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 三首诗及其他

宗璞先生于2011年写成此文，近日重新发现，授权《随笔》刊登。文章记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者与汪曾祺、荒芜和端木蕻良交游并获赠题诗的往事。经《随笔》授权，我们今天转载此文。

三首诗及其他

文 | 宗璞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0年第2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散文《西湖漫笔》，第一句是“平生最喜游山玩水”。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以为这篇文章是哪位老先生的手笔，原来是你。真的，你有几个平生？”当时年纪不够，用词似有些托大。现在我已是“八〇后”，有资格说平生了，却再也不能游山玩水，真正落实了“足不出燕园”之讥。我的散步是连燕南园也不出了，只能卧游、梦游；有时想起往事，可以在回忆中游历一番，算是忆游吧。

八十年代初，人们从噩梦中渐渐回过味来，迫切希望开阔眼界，交流思想，笔会便很兴旺。一次，《钟山》杂志社组织笔会，走了几个地方，中间曾从无锡过太湖去看一个岩洞。大家在船中谈笑，我坐在船头撑着一把阳伞，眼前是烟波浩渺的湖水，十分得意。这时，有人从背后递过一张纸来，回头看是汪曾祺。纸片是拆散的香烟盒，上写了一首诗：

壮游谁似冯钟璞，打伞遮阳过太湖。

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向枕边书。

我当然很高兴，也曾想回他一首，但南方的景物太吸引人了，不断转换着场景，我又不像汪兄一样出口成章，便搁下了。现在真的要写《北归记》了，以老病之身，常感文思艰涩，若真有当年汪兄说的那样碧波千顷，一泻而下，该多好呢。遗憾的是那年从南方回京后只顾讨画，却没有请他把那首诗写成一帧书法。香烟盒纸片后来也找不到了，上面的诗我却一直记得。

我这里有几幅汪兄的画，我在《三幅画》那篇文章里都说过。后来他又赠我一幅，也应该说一说。画上画的是紫藤萝，旁边写着“紫色的瀑布”。这是汪兄在多处看到我的《紫藤萝瀑布》小文以后，忽然来了兴致，作画寄我。画面只有一穗藤萝，却十分饱满鲜活。我拿去装裱，裱画的师傅说，这可是件好东西。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一文，写出了牡丹拒绝开花正直不屈的品格，甚得好评，汪兄也画了一幅牡丹赠她。花不甚鲜艳，有些朦胧的意味。抗抗把它挂在饭厅正面墙上，常向人介绍。这些画是汪兄对朋友的支持，也表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关心。

八十年代，老父在堂。哥哥钟辽数次回国看望父亲，也会了许多旧友。在西南联大时，哥哥曾和汪兄同台演过《家》，汪兄饰老更夫，他演觉新。我们去蒲黄榆汪家拜访，主人给我们喝一种茶，并强调这茶是不轻易拿出来的，果然味道绝佳，我说不下于妙玉特别招待钗、黛的小灶茶，可惜我没有记住茶名。 遂又讨论梅花上的雪水存放五年以后才用，水会不会坏。接着说起昆明的茶馆（对这个题目我没有资格发言），又从昆明的街道说到绘画。汪兄说，他作画大都是一种寄托，每有所感便托之于画。我说，这是多一条路，更丰富了；我常有感，只能托于文字。哥哥笑说，我没有太多的感，倒省事。其实哥哥上高中时就写过小说，我还记得第一句是“不急不徐的雨”，后来他读了机械系。那天临别时，汪兄强调，下次我们来他家要亲自炒几个菜招待。大家说得热闹，都心照不宣，知道这万里外的拜访是多么不易。不久后，王浩和他的捷克太太来到《三松堂》。王太太是一位研究戏剧的学者，谈话间说到京戏，便也说要去看望汪曾祺，后来不知去了没有。

汪曾祺

最近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黄裳有文章引了汪曾祺的信。信中有一段如下：“黄裳兄：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至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我很奇怪，自己对这件事简直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是因为那年夏天我在美国，消息不畅吧。后来评奖大概没有下文，大家也就淡忘了。现在见信，自然感动，汪曾祺大师兄的身影连同昆明迷蒙的雨蓦地出现在眼前。

