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风流一东坡
◆文 / 王文正
世人爱东坡,爱他的多才多艺、多姿多彩,爱他的光风霁月、海色天容。在世人眼里,东坡浪漫而深情,诙谐又有趣。他的一生虽然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他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有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他属于天空,却从未脱离大地。再过千年,东坡依然会在。
苏轼画像
嘉佑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中原地区正是大地冰封,一片萧索。黎明时分,开封到凤翔的官道上,一对兄弟乘马并辔而行——弟弟要送哥哥去凤翔上任,依依难舍。然而,从开封到郑州西门外,他们已经在寒风中走了140里地,必须要分手了。
5年前,兄弟两人赴京赶考,途经渑池,在一个名为“凤闲”的僧舍留宿,哥哥还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这次出任凤翔籖判,哥哥再次经过此地,却发现当年僧舍的老僧已死,题诗的墙壁也已破败不堪,而曾经一起来此的弟弟,也难以再经常相会。他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时光的迁延不驻和人生的变幻无常,正如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里留下几个爪痕,不久就又各飞东西,杳无踪影。感慨之下,他写了一首诗:
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鸿飞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哥哥名叫苏轼,字子瞻,弟弟名叫苏辙,字子由。他们与父亲苏洵一起,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中,一门父子三词客,中国的文学史上,他们一家人风光尽显。而苏轼——人们更喜欢亲切地称其“苏东坡”,更是中国文化天空中最灿烂的星辰之一。他写上述《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时,年仅25岁。这也是他一生数千首诗作中,第一首广受好评且流传久远的诗。
苏洵画像
苏辙画像
这次苏东坡上任凤翔籖判,是他仕途的起点。在此后整整40年的人生里,他历经宦海沉浮,足迹踏遍整个中国。居庙堂之高,他忧心社稷,坚持真理;处江湖之远,他为民请命,关心民瘼,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官僚知识分子,他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
政治家:不合时宜 为民请命
苏东坡一生的政治生涯,都与王安石有关。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东坡与苏辙两兄弟是宋仁宗眼中未来的“太平宰相”;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因反对变法而遭迫害,锒铛入狱;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一度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然而由于他反对司马光尽废王安石之法而再次外放;在晚年,苏东坡虽有高太后的垂青,但哲宗上位后,他再次受到打击,远谪惠州、儋州,最终在北归途中逝世于常州。
王安石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生涯。
从政治生涯来看,苏东坡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两大循环,那就是在朝——外放——贬谪,在朝——外放——贬谪。在朝时,其基本的政治态度可以说是“不合时宜”,即当局保守时他希望变法,当局变法时他倾向保守;而在外放和贬谪时期,他能尽全力为地方上的百姓办事,其基本的为政态度可以说是“为民请命”。
嘉佑二年(1057)东坡考中进士并开始走入仕途,直到治平三年(1066),他返回故乡为去世的父亲守制丁忧,这10年时间,苏东坡基本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变法。嘉佑六年(1061),仁宗皇帝亲自主持制科考试,苏东坡所写的《进策》(包括5篇《策略》、17篇《策别》和3篇《策断》)中,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丰财,他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强兵,他主张“深戒用兵”;择吏,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苏东坡学养深厚,极论国是,再加上一腔热血,痛快淋漓。他与弟弟苏辙的对策都给宋仁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考试结束后,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登科之后,苏东坡也慷慨激昂地说道:“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宋仁宗
然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了熙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绝对信任和完全支持下,开始实施以“聚财”和“整军”为主要目的的变法运动,其中包括青苗法、免疫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王安石骤然实施的变法措施,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苏东坡免丧回京后,也倒向了反对变法的一边,并向神宗进言,批评变法运动“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宋神宗
苏东坡此时反对变法,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有他思想上的原因,比如他反对法家,认为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人所操的都是“破国亡宗”之术;还有他个人情感的原因,比如反变法派的阵营中,有他的恩师欧阳修和他所崇敬的富弼、韩琦等元老重臣,而变法的主持人,曾是父亲苏洵痛骂过的(苏洵曾写《辨奸论》一文,痛骂王安石),而王安石也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他不待见苏东坡;当然更有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实施当中,弊端逐渐显露等原因。因此,苏东坡在熙宁四年(1071)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皇帝书》,对新法逐条批驳,完整系统地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
