伟与黄心学的影响下，汉口圣罗以女中和懿训女中这两个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后来有很多人参加了共产革命。

这种松散的朋友式的聚会讨论大约持续了一年多。后到1935年年底，汉口的生活书店开张了。这家书店是上海生活书店的分店，而上海生活书店则是由邹韬奋和胡愈之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于3年前，即1932年创办的。汉口生活书店是上海总店所开的第一家分店，除了卖书还出版或代售一些杂志，如《世界知识》和《妇女生活》之类的月刊或半月刊等。这家书店位于汉口交通路上，与一爿文具店相连，面积不大，但其楼上是汉口交通旅馆。从上海生活书店调来的书店经理顾一凡就住在楼上。顾一凡思想也很进步（后来也加入了中共），他在书店楼上交通旅馆的房间便开始作为读书会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汉口交通路上的生活书店，网图。

此时，因陆续参加这种读书讨论式聚会的人比较多了，父亲与何伟他们便将这种不定时的读书讨论式的聚会起了一个名称，叫作“读书会”。汉口读书会主要由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为主组成。蓝乃真因汉口慈幼院事情太多，住得也较远，这时来得少了。成庆生则因工作生活都在武昌，离得也远，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也不是很多。

华中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华大学的学生以及何伟和黄心学他们任教学校的那些女中学生则时有参加。李锐那时在武汉大学读书，叫李厚生，“一二・九”运动后也时常参加。我父亲也常介绍大智门公益会的年轻工友参加。这些工友中也有蓝志一布道的汉口慈幼院长大了的孤儿，他们后来也有人参加了抗日和共产革命。这样，参加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是1936年年底，在何伟在南京被捕之后，顾一凡在汉口也被逮捕并入狱，甚至还曾被有司控告与时任湖北省长的杨永泰被杀案有关。“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战，因无任何犯罪证据，顾一凡才被释放了。其实在那之前，也即得知何伟在上海被当局逮捕消息后，经黄心学和父亲商量，为防止出现更多的损失，汉口读书会活动就已经停止了。

如果从1934年秋算起，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组建的汉口读书会前前后后大约运作了近2年时间。当时的汉口读书会凝聚并团结了一批思想比较左倾和激进的年轻人，也为1936年春兴起的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武汉各界救国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武汉党史网介绍，何伟于1935年夏，“在汉口生活书店结识书店经理顾一凡和读者光未然、孔罗荪、史略、何功伟等，一起组织读书会”。这个记载大致符合历史事实，只是读书会组建的时间并非1935年夏，而是1934年秋或冬。而且，武汉党史网提及的这些读书会组建人员名单还少了黄心学。还有，父亲与何伟并非结识于汉口生活书店，而是早在1932年夏秋时期就认识并成为好朋友了。

父亲曾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到过武汉党史说的这些人的姓名。比如光未然。光未然是笔名，原名叫张光年，是闻名遐迩的《黄河大合唱》组诗作者，当年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读书。孔罗荪当时可能在汉口一家报纸任副刊编辑，1938 年4月曾与周扬一起成为当时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候补理事。何功伟当时则是湖北省立高中的学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工作了，并没有参加多少读书会活动，2年后的1937 年年底才回到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区委书记，1941年被捕并被杀。其实，相比于何功伟先生，那时候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李锐先生参与读书会的活动可能还多一些。

说到汉口读书会就不能不提到黄心学，因为他与父亲一样始终是汉口读书会的核心成员之一，或者说，汉口读书会就是在何伟、黄心学和父亲为主的几个老朋友互相之间多年来持之以恒交流读书心得的基础上才得以逐步形成并最后组建的。武汉党史记载汉口读书会的组建者少了黄心学显然是不妥当的。然而不幸的是，黄心学早在1950 年5月就因病于中共中南局组织部门负责人任上去世了。另外，父亲在汉口参与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还叫史金缄。史略之名是他在3年后的1937年秋在武汉与胡绳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才改用的。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何伟、黄心学和父亲等人创办的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得知消息后，在讨论时一致决定应该做些什么以响应北平的学生。1936 年春，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的消息传到了武汉，读书会成员也开始为在武汉成立类似组织做准备。

这时，北平“一二・九”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李家栋（也叫董毓华，董必武先生的侄子，中共党员）到武汉来串联，听说了汉口读书会，就找人与何伟联系上了。于是，他们很快就以读书会为核心先行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主要成员就是何伟、黄心学、成庆生等十多个大中学教师，还有武汉《大光报》几位编辑（他们也曾参与过读书会活动），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

据父亲回忆，武汉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那天是在汉口《大光报》所在地（即汉口特三区鄱阳街 34 号，距父亲工作的天泰纸庄不远——汉口特三区原为英租界，1927年被国民政府收回，设立了汉口第三特别区，简称特三区）开的会。《大光报》一位副刊编辑（不知是不是孔罗荪？）作为东道主代表也参加了。成立大会上，何伟还激情四射地做了一个很有魅力的演讲。

