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垃圾分类第一周：2418万“垃圾制造者”，和背后拾掇的人群
文 / 朱婷
编辑 / 斯问
“收废品嘞——叮铃叮铃——”新条例试行前的上海，在闵行区老小区楼下，嘹亮的声响由远而近。
打开窗户向下望，回收废品的大爷，蹬着三轮，拨弄着铃铛，日常的走街串巷，只为拾掇散落在角落里，一些别人丢弃不要的东西。
这是些在城市里“摇铃铛”的人，也是国内最早将垃圾置换成价值的先锋。每天在无以计数的垃圾中辗转生存，也有人从垃圾堆里“翻”出过造富神话。
如今大家的命运，和上海市垃圾分类的进程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不按规定扔垃圾，个人最高会被罚款200元。
有人靠口诀行走江湖：你是什么垃圾？扔之前先在脑海里“借猪一用”。
互联网巨头也瞧准时机冲入战场，寻找日渐挑剔的用户：支付宝推出“垃圾分类指南”小程序，手机淘宝上线AI智能识别垃圾功能。
在旧与新，传统与创新的变革中，垃圾分类迎来了新的秩序，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那群摇铃铛的人，现在有的被正规收编，有的和行业里的落后企业一样，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牛棚用两年时间，观察 “摇铃铛”这个群体，而他本人，也从互联网新贵，跳转到这个“并不待见”的行业里，成了垃圾分类的革新者。
那些摇铃铛的人
关掉“回收小哥月入过万”的稿子，牛棚揉了揉太阳穴，叹了口气。
他看了篇废品回收倒卖的新闻报道，但内容和他熟知的领域略有偏差。“真没有这么高的利润，这样的报道反而害得不少企业失去政府扶持。”牛棚创立的易代扔，如今是支付宝官方合作的垃圾分类最大回收平台。从2017年涉及垃圾分类以来，他走访了解了不少与垃圾有关的场景、人群。
上海几万人规模的“摇铃铛”群体中，大多来自河南、山东、安徽。“五、六十岁，大多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些人特别没有存在感。”
每天让交警赶、被城管追，物业还不让进门。为了挣点微薄的倒卖差价，也会耍些小心机，跟用户想办法缺斤少两，卖给废品站的时候就撒点水上去充重。“其实就是单纯想着挣钱。”
牛棚来自安徽，从这一行的老乡那里了解到，大家没考虑过什么环境发展，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不值钱的不收。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惜于将废品腐于泥土，拾回的物件，随手一挤一压就成了宝藏。上海市2418万人制造的可回收垃圾，大多要靠他们来解决。
有没有办法把这群城市里的“摇铃铛”队伍正规化？
牛棚在做了易代扔平台后，开始把这些“摇铃铛”对接给不同片区不同类型的回收企业。站点依托互联网平台，扩大了服务半径，获得有效的订单需求；“摇铃铛”逐步被收编或是优胜劣汰，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按照后台的需求，分派给对应的回收者上门回收垃圾，是易代扔作为平台的主要作用。”牛棚告诉我。
让他用青春押注垃圾分类事业的，除了活动在街角巷末的“摇铃铛”，还有2015年去垃圾填埋场受到的震撼。
上海某一单个垃圾场，就有相当于47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遍地的废纸、塑料、废衣服、剩饭菜等垃圾混合在一起，堆放在望不到头的漫天旷野，能够描述当时场面的，他说只有四个字——触目惊心。
过去国内的垃圾处理手段，主要是焚烧、填埋。仅就上海而言，12天生活垃圾的体积，就能相当于一座东方明珠，23天就能相当于环球金融中心。
总量多到无法直接填埋，需要先进行一轮焚烧。未经分类的干湿混合垃圾，由于水分和湿度问题，往往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不少垃圾场都是放在滤膜上晾，等里面的水分晒干，但也会带来剧毒渗透液腐蚀土地，有害气体在空气中肆意挥发的危害。
从垃圾场回来后，这种感受就一直埋在牛棚的心里。17年开始，他寻找机会去做好垃圾分类。
小区的垃圾箱房、小区保洁、废品收够站、焚烧填埋场、沼气发电站、废塑料的清洗工厂，甚至再生纸的制造厂，都有他的足迹。
“上海200多个街镇，我去了至少100个。”牛棚还去苏北看过黑工厂如何从地下抽水清洗废塑料，再灌到地下，也去外地看过废品站如何回收黑心棉。
真正了解过扒垃圾房的老头儿老太太、社区的保洁人员和那些“摇铃铛”之后，牛棚发现，靠城市的清理、回收者来解决垃圾远远不够。垃圾分类最大的痛点，还在每一个真正“制造垃圾”的人。
“垃圾制造者”背后的男人
在做易代扔之前，牛棚曾在电商及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我做过口碑的服务商，开过天猫店，做过支付宝的服务商，毕业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在零售业的黄埔军校——家乐福。”
