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书法对“二王体系”的构建及影响（第一期）

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 必定和艺术家本身， 在当时所受到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有关；一个艺术家的产生必定和他所处的时代风气和社会氛围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丹纳所说：“自然界有他的气候， 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他的气候， 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丹纳所说的“气候”是指艺术家本身的思想和他所处的社会氛围共同组成的。而一个艺术体系的形成则要复杂得多， 这种艺术体系的建构是有意识地， 是人们有意识的淡化和忽略与这个体系不相符， 强化与这个体系相符的艺术家和艺术流派。

自羲之、献之父子出现之后， 古人将他们当作后世学书的源泉和顶峰，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帝王的推崇、“二王”自身的艺术成就和人们有意识的建构有关。唐太宗一句“尽善尽美”把王羲之推到了万众瞻仰的“书圣”地位，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 然而“二王”自身的艺术风格也是重要的原因。因为唐初刚建国， 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一个典型的具体模范来标榜。王羲之“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善地体现了魏晋风度， 又未流于疏狂， 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现象”。

这就造成了王羲之万古不可动摇的“书圣”地位， 所以在“二王体系”中， 不论后世著名的书家， 他们的学书渊源、书法风格和书法面貌是否出自于“二王”, 人们都是有意识地把他们归结于“二王”一脉。方波在其《书法史中一线单传观念的嬗变与流派意识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把这种有意识的建构方式分为两种：“对重现王羲之风格的书家， 认为是直接取法王羲之而来， 是王羲之的嫡传， 以‘传’的观念将这些书家与王羲之连接成一条线索；对另一些背离王羲之风格、在风格面貌上与王羲之书风有较大差异者， 则认为是创变， 而这种创变是在王羲之书法基础上的创变， 以‘变’的观念将这些书家与王羲之连接成一条线索。”

我认为在“创变”的思路上可以进一步深化， 把“变”分为两种， 第一种“变”就是以“二王体系”为基础， 融合个人性情和审美取向， 形成的书法风格和“二王”书风不同的创变；第二种就是融合了“二王”以外的其它体系的创变。

颜真卿的出现无疑是“变”的一种。从书法风格和书法面貌上来说， 颜体和“二王”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历代不乏其人将颜鲁公归于“二王体系”。其中“宋四家”的言论最具有代表性， 苏轼从颜鲁公的作品来分析他是隶属于“二王”, “颜鲁公平生写碑， 帷《东方朔画赞》为清雄， 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 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 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 非自得于书， 未易为此言也。” 深得平原书法三味的黄庭坚所书的《廉颇蔺相如传》一派天机、篆籀味十足， “余尝评题鲁公书， 体制百变无不可人， 真行草书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 米芾则从书法师承的关系来看， “乃知颜出于褚也”。

书法史中存在着三条发展脉络， 其一就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二王体系；其二就是碑学萃取营养的北朝书法；其三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的民间书法。近年来关于颜体的形成渊源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各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证。纵观各种原因， 可以笼统分为：“二王说”、“家族说”、“民间书法说”这三种。

颜真卿多元的书学渊源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是颜真卿把上述三个发展脉络创造性地融合到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大气磅礴的“颜体”;其二就是颜真卿多元化的学书渊源恰好说明了“颜体”对“二王体系”的建构。颜真卿是建构“二王体系”第一人， 他创造性地融合了三个发展脉络， 最重要的是把“篆籀味”融入到以“韵”取胜的“典雅”的“二王”书风当中。“至颜真卿出， 始见篆、隶笔势， 雄健厚硕” 。

而“篆籀味”在成熟的“二王体系”中是不存在的 (《姨母帖》等是王羲之早期作品， 不能算入成熟的“二王体系”) 。因为“羲、献父子出现在真书成熟以后， 但他们的功绩是使真书彻底摆脱了隶书的痕迹” , 这说明， 在成熟的“二王体系”中， 不能含有篆隶的痕迹。

他的这种成功的实验， 将后世所有的学书人都可以与“二王”一脉联系起来， 为他们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基础， 不管后人的书法风格和书法面貌是否与“二王”相类或相逆， 人们总是可以通过颜真卿上溯渊源， 从而把他们统统与“二王体系”联系起来。

就算与“二王”为核心的帖学唱反调的碑学大家， 有很多也是学习颜真卿的。比如何绍基， 他有一句诗， “楷法原从隶法遗” 。何绍基认为学习楷书一定要有篆隶的气息， 要用篆隶的笔意去写楷书， 这点与颜真卿的“篆籀味”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可以把颜真卿看作“二王体系”、北朝碑刻、民间书法这三条发展脉络的交汇点。从任何一条脉络中汲取营养的书家都可以通过颜真卿来寻找通往“二王体系”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