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与《蜀典》

《蜀典》书影（安怀堂版，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

张澍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在四川为官期间，他以学者敏锐的眼光，“窃念蜀都文献近世烟尘古也”，将“游目所及，涉想所经”，皆一一记录。

嘉庆十七年（1812年）春，四川总督常明主持启动重新纂修《四川通志》工程，张澍听到消息后，将其长期积累的资料也整理出来，以备纂修省志之用，却因各种原因，未能进入《四川通志》的编纂班子，所撰写的文稿也未被采用。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冬，《四川通志》成书刊行。张澍在成都办理秋闱之时翻阅了《四川通志》，“叹其掌录之繁富”，遂将先前编撰的文稿再次审阅编校，名为《蜀典》。两年后的正月十五日，张澍以自刻本的形式，刊行了《蜀典》。

《蜀典》的问世，是张澍宦蜀期间厚积而发的必然。《蜀典》共12卷，用详实生动的笔墨，从堪舆、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等11个大类，1107个小类，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载了巴蜀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展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的内涵。

与《四川通志》相较，《蜀典》还匡正和“补遗”《通志》记载的16处错误，“纠缪”和“补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文献中的80多处错误。著名校勘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缪荃孙在为《蜀典》作的跋中赞道：

援据浩博，是其所长……引用古书，半皆亡佚，不著所采之处，亦属不合。然张氏素称博学，此书搜采繁富，亦谈蜀者之所以不废也。

可见，《蜀典》是一部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地方志。

除编纂刊行《蜀典》外，张澍还重修了《屏山县志》《大足县志》。嘉庆二十一年，已在兴文任县令的张澍重修了《屏山县志》，共16卷，分星野、建置、疆域、形胜、山川、职官、学校、选举、风俗、人物、烈女、边防、木政、土司、流寓、艺文等16类。他在《屏山县志·目录·序述》中采用四字句，每段12句，共16段192句极简练地概括了撰写各卷的主要依据和目的，如：

在昔文党，广厉学官。礼殿石室，绩古衣冠。通经司马，著籍景鸾。遐哉杳矣，风教颓残。马湖城阙，佻达洀桓。为师儒者，试诵河干。作《学校志》第七。

此外，张澍还打破县志不作《星野志》的惯例，首次为《屏山县志》列《星野志》，并自注：“县志可不纪分野，而屏山实马湖府全境，故作之。”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六月，张澍调署大足县令，与前任县令赵时交接有关事宜时，赵时说：“县志前此奉檄修，顾余心弗慊，未付刊，子盍为之更纂。”一听要修纂志书，张澍便爽快地答应，遂在“案牍之暇，辄作数纸”。张澍调署铜梁后，仍利用公务闲暇之时撰写了数卷。待在成都办完秋闱后，张澍便急匆匆地返回寓所，夜雨挑灯，完成了《大足县志》的修纂。另外，在四川时张澍还为友人、上司等编撰的志书代写序言，如代文观涛作《重修南昌县志序》、代霍松轩作《潘阳志序》、代赵时作《重修大足县志序》。（柴多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