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鹏丨东方朔《七谏》承袭《屈原列传》考论
注：本文发表于《云梦学刊》2021年第5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天鹏老师授权发布。
摘要：《楚辞》中所收东方朔《七谏》创作时间不明，而朔又与司马迁同时，则其《七谏》中所叙屈原事迹究竟承袭《屈原列传》还是各自而作，便显出不同的文献学价值。汤炳正先生以为东方朔未见《屈原列传》，故《七谏》与《屈原列传》之异多为东方朔之误。今比较二文，可发现《七谏》中关涉屈原之史事、史评、言语以及叙述顺序，与《屈原列传》都大量相同或相关，而这种相同非偶然可以解释，则知《七谏》应有承于《屈原列传》。如此，则知《七谏》之作大抵在公元前91年至前88年，而胡适、何天行、汤炳正诸学者关于《屈原列传》伪作或窜乱之说皆不可靠。
关键词：《七谏》；《屈原列传》；汤炳正；胡适
一、前人对《七谏》文献渊源之探讨
《楚辞》一书，除录先秦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外，尚有七篇为汉人所作，东方朔《七谏》位列其中。对这些作品，古来学者常从文学角度语带批评，致对其研究不甚深。汤炳正先生在《渊研楼屈学存稿》讲到这些作品时说：“汉人近古，对先秦文化的吸取与积累，都比我们的条件好得多。故从文化学、文献学来讲，它是一份珍贵资料。”〔1〕又举《九叹》《七谏》为例，并说“汉人作品的文献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对此，必须与文学价值区别开看”〔2〕。其说的然。
汤氏之所以强调这些汉人作品的文献价值，盖其对之有超于一般学者的深刻思考，其《楚辞类稿》于首篇即曰“试论《屈原列传》与《七谏》之异同”，正可见其立足于实践。而此文也是目前论说《七谏》与《屈传》文献关系之最详细者。
汤氏在“试论《屈原列传》与《七谏》之异同”中，所提出的论点、论据及整体的论证逻辑皆值得注意。其大体如下：
第一，从文献角度比较《七谏》与《屈传》，以观察二者之异。汤氏云：
举例言之，如《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而东方朔《七谏·初放》却云：“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彊辅。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东方朔这段话，跟《屈原列传》所言，显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3〕。
他认为，两文中对屈原出生、才智的认识大有差异，甚至在才智方面的认识可说是相反的。
第二，在《七谏》与《屈传》差异之基础上，探索原因。汤氏云：
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歧异，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造成《七谏》跟《屈原列传》或屈赋之间的歧异，据我多方考察的结果，认为主要是由于东方朔当时并未见过《史记》；而且他对屈宋作品的理解有时不免差错；当然，还有我们对《七谏》的误解所致。
我们知道，司马迁乃世掌史职的专家，而东方朔则不过是新起的“滑稽之雄”的辩者。《史记》是作者在实地调查与掌握大量典籍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历史，而《七谏》则不过是作者在自伤不遇的感慨中借古喻今的辞赋。而且，司马迁跟东方朔都处在武帝时代，其时《史记》尚未宣布于世，东方朔虽博览群书，却不可能见到这一伟大历史巨著而资以考校史事之得失。所以，无论从东方朔的出身来讲，或从其所处的时代来讲，对屈原的情况，他所认为的切实可靠的根据，除民间杂记之外，主要是当时已广泛流传的屈宋作品〔4〕。
其中重要论点有二。一、认为《七谏》与《屈传》产生歧义的原因，“据我（按：指汤氏）多方考察”主要是因为东方朔当时并未见到《史记》（按：即指东方朔未读到《屈传》）。二、《史记》（此暗指《屈传》）信息来源于司马迁的实地调查与对大量典籍的掌握上，而《七谏》主要来源于民间杂记、屈宋作品。
第三，比较《七谏》与屈赋异同，并将此与《七谏》同《屈传》之差异问题联合考察。其具体过程为，论证“《七谏》多本屈赋，亦常误解屈赋”，再推出“《七谏》与《屈传》之歧义多因对屈宋作品之误解”。
从汤氏论证可看到，其涉及三对基本的文献关系。一、《七谏》与《屈传》，他认为《七谏》不渊源于《屈传》，东方朔未见过《屈传》。二、《七谏》与屈赋，他认为《七谏》渊源于屈赋，并常有误解之处。三，《七谏》与民间杂记，他认为《七谏》有取于民间杂记。但是，就这三对关系的具体论证来看，考汤氏全文，他主要谈到的是第一、二两对，对《七谏》与民间杂记的关系，则并无论说。在一、二两对关系中，他正面论证的是《七谏》有取于屈赋，并举出了《七谏》中许多文辞来源于屈赋的例子，这种论证是有力的。但是，对《七谏》与《屈传》的关系，他却主要是反面论证，所举例子即《七谏》与《屈传》在屈原某些信息上的差异处，而其所作正面论证，则是“司马迁跟东方朔都处在武帝时代，其时《史记》尚未宣布于世，东方朔虽博览群书，却不可能见到这一伟大历史巨著而资以考校史事之得失”以及“据我多方考察”。其所谓“据我多方考察”，在文中并无具体呈现，故无实际意义；而说东方朔未见过《史记》，则颇可商榷，据《史记索隐》曰“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5〕，则朔不仅见过《史记》，且还为之“平定”；至于据《七谏》与《屈传》所载关于屈原的某些信息不同、相反，就更不能证明东方朔未见过《屈传》了，盖见之未必用之，用之亦不必处处相同。所以，东方朔究竟有未见过《屈传》，而《七谏》是否有承袭于《屈传》，这都有必要另做探讨。