后来，在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之外，何伟和父亲他们学习上海做法又成立了武汉职业界救国会。而这个界别的救国会主要就是父亲去鼓动和组织的（当时武汉其他界别的救国会还有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和武汉妇女界别救国会等，后者也是由武大女学生组成的）。那时，父亲找了大智门公益会的一些工友以及他认识的其他公益会、救火会职员，加上蓝乃真和成庆生及读书会其他成员推荐介绍的几位其他行业，如银行和慈善组织的职员等职业代表一共20多人，然后共同起草和发布了一份文告，汉口职业界救国会就算成立了。父亲成为这个武汉职业界救国会的理事。

但此后这个职业界救国会好像并没有组织什么像样的活动，也没有发行什么出版物进行宣传。父亲没跟我们说过有关这个职业救国会开展了什么活动，我也没有查到有关汉口职业界救国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反观武汉文化界救国会和武汉学联，倒还出了一些用蜡纸钢板刻印的非正式宣传品进行宣传。但这些界别救国会的成立也为武汉市各界救国会的最终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各界救国会代表推选，何伟任武汉市各界救国会执行理事。

在武汉各界救国会组建成立之后，大约是 1936 年4-5月间，何伟来到父亲住处跟父亲说，他要去上海，是联系有关成立全国性各界别救国会的事情，并且说，他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去再去找一下中共党组织，只是不知道能否找到，而且手头有些紧。父亲闻言二话没说就拿出了30块银元塞给了何伟。

在这之前，父亲也常常掏腰包补贴读书会的一些活动，但那都是他主动的，而这次何伟主动向父亲张口却是第一回。据此，估计此时的何伟作为武汉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显然已经辞去了他在圣罗以中学的教师工作，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当然也就没有收入了。

这年，大姐已经3岁，孙岫云也一直在家没有工作，父亲虽说薪水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除了养活老婆孩子，仍须补贴泰州家里，那时祖父母都还在，父亲还有好几个弟妹尚未成年，还得读书，老家生活比较拮据。可以说，父亲自己的家庭生活也远说不上富裕。当时这30块银元于父亲而言确实不算小钱。但是何伟只要需要，父亲还是一点也不犹豫的。由此亦可见，父亲那时与何伟的友情之深以及其对抗日和共产革命的态度。

一个多月后何伟就从上海就载誉回来了。此时他的身份已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了，名气也大了许多。当时一些报刊都对此作了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一大胜利。比如，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上说：“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1936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那年2月，中共根据前一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精神，由红一方面军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开始东征，虽有小胜但很快受挫，国民政府又调集了10个师的兵力准备围剿中共当时立脚未稳的陕甘根据地。后来到年底又发生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中共及其红军才最终摆脱了困境。

此时日本策划的华北事变以及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更是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促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也让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处于极度困难时期的中共看到了日本咄咄进逼下国内民意的巨大变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从原来苏维埃割据和打通西进通道转变为联合抗日。这也迫使国民政府逐步收敛并最终停滞了其对长征到陕北的中共及其红军的围剿和镇压。

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制定公布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也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国民政府结束了训政，开始还政于民。这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和举国抵抗日本侵略打下了宪法基础。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70余人出席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和邹韬奋等 40多人。而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以及何伟等14人则为常务委员。

此时的何伟从武汉华中大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和教会女中的一个青年教师，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成为武汉各界救国会的代表并与前述的那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全国知名人物比肩，也确实了不起。要知道，那年何伟年仅26岁，也是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中年纪最轻的人。

父亲也觉得那段时间何伟比以前忙得多了，当然他们见面也比以前少了很多。父亲回忆，那年，也即1936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具体时间父亲记不清了，只觉得那时还很热，何伟满头大汗但显得很高兴地跑到家里来找父亲，悄声对父亲说，他已与中共联系上了，接上了中共党的组织关系，自己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然后，他又问父亲想不想入党。父亲说他当时觉得消息突兀，就犹豫了一下说，当然想啊，让我考虑一下怎么安排我的家人？何伟见状就说不着急，过一段时间再说也好，到时候我找你。父亲这次没入党。

父亲生前曾回忆说，那次在加入中共问题上之所以有点犹豫未决，主要是感到突兀，甚至有点不大相信。因为前两年何伟还是华中大学学生时，就常说他参加过共产革命并与中共有过接触。但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这几个好朋友听后，谁也没将此话当回事，估计是都不太相信。因为那时候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心目中，加入中共就意味着抛弃家庭，辞去工作，去做一个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的职业革命者。

这次他从上海回来后见到父亲时突然严肃认真地低声告诉父亲自己就是中共党员——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父亲有点吃惊了，因为两个多月前何伟还曾因要去上海没钱来找过父亲，现在不仅说他自己已经是中共党员，而且紧接着就说他要发展父亲入党。一听之下，有家有小的父亲感到有点儿突兀也是符合人之常情，此时就立即答应作这种决定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其次，父亲也想到，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何伟不同，自己老婆孩子都在身边，泰州老家还有七、八口人需要他这个当老大的不间断地接济。想想也对，在我父亲看来，那时入党就意味着自己要舍家赴难献身共产革命，一般人总得想一下家里事怎么安排吧。