又一次笔会，不记得是哪里组织的，也不确切记得去了哪里，好像是哈尔滨。与会者有翻译界和文化界人士，荒芜也去了。他本是我外文所同事，可是不认识。他对诗很有研究，大概那就是他的专业。那次旅游中常在一起聊天，主要是谈诗，从“诗是谎言”到诗的格律，无不涉及。那一阵我对诗的兴趣很高，自己还乱写一些，新诗旧体都有，我给荒芜看，很得他的指点，尤其在旧体诗的格律方面。一天，几个人到一个公园，见一座动物雕塑，荒芜问我那是什么动物，我看了一会儿，说是三只羊。大家都笑，荒芜说：“从前有指鹿为马的，你这是指鹿为羊。再看看。”因有栏杆围着，我还是看不清楚，自己也觉好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他的了。那时我虽是大近视眼，还能认出是动物；现在近乎失明，便是羊也看不出了，倒有一段话等着：“还有指马为鹿的呢，记载下来的就是鹿，你连错指也不会知道。删的、改的、乱添的，历史上还少吗？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可惜却不知对谁去讲了。观赏后，在茶座小坐时，荒芜说：“我要送你一首诗。”诗如下：

博学多才冯钟璞，一首新诗十里长。

×××××××，三鹿缘何作三羊。

第三句我不记得了。我写的诗，大多成为废纸，不记得他说的十里长的新诗是怎么回事了。后来，荒芜这首诗和他的其他诗作一起发表，他还将报纸寄我一份，可我的东西很乱，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只在此屋中，书多不知处”。照我的习惯，遇见可能有故事传说的情形，总要追根究底，那次不知何故，没有追究“三鹿”的来源。也可能是追究过，不记得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光明日报社组织了一次黄鹤楼笔会，畅游三峡，老梨丁邀我参加。那次去的熟人颇多，萧乾、邹荻帆都去了，还有端木蕻良、苏金伞等作家、诗人。大家一起看悬棺，看神女峰，看葛洲坝，谈笑非常开心。端木蕻良曾是清华学生，我的学长，不免多谈几句。过了几天，端木蕻良也送了我一首诗，诗是这样的：

丢三落四寻常事，落四丢三未足奇。

待到文思汹涌处，镂云刻月入丝丝。

可见我的丢三落四使得端木先生印象深刻。我请他将这首诗用毛笔写出，他答应了，回京后也没有忘记写了寄给我。现在我的书柜里便有了这帧书法，诗前写着“一九八五（年）五月长江船上打水诗”，诗后写着“甲戌年题赠宗璞，端木蕻良”。

这首诗现存现代文学馆。

1985年，宗璞（前左二）、端木蕻良（前左三）等应武汉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黄鹤楼笔会

抗战时我们常唱一首歌：《嘉陵江上》。我喜欢这首歌。曲作者贺绿汀，词作者端木蕻良。“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最后，“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我每唱到这里，眼睛总会湿润。这首歌没有《松花江上》那样流传广泛，可能因为曲调较难掌握。可是它同样唱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把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我在《北归记》第一章第一节引用了这歌词，如果能在读的时候同时唱出来更好。

宗璞《野葫芦引》

在随意交谈中，苏金伞说到端木蕻良，说他二十一岁写《科尔沁旗草原》，便得盛名。我读过这部长篇小说，也很喜欢，现在还记得玲子被逼服毒的场景。端木另有一长，是研究《红楼梦》，我们那次没有来得及谈到，不然总会有所启发，大吵一架也说不定。

一九九五年，清华大学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举行了国际学术会议。几位清华大学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五二年的文科生和一九四九年入学的肄业生，给文学院老院长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肯定清华的教育、清华文学院的辉煌和冯先生的贡献。领衔人是曹禺（万家宝），签名人有端木蕻良（曹京平）。

八十年代的热闹，带着一种天真和向往。历史不慌不忙地喧腾着，而年华的逝去就在转瞬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三首诗的三位作者都已辞世。他们都有各自的贡献，这些“打水诗”不过是游戏之作，却有时会萦绕在我心头，连同八十年代初那一段以为春天已经来临的日子。

2010年10月11日偶思，2011年成稿

2020年发现旧稿，已是“九〇”后了

《野葫芦引》全四卷| 宗璞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为中华文化的源流不绝所做的艰苦努力、忘我牺牲。宗璞以她坚韧的精神，迤逦三十年，终于在九十高龄之际，完成了这部巨著，向前辈、向历史、向期盼着的读者，献上了她的心血之作。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画廊中，《野葫芦引》如一幅淡雅幽的长卷，无可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