这些经历让他感受最深刻的是，每个消费者，都在或大或小的节点，通过购物疯狂往家里添东西。“但他们没有考虑过，有一天遗弃它们的时候，该如何去做。”
于是，牛棚成为了“垃圾制造者”背后的男人。
为了能够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牛棚要求自己的团队，每人每周都要跟着站点的师傅上门做回收。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正式施行第一周，为了逃避垃圾分类，不少市民甚至出了奇招。“一个小区里还抓到了用无人机，往隔壁小区扔垃圾的。”
此外，“你为什么不收？”“为什么不给我服务？”面对用户未进行分类的垃圾，回收人员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诘问。
不少报道和用户，都将垃圾回收平台误解为“付费上门代扔垃圾”，实则不然。
牛棚给我讲了一个案例，上海一租户退房后，房东才发现屋内堆满了垃圾，回收人员上门后拒绝提供归类服务，房东一怒之下竟然报了警。
“易代扔的合作服务人员，只负责上门按规定回收可回收垃圾。前两次上门遇到未分类的用户，手把手地去教他如何分类、清洗。但之后如果还不自行做好分类，我们会驳回用户订单。”
除了上门回收服务，牛棚团队还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上线了垃圾分类查询。
过期的鱼肝油是什么垃圾？带着蟑螂的粘鼠板是什么垃圾？已经成为了牛棚和团日常思考的主要内容。
遇到方言和俚语的，那更烧脑了。“在后台看到有人写‘甴曱’，整个团队都没人认识。”翻了字典才知道，这是粤语里的“蟑螂”。单是一个小小的蟑螂，还有小强、黄婆娘、偷油婆、鞋板虫等叫法。
“也有用户出于好玩，上来搜索的。”比如牛棚经常还要添加词条——屠龙刀，“金属嘛，可回收垃圾。”遇到“装着烟头的矿泉水瓶”，牛棚也会直接在词条里显示“请把烟头拿出来，好好分类”的教导。
“你别笑，他们是真的有需要。”
让收垃圾变得有意义
在垃圾回收的江湖里，以实际行动走在前列的，反而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几十年前，供销社的时候，牙膏皮、大棒骨头，甚至头发都能回收，“年轻人想要继承老年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需要的不仅是法规，还可以是一些精神上的激励和引导服务。”
于是，垃圾回收兑换的权益，从支付宝余额到蚂蚁森林的能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送到千家万户。“不在乎模式是不是高大上，管用就行。”
在牛棚的眼中，分类后可回收垃圾带来的巨大价值，远超大家的想象空间。他指了指眼前的矿泉水，“上海市光饮料瓶一年就有差不多22亿个。光是卖给废品站的纸板箱，一年就有75亿人民币。”
像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些家电，上海市民一年的丢弃量为三百万台。电饭煲、电磁炉这样的生活家电，要在2-3千万台左右。牛棚将数字熟记于心，这些都是垃圾可以估量的价值密码。
“现在上海做得慢慢不错了，已经有很多城市都来合作。”为了更好地成为“收垃圾的人”，牛棚团队设立了专门的战略小组，结合各地实情因地制宜。
“在太仓，像银行卡账单、说明书，甚至薯片里面的纸筒，是没有人收的。但是在河南一公斤就可以卖两毛多钱；而带油汤汁的外卖饭盒在上海属于干垃圾，但在苏北一代，就可以回收到一块二一公斤，“因为当地就有塑料清洗工厂。”
从海南到哈尔滨，越来越多的地方前来寻求合作的时候，牛棚和团队想到也不是快速地复制和扩张，而是规范好链路、做好产品，“不然各地情况不同，回收商收回去都卖不出去，那不是给人家找罪嘛。”
如今，易代扔平台为用户服务超过了250万次，已经是支付宝官方合作的垃圾分类最大回收平台。
牛棚从走访的用户身上看得到，大家确实在越做越好，并对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越来越有信心。“政府造了4个垃圾桶摆在小区里，有些企业把它们搬到了家门口，而我们想做的，是用公益的方式和理念，把它们搬进用户的心里。”
结束采访后的闲谈里，牛棚想起了一件小事。
“前不久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去给女儿开了次家长会。刚一到，她的同学们指着我说，‘哎呀她爸爸是个收垃圾的’。”
教室里一阵哄笑，牛棚自己也欣然接受，没有解释也没有拉支付宝来给自己站台。不过他觉得，慢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能够了解这个行业，也一定会迎来让女儿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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