苏东坡大胆率直的批评,最终导致了当权的变法派对他的不满。熙宁四年7月,他被迫外放杭州做通判,此后又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等知州。由于苏东坡在外任期间,不断地对变法持批评与嘲讽态度,最终他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陷害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在那里,他达到了自己文化艺术上的高峰,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诗词散文以及《寒食帖》等书法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
司马光
随着王安石的致仕和神宗的驾崩,朝廷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高太后起用司马光等保守党进入权力中枢,苏东坡也一度仕途亨通,青云直上。然而,司马光尽废王安石的变法,又引起了苏东坡的不满。苏东坡认为,新法的某些条款,比如免疫法实行10多年来,效果确实比变法前的差役法进步,“法无新旧,以良为是”,不应该因为王安石是政敌,他做对的部分也要废掉。然而,司马光坚持己见,尽废新法。此后朝廷再次陷入了洛党、蜀党、朔党、新党的党争之中。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政治局势再次急转之下,苏东坡开始了又一轮的外放与贬谪,他先后知守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继而再次遭贬到惠州、儋州,最终死于从儋州回归中原的路上。
宋代的上层政治,强调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与牵制,这就使得那些为官者,很容易陷入朋党之争,难有作为。宋初的“庆历新政”、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先后失败,都与这一点不无关系。具体到苏东坡个人来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创作上,在朝时的苏东坡都少有建树,反而是在颠沛流离的外任地方官和贬谪期间,他不但颇有政绩,也创作了大量不朽的篇章。在密州,他组织民众抗旱灭蝗,追捕盗贼;在徐州,他领导抗洪,救穷济苦;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长堤;在颍州,他购储粮食,赈济灾民;在扬州,他废除花会,宽免官税;在定州,他训练乡民,严整军纪……在做地方知州时,苏东坡尽最大努力关心民瘼,实践了儒家知识分子“致君尧舜”“为民请命”的理想人格;在身为贬官的穷途窘境中,他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当地造福百姓。比如在黄州,他写信给老友朱寿昌,革除鄂州一带溺死女婴的恶习;在惠州,他辅佐当地官员修建东江大桥和西湖西桥;在儋州,他劝告农民爱惜耕牛,垦荒种植,还讲学布道,移风易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东坡晚年写的一首自嘲诗。苏东坡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风大浪。这种起落沉浮的人生,固然不符合中国世俗社会对于“幸福”的定义,但也只有这样的人生,才使其拓宽生命的宽度与深度,从而成就一个文学艺术的天才。
文学家:韩潮苏海 文学大家
苏东坡文章才华的第一次集中展现,是在他20岁时的省试上。
嘉佑二年(1057),由礼部主持的一次省试,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欧阳修和国子监直讲梅尧臣。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十分厌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揉造作的文风,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并利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机会,树立新的评文标准,以刷新文风。
苏轼参加了这一次考试。其中一道策论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20岁的苏东坡仅用600余字,阐明了他以仁治国的理想。他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必须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在苏东坡看来,为国者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苏东坡此后的一生,尽管几度沉浮,坎坷多难,却是初心不改,一直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欧阳修
这篇应试文章也展示了苏东坡善于读书、灵活不拘的思维方式和行文风格。苏东坡进士及第后,与欧阳修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缘。一日,谈话之间,欧阳修问东坡:
“你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尧帝之时,皋陶为司法官,有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里?”东坡与恩师开了个玩笑说:“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东坡走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重读一遍,却依然没有找到这个典故。下次见面,又问东坡。
