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夫妻读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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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插队的第二年——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席卷了神州大地。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书就成了“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的重点之一。在城里，不是有人因为家存有所谓“封(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而被红卫兵押着、戴着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吗？不是有位很有声望的什么什么家，为自保而声明自己以往的著作中都有“封、资、修的毒素”而要“付之一炬”吗？这位不是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写了本《李白与杜甫》，把被人们称之为诗仙和诗圣的李白、杜甫两位老先生批的一无是处吗？对于读过这书那书的我来说，城里的“破四旧”的信息无疑是一声惊雷，所以，当王二岗大队的红卫兵刚也成立，我立刻就主动地把刚开始读的《孟子辑注》(上、下两册）和已经读过的《杜鲁门传》等书“交”给了红卫兵们。
我不敢说我是多么“酷爱”读书，但至少也是个离开书就会感到“没意思”的主儿。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匈牙利民间故事》之类的书，后来就读一些大部头的，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小学四年级读的。初中三年是读中国小说的高潮，《青春之歌》、《红旗谱》、《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等等，都是这时候读的。高中就读了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札克、莎士比亚、契科夫等世界级的大师们的作品。下乡之前，我在市运输三站当临时搬运工时，每天被二百斤的大包压的直不起腰来，却在市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每天拉完平车之余，不顾一天的劳累，捧起书就读。父亲曾经问过我：“你天天抱着本'闲书’，能成啥'事儿’？”我回答说：“我成不了啥'事儿’，也不想成啥'事儿’，只求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生。”
下乡后，为活跃知青们的业余生活，当然也为了自己读书方便，请求市图书馆的李馆长允许我一次借六十本书，办了个小小的图书站（后因知青们不能按时还书，并有丢失，不久被迫终止）。
《孟子辑注》交出以后，我无书可读，也不敢读了。每天晚饭后，只能和知青或青年社员们打打扑克、喷喷闲话，这使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苦闷”中。恰在此时，天公作美，使我结识了也爱读书的女知青张素芳（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据她自己说，下乡前，她也和我一样，当了一天小工后，下了班就是读书，星期天能躺在床上看一整天的书。我们在一起时，就聊聊书，聊各自读过的书，居然“不是读书，胜似读书”，获益颇丰。
1967年春，在县安置办安排下，我们迁到了东瓦亭大队。这时图书馆已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当然借不到书了，加上婚后，因家务、孩子缠身，我和素芳就很少读书了。后来，把一岁两个月的孩子送到奶奶家后，到了晚上素芳可以做做针线、纺纺棉花，而我便闲了下来，又只能打打扑克、喷喷闲话。
1970冬天，一次回城，偶然在一位同学家里发现了一套残破的《水浒》，立刻借了过来，打算重读。这本书虽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但却是属“封、资、修”的东西，后来宋江不是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派的代表了吗？虽说农村对读书此等“闲事”几乎无人过问，但还是避讳一点儿的好。知青张顺德曾因地休歇时，给几个青年社员讲了一些聊斋上的鬼、狐故事，因而受到了小队干部的指责。我不愿因此弄得不愉快，所以只想晚上偷偷地读上一读。
晚饭后，素芳支起纺花车准备纺棉花时，恰我拿起《水浒》，素芳叫我读出声音，她也听听。嘿，这真是好办法。从那天以后，每到晚上我就读书，素芳边纺棉花边听。这个冬天，我们先后又读了《红与黑》、《聊斋志异》等书。读到兴致时，我们两人就会沉浸于忘我的境地：以故事中人物的乐为乐，悲为悲，喜为喜，苦为苦，忘记了下地劳作的艰辛，日常生活的清苦，思念孩子的酸楚以及政治风云的多变……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文学欣赏能力也有所提高，同时也增长了文学知识，特别是读《水浒》和《聊斋志异》时。我们俩的古文底子都很薄，“拦路虎”（安阳俗语：指生字、生词）极多，又无工具书可查，每到此时，素芳就会停下纺花车，和我“研究讨论”一番，记得《聊斋志异》中有“肩舆”一词，就是通过俩人的讨论，终于弄清了“肩舆”就是 “轿子”。当然，多数词语只能结合上下文理解个大概意思。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李积善先生曾说过：“夜深人静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从读《水浒》的那一刻起，我才真正体味到此言不虚，何况还是两个人一起读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说是苦中作乐，却是多么令人眷恋的一段时光啊！
贺振武，河南安阳市老知青，1965年上山下乡，1972年进入河南省建二公司当工人；1978年调入公司子弟校教书；1980年调入安阳钢铁公司中学任教。在校评为中教系列高级教师，先后任初、高中数学教师、教研组长、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等职。2004年于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