本文以为，《七谏》在文献上应是大量承袭了《屈传》的，而这种文献关系可证明东方朔见过《屈传》。详论之如下。
二、《七谏》与《屈原列传》文献关系析论
《屈传》以叙事为主，而夹有议论，涉及了对屈原生平事迹、作品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七谏》虽为赋体，但其《初放》《沉江》两篇亦涉及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记载，并有评价之辞。这是两种文献可作比较的基础。今以《屈传》叙事结构为基础，分为三大部分进行对比。
先看第一部分，讲述屈原出生至被疏而作《离骚》，此为其生平第一次大的挫折，见表一。
这一部分中，汤炳正先生认为第1、2部分之记述与《七谏》不合，但何以不合，其解释角度则不同。其文曰：
“平生于国”的“生”当为“出生”之义，而“长于原野”的“长”当为“长育”之义。“生”与“长”，义相承接。古人称“都城”为“国”，乃是通训。“平生于国”，即谓屈原本来出生在都城；“长于原野”，则指后来又长育于原野。这当中，有个迁居的过程，已不得其详……可见屈原虽“楚之同姓”，而出生低微。初出生于都城，又辗转迁居，“长于原野”或系历史事实……而《七谏》又云其“长于原野”，亦不为无据〔8〕。
《屈传》说屈原为“楚之同姓”，而《七谏》称其“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前人认为有矛盾，汤氏则认同其差异而不视为矛盾，他认为东方朔之说不为无据、两种说法是可调和、可互补的。汤氏又曰：
《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为什么《七谏》却说他“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呢……但是“言语讷涩”又是从何而来呢？当然，《史记·屈原列传》，东方朔是没有看到的。因之，司马迁所叙述的“娴于辞令”的历史事实，他绝不会知道。故《七谏》所谓的“言语讷涩”，当从误解屈赋而来〔9〕。
他认为《七谏》“言语讷涩”是误，而《屈传》“娴于辞令”是历史事实，则显然以二者为不可并存之矛盾。汤氏又曰：
《七谏》有“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这也跟《屈原列传》所谓“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相矛盾……《九辩》中的“性愚陋以褊浅兮，信未达乎从容”之语，确为宋玉之“自谦”，而东方朔却采撷以入《七谏》，用以描述屈原，并把“褊浅”引申为“浅智褊能”；把“愚陋”引申为“见闻又寡”。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跟《屈传》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是毫不相关的〔10〕。
这也是以《七谏》“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与《屈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为不可并存之矛盾。这三个问题上的差异、乃至于矛盾，是汤氏支撑东方朔未见过《屈传》、《七谏》不承袭《屈传》的核心论据。
这部分中，《屈传》第1至6小段记事甚明，讲怀王因贪（贪秦国之地）误国一次、因馋（放张仪、入武关）失计两次、追悔（追张仪、死于秦）不及者两次。这些事件，对怀王自身及楚国国运都具有转折性影响，怀王因之而死、楚国因之而亡，但考其根本之因，仍在于怀王一意孤行或听信谗言，而忠直之言则不得进受。单看《七谏》对应部分，言辞笼统、情感泛泛，但若细致比较，亦可视为对《屈传》第1至6小段的概括。所谓“信直退”“尽忠”“虚伪进”可指向屈原与子兰、靳尚、郑袖、张仪等的斗争；“毁败”可指向怀王身死、楚国大败诸事；“务行私”可指向怀王的喜怒任己、一意孤行，“废制度”“去公”可指向怀王废弃楚国长期坚持的联齐抗秦的“合纵”策略、以及重贤去佞的统治之术等。还可注意者，《七谏》“追悔过之无及”一语，亦显从《屈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化用而来。
第7小段，是司马迁针对楚怀王诸失策之事所发之议论，与《七谏》对应部分比较，相似之处亦不少。一、《屈传》说“虽放流”，《七谏》云“将方舟而下流”。二、《屈传》说“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七谏》云“冀幸君之发矇”。三、《屈传》说“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七谏》云“愿悉心之所闻”。四、《屈传》说“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七谏》云“遭值君之不聪”。五、《屈传》说“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七谏》云“不开寤而难道”。六、《屈传》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七谏》云“不别横之与纵”。七、《屈传》说“（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七谏》云“听奸臣之浮说”。