东坡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绍之子袁熙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我也是以尧帝为人的忠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赞叹。事后,他多次与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对于苏东坡这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他曾兴奋地将苏东坡写给他的信给梅尧臣看,慨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此人,放他出一头地。”不出欧阳修所料,在他去世后不久,苏东坡便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领袖,其声望远超其恩师。
苏东坡是有名的古文家。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占6家。这6家之中,苏东坡无疑是写得最好的。在40多年的创作中,苏东坡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超然台记》《石钟山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方山子传》等大量的尺牍散文、传世名篇。
苏东坡的古文在当时就受到了士子的推崇。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说作文言辞,只要按照苏文体例、文风,在社会上就比较吃得开,往往功名顺畅,自有羊肉可吃。在这样的风气下,有人甚至逐篇研究东坡作文之法,以资学习。如宋代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总结苏东坡的《范增论》一文说:“此事东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减不得,句句有法,字字尽心。后生只熟读暗记一篇,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下笔作论,必惊世绝俗。”宋代以后,苏东坡的古文更是成为文人学者们学习的对象。清初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是近400年来最为风行的古文选本,选编了自东周至明末具有代表性的文章220篇,其中苏东坡的作品就有17篇,在数量上仅次于唐代的韩愈。
苏东坡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27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佳作。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到“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从“此生此也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到“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千百年来,凡是有华人、有汉字的地方,就必有苏东坡的诗文相伴。
苏东坡不仅诗歌创作丰盛,更重要的是他在前无古人的唐诗高峰之后,创造了“宋调”。中国诗歌史上,“唐音”与“宋调”并称,是诗歌艺术表现的两大系统。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有神韵,最好的代表是李白、杜甫;宋诗见心思,最好的代表便是苏东坡。
宋调的建立,离不开苏东坡和“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人之诗。与唐代知识分子相比,宋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诗人”,而成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结合,是融才子、学者和官僚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苏东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丰富的学问与哲思融入诗歌中,有别于唐人青春少年蓬勃热情的气质,更像是沉着理性的中年智者。
如果把词这一文学形式也列入广义的“诗”,就更能凸显苏东坡的伟大与多才。词为诗余,在诞生之初被视为诗人的游戏之作。从晚唐经五代到宋初,虽有李煜、范仲淹等人的极力拓展,却始终未能摆脱绮丽柔靡的风格。一直到苏东坡,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豪放一派才算真正形成与成熟。可以说,千年词史豪放与婉约派的分野,是从苏东坡开始的。
苏东坡在词方面的创作,与三个城市有关:杭州、密州、黄州。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始任杭州通判,受湖州词人张先的影响开始大量作词,并趋向成熟。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离开杭州赴密州任知州。正是在密州,苏东坡翻开了词史崭新的一页。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熙宁八年(1075)10月,苏东坡在祭祀常山庙归来途中,与同僚们举行了一次会猎。此后创作了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苏东坡豪放词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首豪放词。它慷慨激昂,纵横奔放,如长江大河,一瞬千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激荡着一股旺盛的青春活力,是一首别开生面的词作,可谓千秋第一壮词。苏东坡雄视千古的词坛霸主地位由此得到确立,豪放派真正杀出了柳七的重围。同样在密州,苏东坡还写了另外两首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均成为东坡乐府的代表作,同称为“密州三曲”。
在苏东坡的文学地图上,黄州更是重要一镇。谪守黄州期间,苏东坡豪放与旷达的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了豪放派的高峰。《念奴娇》(大江东去)气势恢宏,雄伟壮阔;《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放浪不羁,超迈高蹈;《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浪漫多情,清新迷人……
苏东坡一生创作了300多首词作,创立了词史上的豪放派,在他身后,张孝祥、辛弃疾等人将他的词风继承发扬,最终使得“词”这一文学形式,在柔靡宛转之外,有了一种阔大高远的气象。
艺术家:书法绘画 独占鳌头
