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媒体研究发展历程回顾（下）
一、升级：建构新理论（2011——2015）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的成长进入到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中国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量持续增长，新的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涌现。新媒体不仅进一步变革着大众传播格局，而且快速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渗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媒介。具备强大传播功能的新媒体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其“双刃剑”效应进一步凸显。快速、开放发展的新媒体极大拓展了人类空间，虚拟与现实的社会冲突成为世界性新问题，各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新媒体治理。如何趋利避害，化新媒体风险为国家发展机遇，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学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10个方面：一、本体论：网络与新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如媒介平台理论、大数据理论等；二、新媒体传播，包括新的传播模式、新媒介特性等；三、新媒体产业，包括商业模式、产业链、数字营销等；四、新媒体新闻，包括网络新闻的生产、集成、分发、运营等；五、新媒体技术，包括数据挖掘、无人机拍摄、机器人新闻等；六、新媒体管理，包括网络监管、传媒规制、伦理道德等；七、新媒体文化，包括互联网文本特征、互联网文化价值、网络社会特征；八、媒体融合，主要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新型媒体构建；九、新媒体影响，包括新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十、新媒体教育，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培养新媒体专业人才。研究对象也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包括以微博、微信、APP为代表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也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还包括网络舆情、数字新闻、数字营销等新服务，甚至还进入非新闻传播领域，如网络游戏、电子商务等领域。
此时，“关系”和“平台”两个热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学者从媒介社会学角度提出关系问题，有些学者则从媒介经济学视阈提出平台概念。彭兰提出从内容平台到关系平台，喻国明提出“关系革命”，传播学研究正在透过信息传播进入关系传播层面。在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介生态下，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基础研究和新兴媒体，并聚焦到新媒体的组织形态，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信息平台理论，谭天提出媒介平台理论，他进而提出新观点：新兴媒体不是“媒体”，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把新媒介和新媒体混为一谈，更未能把新兴媒体和新型媒体区分开来，也给新媒体研究带来不少困扰和阻碍。但随着人们对媒介平台的深入认识，研究也从媒介融合也向媒体融合推进。
2011年1月21日腾讯推出了微信，这个智能移动终端的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很快就发展成为服务最为广泛、功能最为强大的社交平台，迅速进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学者们纷纷开始应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社会化媒体和网络社会空间，谭天、苏一洲分析了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彭兰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在融合中的深层影响，陈昌凤分析了社会化电视的传播创新，熊澄宇、张铮分析在线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何镇飚，王润讨论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研究也更加学术化，如张杰的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李彬、关踪严探讨媒介演进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
我国新媒体研究的服务意识很强，一是服务于政府，二是服务于传媒。随着互联网发展，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网络舆情与网络治理日显重要，各新闻院校和科研单位纷纷建立舆情研究机构，向政府提供舆情分析报告，开展舆论场、网络治理等研究，尤其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对策的研究、如童兵对官方民间舆论场的剖析，董天策、王君玲和隋岩、苗伟山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喻国明分析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的政府角色和中国社会网络舆情的结构特点，陈力丹、曹文星对微博问政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方兴东等对基于网络舆论场的微信与微博传播力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研究，邱新有，陈旻则提出政府、传统媒体、微博信息博弈旳纳什均衡。
随着新兴媒体的日趋强势和传统媒体的转型需求，新闻业和传统媒体面临更大的挑战，不少学者都研究新传播新媒体新问题新对策，如唐绪军等认为微传播是正在兴起的主流传播，匡文波基于定量研究得出新媒体是主流媒体的判断，喻国明提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范式创新和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面临的转变，丁柏铨讨论了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及与新闻传播规律的关系，张志安、束开荣探讨了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陈力丹等则论述了大数据与新闻报道，谭天等提出了“一体两翼”、“体外循环”等融合策略等。
2014年，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黄楚新、王丹从融合与转型的角度对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的媒体变革进行回顾，李良荣、方师师从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方面对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进行再思考。彭兰则从中国互联网20年的渐进与扩张中论述了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的演变。她认为：“经过二十年渐进与扩张的中国网络媒体，正在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的版图上，开始新一轮的发展与竞争。新闻网站与传统媒体究竟去向何方，也必须在‘网络社会’而不仅是‘网络媒体’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与谋划。”同年，3月18日在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这个论坛规模很小但层次不低，彭兰、谭天、祝建华三位学者就“新媒体本体认知、研究对象和范畴、研究路径选择、学科取向以及目前国内新媒体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的经验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和观点的碰撞。”
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4G的推出，移动互联网发展更快。根据CNNIC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85．8%上升到90．1%。更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研发出来，更多的手机APP涌现出来，中国新媒体进入移动社交时代，学者们对移动互联网、场景、“互联网+”等新问题新概念展开了研究。此时，研究队伍也更加壮大，除了原有的新媒体学者不断推进研究之外，不少资深学者也加入到新媒体研究中，如童兵、陈昌凤、唐绪军、董天策、吴飞等，更多的年轻学者成长起来，如郭全中、张志安、黄楚新、曾凡斌、麦尚文、谷虹、邓建国、周葆华、周裕琼、陈永东等，还有一些从其他学科转到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给新媒体研究注入的新鲜的血液，如来自社会学的北京大学刘德寰教授扎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自信息科学的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娴熟的数据处理手段，都大大提高了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水平。但总体来看，新媒体研究的跨学科协同创新尚未形成。
