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存回忆挺进大别山时筹粮和自制棉衣过冬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五六月份，随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主力部队插到国民党控制区外围作战期间，丢掉后方，孤军深入，处在无后方作战情况下的我军，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十月中旬，上级要我带领一个班，协助两位粮秣员，到岳西县牛湾村去设营征粮。
岳西过去是红军的根据地，十五年前，那里就曾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一路上，同志们纷纷议论：老乡们如今见到我们，不知该怎样的高兴呢!
一连几天爬山涉水，我们来到了牛湾。当曲曲弯弯的山沟尽处，露出一片熟悉的房舍时，同志们不由地停住了脚步。我们拍去身上的尘土，整理好衣服，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向那绿树环抱的村庄走去。
绕过一个池塘，我们进到村里。面前的景象使我们大吃一惊：村口，迎面拦住我们的，是写在墙上的几个黑色大字：“通匪者杀无赦！”

村庄里死气沉沉。这个原先有百十户人家的地方，现在竟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没有鸡叫，没有狗咬，只有破旧的门窗被风吹得啪啪作响。许多房子东倒西歪，院子里长满了草。满街的破布烂草，随风飞舞。
同志们默默无言地伫立街头。我只好就近找了一间房子，让大家暂且进去休息一下。大伙都无心休息，只顾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最后决定分头上山去找老乡。
中午，我和两个同志由村东洼地向后山爬去，连着翻过了几个山岭，始终一个人也碰不到。我们不断地大声呼唤，回答我们的，却老是那山谷中的回音。
后来，突然发现山背后飘出一缕青烟。烟是从远远的山凹深处一个小小的草棚里飘出来的。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冲锋似地直向那儿奔去。到了，却只见草棚中的地灶正在燃着火，锅里还冒出一股烤焦的白薯味，可就是没有人。我们在四周找了许久，也没发现主人的踪迹，只好坐下来等待。
约摸半个钟头过去了，小鬼贾明耐不住地问道：“班长，你说老乡干什么去了?”
老王吧嗒着烟锅，替我回答：“谁知道……”
天，渐渐黑了。灶里的火早已熄灭。可是，四周仍一点声息也没有，实在让人焦急。
忽然，老王恍然大悟地说道：“会不会是老乡发觉了我们，怕我们是国民党，不敢回来了?”
对啊!要是这样，等到明天老乡也不敢回来。那么，干脆走吧!可是，好容易才得到这一线希望，丢掉了又去哪里再找呢？我们打定主意暂时离开一下，看到底有没有老乡回来。贾明在棚后找来一块白粉石，我便在锅盖上写了几句话：
“老乡！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当年的红军回来了。国民党匪军被我们打跑了，你们快下山来吧!”
离开了草棚，走出几百米，我们三人坐在一片树林里等着。整天东奔西跑，我们早已十分疲劳，但这时谁也不肯睡去，一心想见那小小草棚里的主人。
过了很长时间，在月光下，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影影绰绰走过来两个人。贾明高兴地叫道：“老乡!老乡!”便飞也似地跑去。我和老王也紧跟着，顾不得脚下的石块、树桩，跌跌撞撞地向来人迎去。
来的是两位老大爷。其中一位两眼已经失明，由另一位搀扶着。大概是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两位老人停住了。我们赶紧上去握住他们的手，叫了一声：“老大爷!”
两眼失明的老大爷愣了一下，几乎全身都在抖动，半晌才摇着我的手臂自言自语地说道： “天哪!这是真的吗?……”接着他用那双激烈颤抖着的双手，急促地在我身上四处摸索着。最后，当他摸到我的破草鞋时，突然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呜咽着说道：“是红军，是红军，你们真回来了，真回来了哎…”
我实在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半晌才说：“老爷爷!你们受苦了!”不料，他听到这话，哭得更悲恸了。
另一位老大爷在一旁说：“同志，你让他哭哭吧！十五年，泪水都熬干了。总算又把你们盼来了，他这不是难过，是高兴啊!”说着他也拭起了眼泪。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只见四面山头上出现了点点火光。火光越燃越亮，越来越近，照得满山通红。霎时我们三个被男女老少层层包围在中间，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们不知回答谁好。当他们听说“红军”需要粮食，我们是专门来征粮的，一个个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同志！你尽管放心好了。”
黑夜消逝了，又一个黎明来到了山间。我们帮老乡们搬着东西，和老乡们一起，成群结队地返回村中。半道上遇到了其他两个组的同志，他们也正兴冲冲地帮助老乡们搬家。
两天之后，牛湾村人民赶着自己的牲口，满载着成袋的粮食，送我们返回部队。我们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大别山区霪雨连绵，太阳难得露脸，一到十月，天气就一天天冷了。夜晚在山野里行军，寒风呼呼地吹来，越发使人感到身上的破旧单衣格外不经风。要在往年，崭新的棉军服早就发下来了；可是现在，执行中央打到外线去，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指示，已打到长江下游北岸，远离实施补给的后方一千多里，在这里，我们没有被服工厂，没有固定驻地，又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打仗，从哪儿去弄十多万套棉衣啊!
正在这时，野司接到了毛主席的一份急电，问我们冬装是否已有着落，如果没有，中央准备让晋冀鲁豫十纵队护送棉衣到大别山来。消息一下传遍了野司机关，同志们说：“中央和毛主席真关心我们，远在西北高原，连我们的棉衣都想到了。”
可是，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几位首长研究后，却让机要科复电中央和毛主席说：全军棉衣已在设法解决。大家一时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
过了两天，刘司令员指示我们给各纵队发电报，叫各部队就地购买材料，自行缝制棉衣。邓政委并嘱咐道：“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要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工作。”直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深深感到刘、邓首长爱惜老解放区人力、物力，这样决定实在太正确了。
于是，各部队的采买人员立即四出活动。他们几乎跑遍了大别山的各个村镇，从商店里买，动员群众卖，不管质量、花色，只要能用的都要。这样，全军的棉衣材料才勉强凑够了数。
买来的大批材料，有土布，有花布，也有纱布、孝布；有板棉、毛毯，也有羊毛、籽花 ……宽窄粗细，五花八门。质量好坏都没有关系，只是五颜六色叫人不免作难。染吧，没有染坊和那么许多的颜料；不染吧，红花绿叶，怎能穿得出去?
我和任参谋领到了半匹白布。听同志们说草灰可以染，我俩就在房东家的锅灶里掏了满满一大筐。雪白的布浸进了灰水里，果然成了灰色，可是一投水，几乎又成原样。我们想再用烟灰试染。跑到灶房一瞧，比我们手快的人早就把锅底、烟囱都清扫光了。跑了十多家，弄得我们像包公一样满脸乌黑，好容易才刮到了一碗锅底灰。这次算没有白费功夫，染得很有成效。
这期间，行军时队伍煞是好看。有的同志把布晾在背包上；有的同志用根竹竿把布挑着；还有的把布拴在马鞍上。休息下来，遍地铺的是布。许多人围在一起，这个说：“嘿！这布染得不错，跟染坊染的也差不许多!”那个说：“哟!伙计，你怎么把布染成个癞痢头了呢，灰一块白一块的!”围看的人，哈哈大笑，热闹得很。
布染好后，便发下针呀，线呀，扣子呀等零星东西。支部聘请了几位当地妇女，教大家缝衣的基本技术。但是，对我们这些扛枪杆子的人说来，一根针拿到手上，比那七斤半的步枪好像重许多倍。什么絮棉花、钉荷包、锁扣眼、上口袋，处处都是难关。