2018年11月26日,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特别策划的“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拍卖会上,被定为苏东坡的一幅绘画作品《木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以4.1亿港元落槌,总成交价高达4.636亿港元,约合4.117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拍卖纪录。而五年前,上海一位收藏家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耗资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得苏东坡一幅仅有九个字的书法尺牍《功甫帖》。
《枯木怪石图》
《功甫帖》
尽管在学界和文物界,这两幅作品到底是否真品还存在争议,但以如此天价成交,无疑是苏东坡文化地位的最好证明,也是当代中国人向千年东坡最真诚的致敬。
时间回到元丰五年(1082)的黄州。这一年,苏东坡在写下“赤壁词”和“前后赤壁赋”的同时,还留下了一幅伟大的书法作品——《寒食帖》。
元丰三年(1080)初,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侥幸逃得一命,被贬到长江岸边一个萧索的小城——黄州。在黄州的五年,是苏东坡最艰苦、最难过的日子,“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初到黄州,苏东坡叹写梅花的诗句,正是其心绪阴沉的真实写照。
转眼到了元丰五年的寒食节,这是苏东坡在黄州的第三个寒食。一场冷雨,从春节下到寒食,整个天地都浸泡在雨水中,一如东坡凄凉的心绪。他提笔写下: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苏东坡没有想到,他意绪沉沉之际写就的一幅书法作品,竟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时隔900多年,我们依然能透过力透纸背的书写,窥测到苏东坡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
《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作品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下图为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
清代梁巘在《评书帖》中总结前人书法的特点时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而苏东坡即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竭力“尚意”并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苏东坡在29岁时就确立了书法的“尚意”观点:“学书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格。”他反对拘泥古法,仅求形似。他曾经有个比喻,嘲笑了拘泥不通的愚人:
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苏东坡蔑视成法,并不是狂妄无知。相反,他对古代杰出书家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怀着崇高的敬意,他大量的题古跋帖可以佐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太懂得“法”的危害,往往使人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性。
《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作品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黄庭坚评价道:“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寒食帖》在书法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书家鲜于枢把它称为继《兰亭集序》《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这一赞誉得到后世的公认。而事实上,苏东坡《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赤壁赋》等书法作品也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论东坡的另一佳作《赤壁赋》时说:“此赋,《离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
对于自己书法作品的创造性,苏东坡本人也非常自信:“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甚至口出豪言:“此纸可以镵钱祭鬼,东坡试笔,偶书其上,后五百年,当成百金之值,物固有遇不遇也!”
黄庭坚尊崇苏东坡“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这一预言未出200年即得以实现,“宋代书法四大家”便以“苏黄米蔡”的顺序排列,而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在他死后不到50年,就被天下人视若珍宝了。
宋代的绘画史,也少不了苏东坡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的绘画以绚丽妖娆见长,而宋代的画作以高远萧散为胜。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只有到了苏东坡,文人画的理论才达到完善。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评价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徐复观说的苏东坡“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发生在苏东坡任凤翔籖判期间。当时凤翔的普门寺与开元寺,藏有王维和吴道子画的佛像。喜欢绘画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放过这观瞻前辈作品的机会,便经常到两座寺庙流连驻足。从性情上讲,苏东坡特别喜欢吴道子的雄伟奔放,而从审美趣味上,他又更推崇王维的诗画相通。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裣衽无间言。”
苏东坡认为,吴道子虽然能够精妙地描绘事物的形态,但还只是一名画匠;而王维则能突破形似获得神韵,这才是艺术家的手笔。