近年来，国外互联网新著大量翻译出版，如克莱·舍基的《人人时代》（原名《未来是湿的》、凯文·凯利的《失控》，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的《大数据时代》、杰里米·里夫金的《零边际成本社会》等。国内学者也不断推出新媒体新作，如彭兰的《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胡泳的《网络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刘德寰等的《正在发生的未来：手机人的族群与趋势》、谷虹的《信息平台论——三网融合背景下信息平台的构建、运营、竞争与规制研究》等。
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弊端和乱象，如网络谣言、色情暴力、虚假信息、病毒诈骗、侵犯个人隐秘、泄露国家机密等，如何加强监管和治理整顿既是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课题。2011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设立，以加强互联网建设、发展和管理“两会”上“维护网络安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11月19日至21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与此同时，以腾讯、阿里、华为为代表中国网信企业已走出国门，这些标志着中国正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
二、前景：问题与挑战
杜骏飞教授认为：“中国大陆的网络研究领域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网络研究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业界的技术进步、市场景气呈现同步变化——越是应用性的研究,其学术发展越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数量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规模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然而，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却引起了较为明显的反弹：制约越是严厉，研究越是趋热；总体分析，中国网络研究的学术发展，蕴涵着‘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纵观最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涉及新媒体的研究项目占比都在60%以上，主要研究领域有：一，新媒体传播，包括微博微信、网络视频、网络舆情、网络文化等；二媒体融合与转型，包括报刊出版、广播电视、广告经营、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等；三，互联网治理，包括网络生态、网络治理、网络安全、政策法规等；四，其他方面研究，包括新媒体语境下政治、民族、国际传播等面临的新问题。总体来看，多为对策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极少。
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纷纷成立了新媒体研究机构，不断加强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的合作。与此同时，各种类型层次的新媒体学术会议也频繁举办，不少新闻院校纷纷开办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但由于新媒体基础研究严重滞后，致使众多新媒体专业五花八门，新媒体教育人才捉襟见肘。曾凡斌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
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时代，新媒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兴媒体不断地崛起，新型媒体正在构建中，媒介融合将会形成各种新的媒介形态。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出发的年代，“小新闻，大传播，新业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重组、重建、重构正在成为新常态。互联网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新媒体正在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重建，新闻传播的学术版图和研究格局也需要重组。“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供需重构。有需求就要有供给，供给侧的改革呼唤新思维、新研究、新成果。如今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组建了新媒体研究机构，开展了新媒体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力量比较分散，水平亟待提高，尚未满足社会发展和传媒转型的需求。我们需要直面现实的挑战，我们需要整合力量，跨界合作，协同创新。
进入2016年，谭天出版了专著《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他建构的新媒体理论；同时，高钢的《传播边界的消失--互联网开启再造文明时代》和闵大洪的《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分别梳理了我国新媒体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新媒体研究在现有的学科框架和知识场域已难以舒展。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媒体研究进程既有外部环境，也在内在因素。一方面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速度过于迅猛，致使研究工作滞后于发展现实，另一方面在于新媒体研究的学科支持不足，原有学科体系难以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猛烈冲击下，新闻传播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播技术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传播生态和传媒业态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新闻传播从学科发展到人才培养都面临着严重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不仅造成学界的焦虑、迷失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慌乱。”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进行了反思，一些学者提出学科重建和转型的构想。黄旦认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谭天认为新媒体研究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并大胆建议把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改造为“传播学与传媒学”。毫无疑问，互联网发展和新媒体研究必将助推我国新闻传播学科重建。
展望未来，我们还要以互联网思维大力推进新媒体研究。凯文·凯利说：“今天的世界已经够复杂了，而明天的一切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这种更加复杂？克莱·舍基提出可以通过分享、对话与合作，凝聚成“群体智慧”和“群体意志”，进而产生“集体行动”。我们需要整合国内外学界、业界、政界和商界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构建一个强大的新媒体研究矩阵。在跨学科、平台化和国际化三个维度推进我国的新媒体研究。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新媒体研究也要从平台推向生态，从媒体推向社会，从实务研究提升到理论建构。我们要采用多种形式合作形式，建立起链接各种学术资源和各方研究力量的聚合平台。大力推动新媒体理论研究、应用创新、产业发展、媒体融合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充分发挥跨学科跨部门的集群优势，立足学术，面向社会、服务决策，努力成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研究基地和智库。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一方面我们要紧密跟踪国外新媒体研究前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敢于超越国外，争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话语权。
（《中国新闻年鉴》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