八、《屈传》说“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七谏》云“灭规矩而不用兮，背绳墨之正方”（“莫不欲”，即共同遵守者，即是“规矩”“绳墨”）。九、《屈传》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七谏》云“离忧患”“业失之而不救”。十、《屈传》说“此不知人之祸也”“并受其福”“岂足福哉”，《七谏》云“尚何论乎祸凶”。此所举十处，固已语义相同或相近，而在词汇层面，如“流”“冀幸君之”“悟（即寤）”“祸”等皆一致。至如“发矇”“不悟”“不开寤”“不聪（亦是承《屈传》第一部分中'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则显然反“悟”字而言，“祸凶”亦反“福”字而言。还应注意，这些相同之语义、词汇或相反之词，密集相会，而顺序亦大体一致。
综此部分之比较，《七谏》中文字承袭《屈传》第7小段可说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而推，则“信直退而毁败”诸语概括《屈传》相应部分，理亦可通。
再看第三部分，讲屈原在襄王世复遭谗言，流于江滨，见渔父，而后作《怀沙》，最后自沉汨罗以死，见表三。
这部分中，对比而观，《七谏》四句亦颇可与《屈传》相应。一、《屈传》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七谏》云“日渐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变容”，除皆言及容貌外，考屈原当时年龄，实亦符合“日渐染”一语。二、《屈传》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七谏》云“众轻积而折轴兮，原咎杂而累重”，前者有“世”“众”与“我”、“浊”与“清”之两层对比逻辑，而后者亦有“众”与“轴（以'轴’喻'我’）”、“轻”与“重”两层逻辑，其所反映的是非观也相同。还有，《七谏》此语，似亦化用“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三、《屈传》说“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七谏》云“赴湘沅之流澌”。四、《屈传》说“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七谏》云“怀沙砾而自沉”。可看到，《七谏》每一句话几乎都与《屈传》或语义相同、或逻辑相近、或词汇近似，且排列顺序大抵一致，则《七谏》此部分当亦承袭于《屈传》。
总之，通过以上三大部分比较，可发现《七谏》之《初放》《沉江》乃承袭《屈传》而成。只因东方朔作《七谏》乃一次新创作，其方法近于后世所谓“翻案”“夺胎”“换骨”，故而文章中取其义则变其词、取其词则变其义，遂使两者间文献关系昧于千载之下。
三、由《七谏》《屈原列传》文献关系引发之结论
能于文献上证明《七谏》承袭于《屈传》，其意义是巨大的，至少可由此而解决或推进三大问题。
第一，《七谏》虽为东方朔作，且于汉代便编入《楚辞》，但其创作时间始终不明。其不明者，关键即在不能弄清其作于《屈传》之前还是之后。今既知《七谏》承袭于《屈传》，则其创作时间宜在司马迁完成《史记》（即公元前91年）后。关于东方朔卒年，因史料不足，有定其下限为公元前88年者〔17〕，则《七谏》之作大抵在这三年中。当然，若司马迁完成《屈传》后便与东方朔观览，则《七谏》创作时间的上限便应提前。此外，《七谏》承袭《屈传》，也就说明桓谭所载东方朔见过《史记》是可靠的。
第二，可推进对《七谏》部分词句的训释，及对其主旨的理解。王逸以下，注家未晓《七谏》之《初放》《沉江》承袭《屈传》，故训释之时，难免有流于泛泛甚至误解者。如“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王逸注曰“言谗佞陈列在侧，则使君不聪明也”〔18〕，乃以“日月”比“君”，然考虑此话对应《屈传》“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则其未必不可指忠臣（或屈原）；又如“听奸臣之浮说兮，绝国家之久长”，王逸注曰“言君好听邪说之臣虚言浮说，以自误乱，将绝国家累世久长之禄也”〔19〕，其所言“虚言浮说”乃普泛之词，而“将”字则表明事件尚未发生，是对国家未来之担忧，然考虑此话对应的《屈传》段落，则其更宜明确为已然发生之事，而“奸臣之浮说”就是张仪、子兰、郑袖、靳尚诸人欺诈怀王之语。又如“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浅智褊能兮，闻见又寡。”汤炳正先生以为是东方朔未见《屈传》而误解，今考其既承《屈传》，则王逸以为“屈原多才有智，博闻远见，而言浅狭者，是其谦也”便有道理〔20〕。总之，《七谏》的训释和理解，可更多依傍《屈传》而落实。
第三，《屈传》之文，自顾炎武、梁玉绳以降，颇有疑其“乱序”“窜乱”乃至假造者。今知《七谏》承袭《屈传》，而通过对比可见其所承《屈传》主要结构与今本大抵一致。持“乱序”说者，主要怀疑“虽放流……岂足福哉”一段〔21〕，而持“窜乱”说者则疑“离骚者，犹离忧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放流……岂足福哉”两段〔22〕，今观《七谏》，知其所承袭之《屈传》中正有这两段，并且其承袭之语甚多。又，东方朔与司马迁同时，并承袭《屈传》而作《七谏》，则那些说《屈传》为“宣帝时人补入”或刘向、刘歆等伪造者，自亦不攻自破了〔23〕。
注释：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