此后,东坡还多次评论吴道子和王维的画作。元丰八年(1085年),东坡作《书吴道子画后》,说: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而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东坡又写道: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成为东坡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千余年来,一直被引用不止。
《潇湘竹石图》局部
苏东坡流传到今天的另一幅画作,是《潇湘竹石图》。“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东坡知竹、爱竹,也善于画竹,“胸有成竹”这一成语亦出自于他。他说:“余亦善画古木丛竹”“竹寒而秀,木瘠而瘦,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苏东坡画竹,以他的表兄文同为师。文同字与可,曾任湖州知州,世称“文湖州”,他开创了“文湖州画派”,画竹以淡墨为叶背,浓墨为叶面,这种画法被苏东坡、米芾所延续。苏东坡说:“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
苏东坡的画作传世稀少,却得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并不待见苏东坡,但他在友人张以道收藏的《枯木怪石图》上写题跋时,也承认“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谈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霜、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
近代画家黄宾虹也在《古画微》一书中说:“自湖州画怪木疏簧,苏东坡写枯木竹石,胸次之高,足以冠绝天下;翰墨之妙,足以追配古人。”
生活家:美食医药 千古流传
杭州百年老字号餐厅“楼外楼”有一道名菜“东坡肉”,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道中国名菜。
“东坡肉”是苏东坡谪守黄州时发明的一道菜。当时东坡贬官黄州,“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生活日益艰难。吃不起羊肉和牛肉,苏东坡只好在价格便宜的猪肉上下功夫。
苏东坡有诗描述“东坡肉”的烹制方法:“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焰烟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如此烹制的肉,肥而不腻,入口香糯,酥烂而形存,美味无比。
数年之后,苏东坡知守杭州时征用民夫二十万工,疏浚西湖,筑造苏堤。端午节时杭城百姓抬猪担酒给东坡拜节。苏东坡盛情难却,命人将猪肉切成方块,按照他在黄州摸索出的方法,加以烹调,送到工地,分发给浚湖的民夫。从此,杭城百姓学会了这种烧肉法,杭州多了一道流传经久的名菜。
东坡肉
“君子远庖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士大夫都精于吟诗作赋,却有意无意地远离柴米油盐。在这一方面,苏东坡不仅是一个“另类”,而且称得上是一个生活家。
除了“东坡肉”,苏东坡还制作了不少酒、羹一类,制作的原材料都是当地看不起或者非常便宜的,但做出来后都非常好。无论多么艰苦的条件,苏东坡都不曾放弃生活美好的一面,积极为日常生活平添一些趣味。直到今天,川菜谱里有“东坡肘子”,黄州有“东坡饼”,海南有“东坡羹”,这些美食虽然未必真的都是东坡创造,但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与美食的关系。
除了美食,与苏东坡有关的日常,还有“东坡帽”。这或许是苏东坡一时兴到,把五代时便出现的一种帽子,改造做成桶高檐短的形状,但只因这种帽子是戴在苏东坡的头上,便产生了名人效应,流行起来,人们为其取名“子瞻帽”,甚至在当时的戏曲里也时有出现。
东坡苙
除此之外,说苏东坡是一个医药家,似乎也不为过。
元佑五年(1090),杭州因旱灾而爆发瘟疫,穷苦百姓得不到医治,天天有人病死。身为知州的苏东坡组织了一批懂医术的僧人,制作稀粥药剂,由官吏率领走街串巷,为民治病。他还自费购买了大量药材,配制“圣散子”药剂——这是他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命人在街头架起大锅煎熬,给过往的男女老少服用。
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结束。但苏东坡未雨绸缪,他拨出公款二千缗,自己又捐赠50两黄金,在杭州众安桥创办了“安乐坊”,延请医僧坐堂诊治,并将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僧人呈报朝廷,赐紫衣以示奖励。
苏东坡创办的安乐坊,是中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疗机构,它类似现在的医院,有医生、病房,也有管理人员,自己制药,收治病人。安乐坊每年配制“圣散子”,从立春后到春夏之交,免费向全体百姓发放。
苏东坡平时精研医学药理,经常与名医交流取经,注意搜集民间良方,并亲自加以检验试制。他写过一本《良方》,后人将此书与沈括的《良方》合编成《苏沈良方》。《苏沈良方》18卷,“拾遗”2卷,共20卷,收录了170余药剂,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医药书。《四库全书提要》说:
“宋士大夫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症治验,皆详着其状,凿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即有奇秘之方,世不恒见者,亦无不精妙绝伦,足资利济。”
东坡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以五行运行的理论,研究治病用药的基本规律。在给朋友庞安常的一封信中,东坡曾与之讨论“明目方”的原理。对于方剂,东坡还会根据自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正本清源,进行改良。比如世传的天麻煎方,用天麻、乌头、地榆、元参各五两,一般认为春天服用最好。但按照东坡的研究,此方本因四季的不同而加减用量,春天肝旺多风,天麻加倍;夏日阴气潜伏,增加乌头;秋季常泄痢疾,地榆加量;寒冬阳气潜伏,重用元参。乌头舂捣万数,就不再有毒。“依此常服,不独去病,乃保真延年,与仲景八味丸齐驱矣。”
苏堤
