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一点口水 | 朝潮

事物各有各的麻烦，小说的麻烦也一样。最大的麻烦往往来于自身。

关于小说的一点口水

文/朝潮

事物的意义，首先我不想谈论它，其次很少承认它，但在某些场合不替理想中的事物认知说几句，显得极其的假。事物的意义和事物本身的存在，大多被科学性和现实性包围占领了，想象和创造的面积很少，文学和其他艺术显得很迷惘、疲倦。

事物各有各的麻烦，小说的麻烦也一样。最大的麻烦往往来于自身。无论什么环境，长时间不清洁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愤怒只能算是局外人；宽恕成了慈善行为；要不就是坐在家里喝茶，淡看窗外风云。

从前，两位瞎子买了一条鱼回家。他们把鱼放进锅里炖鱼汤，鱼放进锅里马上就跳到了地上。两位瞎子以为鱼还在锅里。结果吃饭时他们把汤都喝光了，谁也没吃到鱼。两位瞎子急了，相互争论、指质，直至打起来……幸好鱼是实物，还在地上，他们迟早会知道真相；如果是虚物，可能永远不会有真相，就算有明眼人在场也没用。世界也因此类事物而热闹。

在“视力”结构方面，写小说的人应该向苍蝇的复眼学习，还要多开几扇精神“天窗”。譬如所谓的“可能性”，就是“天窗”的范围。因为没有多少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的发现太难，就有人热爱着小说的“可能性”，不提它就活不下去似的。这不算卫道卫文，差不多是醉门撒酒风的路子，反正不用负道德责任。可能性，本身是个捉摸不定的东西，上帝也管不了。小说方式的局限性在你与之相伴足够多的年份后，会越来越明显。致知先格物，小说的可能性，是一种高端的道德存在，它的存在像真正的隐士的存在状态；除非你自己具有隐士一般的高贵品质，否则就是那两位瞎子的争吵。现在的小说，生活直接的咳嗽、喘息听多了，秽物满纸，小说的大环境也跟着同化。生存关怀，大约是文学存在的初级意义；作家们维护尊严和大有可为的工作在于宗教和道德层面上，最起码也该是拯救人性这一层吧。小说是前沿的思考，跟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是对抗的。

可能性是小说的想象力基础，首先是道德的想象力。打破习惯的价值认识，在有道德的想象基础上，才可以谈一篇小说具体的想象力，然后把它落实在那些人和事上面。“生活是小说创作的惟一源泉”，这个说法就像“呼吸是人活着的惟一条件”一样可笑。既然热爱谈“可能性”，为什么会有“惟一”之类的白痴思维呢？谈这个，就像谈细节、结构、人物形象一样，我觉得很不体面——这些东西当然可以谈，但如果连某人的人品、个性之类都不知道，光谈四肢长得结实、牙齿特别白，岂不是很局外？

一个会写小说的人，想象力（包括艺术想象力和道德想象力）是第一位的，它是小说家的生产力。无论哪行哪业，都需要生活和磨练，而且人人都活在生活中，在生活中挣扎——至于小说家有没有生活经历，就不用谈了吧，只要他有大脑。普鲁斯特、伍尔芙都生活在上流小圈子，弗里达天天躺在病床上，谁能说他们没有生活，或者缺少生活？乔治·奥威尔倒是在英国社会最低层呆过，幸而他的小说理想是《动物庄园》的寓言性和《一九八四》的反乌托邦，不是浅薄地描写和反映。

事物的现实性（包括商品化），春秋时期就很鲜明了，那时就有文物赝品。现在还在谈小说是不是商品，也极不体面。只要拿稿费了，进入商业流通程序，就是商品；商品的价值，是另一回事。值不值钱，这事上帝也不管的。不过珍贵之物，必然相对稀缺；畅销的，可能是大众性的临时需要，也可能是败坏文化的商业炒作。商品与其价值也存在阴阳之平衡，商品的价格或销量如果不理智，市场也就不理智。生活在不理智的经济年代，不光能看清时代的牙齿白不白，还能看清内脏的病变与否。对于小说家来说，预示着一个契机。读者的心不在焉和随大流，并不影响他们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梦想和基本道德的价值倾向。作家本来就应该是灵魂和道德的守卫者，是探索人的存在方式的预言者；跟在电视、报纸后面去纪实，去关怀，相当于自我堕落和自愿落后。

没有什么方式是小说的高级手段，但必然有一条正宗的路子。辜鸿铭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端，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这跟孟子的“道，仁与不仁而已”是并行的。我个人这么认为：汉语曾拥有人类文化长河中源头正宗、历史灿烂的古代散文、诗歌和史书，小说落后很多，但古、近代也拥有过优秀的通俗小说、志怪小说等。现代的《许三观卖血记》读起来很通俗，但不是通俗小说。有些话我不想说太明白，否则是罪过。

事物的呈现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翻开十多年前的文学杂志，我们偶尔还能读到《鸡蛋的眼泪》的人与物/美与丑颠倒置换的艺术思考、《瑞士军刀》的信仰和反信仰的困惑和暗示、《妇外科的个别病人》的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现实抗争之类的作品。现在能读到什么？作为读者，我读到的普遍是市井爱恨、夺利争权、苦难生存、物欲横流，像阅读一群面无气质的人，道德麻木的人。想象力不仅是编故事的能力，也不仅是艺术上的创新能力，更是道德上的发现能力。