后来父亲才知道，何伟那次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各界救国会组建大会并当选为救国会常务委员后，又曾悄悄地从上海辗转到了天津并在那里通过中共北方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在武汉还没有建立任何党组织，而中共长江局则成立于1937年底）。在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回到武汉后，何伟与其他两位分散在武汉的党员（即习东光和王锡珍，王锡珍也叫陈约珥）成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任书记。

但经考证，那时中共北方局似乎并没有要这个中共武汉临时工委在武汉发展党员的既定计划。可见，父亲那次没有加入中共并非完全是其主观原因造成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何伟那天告诉父亲自己已是党员并问父亲想不想入党，也许仅仅是一种试探，更多的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友情和关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顺口一说而已。这么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

比如，何伟的另一个好朋友、与何伟同住一起的黄心学也与父亲一样，都是一年多之后的 1937 年年底和 1938 年年初时分才先后入的党。那时，黄心学与父亲都是何的最好朋友。如果要发展党员，何伟不会厚此薄彼。何况当时何伟所在的武汉党组织只是一个刚成立的临时工委，而根据当时中共组织原则，一个临时工委一般是不会有发展党员任务的。当然，以上都是笔者个人的猜测与分析。最终还须以日后公开披露的史料为据。

父亲这次入党未成的事儿虽然只是一段经历，但似乎却在冥冥之中暗示着今后父亲在党籍这一所谓的政治生命问题上可能会遭遇不顺。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确实被他的这个党籍问题折腾得够呛：不知为何（暂且这么认为，后文将仔细叙述），父亲当年从湖北大洪山辗转去延安时，他的党组织关系居然中断并衔接不上了。而且，阴差阳错，其党籍直到抗战结束也始终未能获得认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几个月后，1936 年秋冬之际，已是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书记的何伟又一次单独来找父亲，还带了一张纸条交给父亲，说他准备去南京和上海执行一个任务，要父亲好好保留这张纸条，不要给任何人看到。纸条上都是些父亲不认识的符号。父亲知道这张纸条很重要，在何伟走后想了一下，就把它折叠起来插到自己书桌抽屉内层上方的一条木缝里。从桌子上看不到这个纸条，拉开抽屉，因角度不同，如果不是蹲下来望里面瞅，也是看不到的。

在何伟第一次问及父亲要不要入党后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已想好家事安排，也下了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那次见面时，他就对何伟很正式地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请你介绍吧。”何伟听了非常高兴，就说，好啊，等我回来后就介绍你入党。

父亲还记得，何伟那次来找他说要去南京是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来的。因为平时何伟不是学生装就是长衫，是很少穿西装的。谁知这一去，何伟竟然也被国民党逮捕下狱，而他们两人的再见面就是来年9月份了。其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上海也已经沦陷。

何伟那次离开武汉东去上海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设法营救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那七名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即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和史良。因为被捕的这七人都是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所以世称“七君子”事件。没想到去营救他们的何伟自己也在上海被逮捕，并被送到南京的监狱里关了起来。

何伟的被捕不仅让读书会活动停止了，也让刚刚兴起的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因群龙无首而陷入了低潮。这消息是黄心学来找父亲时说的。父亲听了很吃惊。经与黄心学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暂时减少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活动。这样一来，很多原本可以公开举行的抗日活动也都偃旗息鼓了。此时父亲除了继续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几家纸庄做他的秘书和会计工作外，与黄心学暗地里还经常来往，打探有关何伟的消息并交换一些抗日活动的信息。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

也有资料说，那段时间里习东光与王锡珍这两位武汉临时工委委员曾与一些进步学生和人士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甚至还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并发展过党员。但这个说法显然不确。因为根据当时的中共地下党之党纪规定，他们自己的党员身份未经临时工委书记许可，无论遇到怎样情况都必须保密，而他们的工委书记何伟那时已经被捕。所以，那个所谓的武汉临时支部尽管有他们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但因他们得根据党规必须对自己地下党员身份保密，而且其他人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可见上述这个武汉临时党支部即便传闻有过诸如发展党员或入党宣誓之类的活动，但因其属于自发性党组织，均作不得真。另外根据常情，作为工委书记的何伟被逮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工作肯定会处于停顿状态而不可能如那些资料传说的继续活动甚至还发展党员。当然，这也是撰写此文时的一个顺便的考证，仅供参考。

到了第二年，发生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日军进攻宛平县城，国民政府第29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那年的七月中旬，中共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天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提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七月底，平津沦陷，南京政府宣布具保释放七君子，然后大赦政治犯。在中共运作下，何伟也很快回到了武汉。

何伟的归来，不仅给武汉的抗日和共产革命带来了新的活力，父亲的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生涯也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