苏东坡是一个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乐趣的人,也在不断探索实干中造福百姓生活。比如在徐州,他派人勘探挖掘,在白土镇之北挖出了煤。至今徐州的利国矿、庞庄矿等都还在开采;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筑造苏堤,不仅清除了西湖的污泥,还打通了杭城南北的交通;在广州,他从山上砍了很多竹子,一根一根接成管道,把山上的水引到广州城,这恐怕是中国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在海南儋州,没有好笔墨,他与潘衡合作钻研,改造墨灶,采集优质烟煤,最终制作出了质量上乘的墨块,对此他非常得意:“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之用。”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深情遗爱 人间情怀
2000年7月,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连载了12位生活在公元1000-2000年的东、西方人物,其中有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日本女官紫式部等文人,他们被该报称作“千年英雄”。12位“千年英雄”中,中国人只有一位,就是苏东坡。
《世界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介绍了苏东坡的生平。这是它第一次以如此高的规格介绍中国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不必然地能够成为英雄或者伟人。一个被人类社会景仰并纪念的“千年英雄”,必然有他为人类更好的生活与生存所作的贡献与努力,也就是林语堂在评价苏东坡时所说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苏东坡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主要在他为地方官和贬谪期间。
熙宁年间,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时,密州遭遇蝗旱连灾,饥年欠收,盗贼蜂起,很多老百姓万般无奈下,只得抛妻鬻子。苏东坡一面率领民众抗旱灭蝗,捕捉盗贼,一面向富室大户劝捐,让他们拿出米粮用于收养被百姓抛弃的婴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此举就养活了数千个孩童。直到10年之后,苏东坡因知登州再次途经密州时,那些曾被收养的妻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州衙拜谢东坡,场面极为动人。
元丰年间,苏东坡谪居黄州。当时的黄州、鄂州一带,有一个残忍的陋习:一对夫妻只生两男一女,超过此数就将出生的婴儿放入水盆中溺死,其中对女婴尤其残酷,以至于这一带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许多男子不得不鳏守一生。
苏东坡听闻此陋习后,立即给老友朱寿昌写了一封信,恳请他利用鄂州知州的身份,出面革除残忍的陋习。
在信中,苏东坡指出,根据法律规定,故意杀害自己的子孙者,徒刑2年,这是朝廷命官必须执行的。苏东坡希望朱寿昌将此法律规定明确无误告知各县令和僚属,并要求他们也必须准确告知各地的保正,命他们将法律条文写于各村镇醒目的墙壁上,让老百姓看到。此外,苏东坡还建议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号召人们举报溺杀婴儿的户主,其奖赏的钱财则由触犯法律者以及左邻右舍和本地保正承担,理由是妇女怀孕长达10个月,村长邻居不会不知情。只有相互举报,严惩那些屡教不改的,溺婴恶习才会逐渐改变。
作为佛家的信徒,苏东坡还指出,“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他对朱寿昌说,如果你能使那些无辜的生命都能获得再生的机会,这种阴德比起昭雪那些含冤将杀的成年人还要胜过十倍。
《画苏东坡像》局部,元,赵孟頫
写完信后,苏东坡又将黄州几位热心于此事的人,组成拯救溺婴小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本人当时经济最为拮据,但也慷慨地拿出了十千钱,以示对小儿的关心爱护之情——那时苏东坡一家20口人,每月的用度只有4500钱。苏东坡的人道主义之举远不止这些。在杭州,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公办医院“安乐坊”,收治病人;在徐州,在洪水到来之际,他英勇抗洪,誓与州城共存亡;在颍州,他为了防止劳民伤财,极力反对开挖不实用的水利工程,并开放粮仓,救济灾民;在扬州,他停办百姓怨声载道的万花会,“不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
《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相比文化史上无数灿若星辰的知识分子,苏东坡是最具有人间情怀的。在中国,能够被称为“仙”的诗人,只有李白和苏东坡。但是,苏东坡的诗作,比李白更接地气,更被人民接受,因为苏东坡的心灵和情感,更多地与普通百姓意气相连。他的诗句写尽了:中秋之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西湖之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庐山之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长江之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饮酒,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喝茶,有“从来佳茗似佳人”。民以食为天,自有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饼……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说:“苏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在1000年前的宋代,苏东坡东到渤海登州,西至边境凤翔,南至海南儋州,北至要塞定州,足迹踏遍了当时的中国。如今,在眉山,在凤翔,在杭州,在密州,在徐州,在湖州,在黄州,在颍州,在扬州,在定州,在惠州,在儋州,在苏州……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纪念他的楼台馆所,文化遗迹。在文学史话中,在民间传说里,苏东坡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出场”最多的一个:他和政敌王安石的故事,他和僧人佛印的故事,他和歌女的故事,他和弟子秦少游的故事,甚至他和传说中的妹妹苏小妹的故事,从元明以来就广为流传。苏东坡的一生,对江山风月多情而浪漫,对世事人生旷达而泰然,朗然若星,灿然如月。中华文化中,将会永远回荡着他的绝代天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