每当我们做活的时候，当地群众便围上来看。嫂子大娘们都自动出来帮助，任凭她们再热心，也无法使我们一下子变成“巧妇”。尤其是开领口，许多同志硬是“不得其门”，不是开大了，就是开小了,还有个别人把领口开到了脊背上,不得不再找一块布补上。因此便有人编了快板说：“兵好当衣难裁，棉衣好做领难开。”

一天，刘司令员来检查我们缝棉衣的情形。他看了我们几个人的手工后，非常内行地指点说：“棉花要絮匀压平，翻时要小心对正，免得疙疙瘩瘩，歪歪扭扭。锁扣眼要用倒线，缝口袋要用勾针……”
旁边的一位同志说：“就是领口难开，大小把握不妆。司令员伸手从窗台上拿过一个洋瓷碗，扣在领口的位置，说：“照碗口大小画个圈，按圈裁出来，不正和脖子差不多么?” 满屋子的人都为司令员这种“简易裁领法”赞不绝口。有同志说：“司令员，怎么缝衣服你也内行呀!”司令员打趣地说:“我在家当过三年裁缝哩。”接着他又郑重地说道：“做棉衣这件事是关系着我党我军声誉的大事。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一定要有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以烂为荣，不是光荣。同志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才行。”
从安徽太湖起，直到湖北的洗马畈，断断续续地缝了一个多星期，我的棉衣缝起了。手指被扎得到处是针眼，可一看到自己亲手缝的棉衣，想着刘司令员的话，就高兴得忘记痛了。十一月，山区天气更寒冷了。刘、邓首长和其他几位首长还没穿上棉衣。军政处杨处长要管理科长进城去请几个裁缝来做。这事传到了首长们的耳朵里，被首长们拒绝了。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说：“同志们可以自己做，我们也不例外。”
几天后，首长们也穿上了他们自己缝制的棉衣。虽然刘司令员的棉衣略显瘦了些，但穿在身上却平整笔挺，更显得精神抖擞。
落雪前，全军在连续行军、连续作战的情况下，终于都穿上了自缝的棉衣，指战员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坚持着大别山的斗争。师政委李震同志当时曾写了一首《棉衣歌》，歌颂我全军指战员克服困难的精神：“此事古今无从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渡，全在万众是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