我不是作家，顶多算个比较虔诚的文学朝拜者。写得少，也不好意思拿出去丢人现眼。综合朋友们的意见，我的小说毛病是：读起来散淡，不明不白，没啥意义，等等。这大约跟我这个人的处事方式有关——我开篇第一句就说了的。

每个人都有一座无形的小说庄园，无论读者和作者。庄园的主题布设可能是恐怖，是言情，是武侠，是市井故事……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无可厚非。那是你自己的庄园。我对柯南道尔、施耐庵和金庸先生也充满敬意。英国人很要面子，即使大多数人爱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也不会把它排在四大文学名著里的；《哈利·波特》风靡全球，也没有人认为它是文学名著。

有时候，我把自己想像成庄园里的一棵植物，或者空中的一叶羽毛，灵魂似乎永远找不到一张合适椅子，更不要说营造它了。在我的个人小说庄园里，有探险者、预言者、激进者、自闭者、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合理表达方式恰恰是安静的，这大约是小说存在于喧嚣世界的最合理的方式。小说的意志是被动的，是夜空里的寒星，带着个体的灵魂四处游荡，寒意蓬勃，从盘古那时开始闪烁至今。董其昌的书法疏宕秀逸，水墨静穆文儒。他视“淡”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且以为，书法和诗文“同一关戾，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

我的小说庄园里，很多先前植下的小说树，纷纷枯掉了。现实主义原本是最易活的树种，因为泛滥成灾，单调、大同得让人厌恶，严重影响庄园里的生态平衡；更不要说那种生命力短暂、光会开几朵歌功颂德的大红花的“消息树”了。所谓“消息树”，就是听着执政党声音而定调子的那一类，前天歌颂企制改革，昨天宣传反腐倡廉，今天关怀打工者……这是小说的腐败和堕落。小说庄园里只有一两个品种的植物，无疑是一件可悲的事。

对事物的认识，是另一个麻烦事。同样一个词汇，不同人的认识通常会生出牛头不对马嘴的效果。比如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同一个行业的人也有不同的版本。尼采说：人是有病的动物；奎因进一步说：有时我们比别人病得更厉害；弗洛伊德临死前也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另一个版本，萨特认为生命的意义是一种自我期许的存在性；辛格认为这正是表达人类好奇性的健康且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还有我们熟知的庄子版本，老子版本，等等。

我想说的是，同类价值指向的小说模样，也是各人有各人的认识。

福克纳先生一九五八年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说，他认为美国当代最好的一部作品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福克纳先生是小说大家，我是区区爱好者，这个认识并不影响我对美国当代最好一部作品的个人看法。我认为，美国当代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九故事》，尽管作者是同一个人。所谓物无定味，适口者珍。

想到塞林格先生的短篇小说的同时，难免会想到刘易斯·卡罗尔。他们都创造了与沉重、庸俗生活相辅的儿童形象，那些来是心灵故乡的原味形象；也许他们把自己身体上的明媚部分嫁接到了故事中。嫁接是为了新的绽放效果。明媚的东西，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超越现实和梦境，而是一种对人性和道德的守卫或拯救。当人类需要用寓言和暗示来挽救人类本性时，已经值得同情了——尽管这就是塞林格先生和卡罗尔先生的价值所在；庄子和博尔赫斯都这样努力过。

对于身体的漠视和习惯性认识倾向，如同对于色彩、声音之类的习惯性认知。习惯，是生活中强大的敌人之一。声音、光线、色彩……这是世上最鲜艳的东西，也是认知价值中的重要部分。它们在水和粮食之前，更在于人类之前。当我跟别人谈到人的价值观，谈人的原始欲望和观念后，我不敢谈那些鲜艳的事物。也许出于谈不清楚的心虚，也许怕遭因果报应。美好的事物总是你身在其中而没有发觉的那部分，但它们必定跟声音、色彩有关，跟人的视觉、听觉之类的器官有关。

如果我想深入一件事物的内部，最简易的方式就是将精力集中在一个物体之上，直到幻想和幻觉出现。这类似于一种古老的透视艺术，千百年来，这种方法一直被魔法师和巫师们所采用。那个物体可以是一个水晶球、一面镜子或者一池平静的湖水，等等；那种幻想的东西，则有可能是对事物本质的分解，或对未来的预见。在相对透明的事物面前，某些人总会发现一些事物的前瞻性和变化进程中的蛛丝马迹。魔法师和巫师预见的只是现实的东西。很多时候，我只是在发呆，在茫然，时间长了精神上还会出点故障。

值得我发呆的事情很多，最显著的是写字本身的贫穷，以及写字大环境的贫穷。这两个“贫穷”跟钱的关系不大。很多细节和因果，是我无力解释的，感觉它们的存在已经是一件让我头痛无比的事了。说与不说，也无甚意义。

——小说集《长大是一件危险的事》序

写于2011年10月

原刊于《文学与人生》2012年1期

朝潮，浙江诸暨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多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