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国内】《孔雀》

《孔雀》是顾长卫执导的首部长片电影，之前早已凭借出色摄影蜚声国际的顾长卫更因此片荣获当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电影中顾长卫不仅发挥出其在摄影方面的深厚功底，在剧情叙述结构安排上也表现出大师水准。

据说该片原本计划有四个小时的时长，迫于国内放映政令最后删减为两个多小时，至今我们都没能目睹其另一半的真容，公映版本很明显做过改动，描述一家三个孩子如何长大成人立家时其中姐姐只有青春时的几次冲动，弟弟也只交代婚后生活，这样缺失一前一后的两个人生轨迹不可能拼凑出完整背景信息。唯一算得上完整叙述的人物只有哥哥一个人，甚至也只有他以部分正面形象示人并最终拥有幸福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以哥哥“高卫国”这一角色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尝试剖析出编剧和导演想要表达的隐晦思考。

付出多年精力打磨《孔雀》剧本的李樯甚至在最明显的地方就向观众提示了创作意图，在影片被剪掉近一半内容的压力下剧中主角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故事以“我”作为讲述者展开，“我”就是剧中弟弟高卫强，哥哥名字叫做高卫国，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父母会这样给孩子取名字。不难看出卫国、卫强取义“国强”，这寓意来自“国富民强”。之所以说这两名字有着“莫须有”的罪名是因为在影片里国既不富民亦不强，两兄弟在片中大多时候都表现出消极低沉形象，可见此处若不是编剧有意给观众留下解读入口的话大可胡编乱造一个张三李四。

影片以“我”即弟弟高卫强做为旁白叙述者，点明这是发生在七八十年代某个北方县城里一个工人劳动家庭的故事。哥哥高卫国小时候得过脑病影响到智力发展，在乡里邻居看来就是一个“傻子”，但是父母从未对他失去过信心反倒更加悉心照料呵护备至，二十几岁体态臃肿肥胖心智还如孩童般幼稚，近乎溺爱式的倾注使得弟妹俩人心灵上对家充满失落感。哥哥高卫国学骑自行车要在身上缠着布条一家子人搀扶，就像贵家子弟蹒跚学路一般。过年的糖果他要分到最多，母亲还要求按老规矩每人多给他一些，弟弟百般不舍拿出四颗给他转身看到哥哥高卫国把糖果拿去喂鹅，终于在哥哥使自己在同学面前丢尽颜面之后买来耗子药企图毒死这个家庭累赘。

然而高卫国即使贪婪，懦弱，愚蠢，无知，任性爱闯祸，但是其内心始终保持着善良，友爱，关怀，宽容，大度。他在同事威逼利诱下干着三个人的活只为父亲挣一包香烟，他会买上一只烧鸡向欺负自己的朋友道歉，也会在下雨天给弟弟送伞。由此可见高卫国是个天性偏善心思纯真简单的大孩子而不是坏心眼，他身上的缺点以及别人对他厌恶皆因一场脑病，这场病使他行为不太正常了。

第五代导演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混乱不堪的国家动荡，这些记忆就像鲜红滚烫的铁浆印铸在那代人心灵的沟槽里难以磨灭，李樯长期的基层生活使得对社会变革极为敏感。《孔雀》的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文革时代”。在这时国家虽然暂时恢复了平静安定，但是在还没来的及好好反思过去错误的时候又要面对如何向前走的问题。剧中姐姐和弟弟阴郁沉默的性格正是这个时代交替又停滞不前所造成的。

高卫国所生活的年代物质条件并不优越，在所有剧情出现的人物中亦是找不到第二个体型和他相当的，不比现如今肥胖司空见惯。弟弟拿着粉笔不停地擦一双旧布鞋使它看起来新一点，给了姐姐一块私藏钱姐姐说他真有钱。可见导演在多处描述着物质匮乏来与高卫国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造成高卫国体态臃肿的原因是其不加节制的饮食，这和弟弟妹妹渴望多留一颗糖果形成了强烈反差，他并未认识到家境清贫而在父母的一贯迁就之下肆意挥霍，“胖”在那时还是穷苦人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体态。

高卫国幼稚天真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心理很好地反映出了五六十年代普遍的国民意识倾向——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物质条件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这不由地让我们想起在那个全方面“大跃进”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又一个体现国家财富丰富的卫星新闻，“稻谷亩产一万斤”，“毛驴拉不动一根胡萝卜”“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等等。在这些幼稚心理的驱使下很快所有中国人都“长胖”了，公社里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大锅饭，日子每天都像过年一样红红火火，入不敷出很快整个国家空虚地只剩下躯壳。高卫国就是那时“长胖了”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体态臃肿外强中干，行动迟缓思想愚昧，以致高卫国学自行车时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们的国家在那时何止只是摔了个跟头那么简单。

前面已经说过高卫国是因为小时候得了一场脑病才变傻的。一个人身体最重要的部位就是大脑，它是主导所有躯体运动的信号指令发出者，同时它又集中着个体全部的精神内核，智力、感情、思想都在大脑这个核心部位里产生交替输出，所以当一个人大脑生病的时候会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延伸下去我们可以思考当一个国家生病的时候又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更何况得的是像高卫国一样严重的病。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知道弟弟高卫强最后成了吃软饭的小白脸而原来傻气的高卫国娶了农村出身的瘸腿媳妇之后分出去单独住，小生意越做越红火。之前已经说过了高卫国这个角色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其婚后生活该如何与时代契合？其实这里是个很明显的指代。中国真正结束文革动荡拨乱反正走上正确的改革发展之路正是从那个瘸腿的农村媳妇开始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破冰之举迈出了举国上下埋头实干务实创新的新时代步伐。做了小买卖之后的高卫国一改之前幼稚无知勤勤恳恳靠双手劳动换来幸福美满生活。

很显然我们可以在姐姐高红身上印证如上所述。她是个敢于追求理想的现代化女性，自制了蓝色降落伞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奔跑。但是事实是残酷无情的，她的降落伞只能绑在自行车上在平地里鼓捣而不是自由自在如仙女般从天而降。为了摆脱死寂家庭和冷漠亲人她做过很多努力，然而以伞兵队长、文艺团老干部、局长司机这些有着相似阶级性质群体作为改变人生的救命稻草，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电影是以三兄妹的三个家庭在动物园欣赏孔雀作为结尾，孔雀最后在游人散尽之后静静打开羽冠。这个孔雀开屏的长镜头使电影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留给观众广阔的思考空间，笔者在此不想做更多解读，毕竟此时三兄妹寥寥数语的对话早已道尽十年人生心酸历程。

《孔雀》的成功在于用白描化的电影语言以及朴实无华的影像质感记录了一个中国式家庭的成长，在这如涓涓细流般讲述中无形地描绘出一个时代的变幻，此刻导演手中把持的摄影机就像一座巨大的显微镜，一帧一幅细致入微解剖观察着构成中国巨人的微小细胞，梳理这些细胞组成的时代脉络，娓娓道来一段几乎快被忘却了的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