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私人探险更成功——从《恐怖号》说开去
☄ 怎样才能办好大事？经济学家寻找证据，在私营资助和政府资助之间做了对比。
证据表明：19 世纪
私人探险取得了更大成功
本周早些时候，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公布了“恐怖号”勘察船残骸的第一张内部照片，这是 1845 年背上厄运的富兰克林远征队第二艘被发现的沉船。当时远征队的目标是寻找西北航道。这艘勘察船和它的姐妹船“埃里伯斯号”的发现，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富兰克林远征队失败的极大兴趣，以至于 AMC 电视台推出了一部关于这次远征的电视剧《恐怖号》（The Terror，大陆译为《极地凶灵》）。
1845 年 5 月，在受命寻找西北航道的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指挥下，这两艘船从英国起航。欧洲人最后一次见到它们，是在同年 7 月，之后它们就下落不明了。两艘船的失踪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公众主张派遣更多的探险队，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接下来 150 年里，许多学者、探险家和科学家试图弄清真相。研究发现，1845 年至 1846 年，船员们在比奇岛（Beechey Island）过冬，船很快就被困在了冰面上。在艰苦的三年时间里，船员们逐渐死去。最后的幸存者，在试图跋涉回哈德逊湾公司已知的贸易站时，倒毙在了途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经济学教育的机会。
1818-1909 年，人类开展了多次北极探险活动，既有私人的，也有公共的。这种混合现象，让我们能够比较私人经营企业和政府经营企业（如富兰克林远征队）的结果。
事实上，这种比较在科学发现的分析中非常有用。据说，纯科学研究 (如太空探索或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产生的公共回报超过了私人回报。因此，如果完全由私营部门进行，这类研究会因为缺乏商业利益而被人忽视。西北航道的探索（承担着绘制北冰洋地图的任务）符合（纯科学研究的）这一定义。因此，没有比这更好的环境设置来比较私营企业和公共企业。
2001 年，经济学家乔纳森·卡尔波夫（Jonathan Karpoff）做了这一比较，并在《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职业中的领先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价值被低估的文章。卡尔波夫收集了 1818 年至 1909 年间所有的北极探险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队员人数、死亡率、成本、研究目标、船只数量、位置和团队领导者的经验等等细节。他还特别关注探险队是否由政府资助。
通常，有了所有这类数据，经济学家往往会依靠计量经济学，来估计不同变量对某些关注的结果发挥了什么作用。然而，即使没有使用这些工具，卡尔波夫也已经发现了公共资助和私人资助探险之间的三个重要对比。
首先，他发现大多数探险都是私人资助的：有 57 次探险是由私人资助的，只有 35 次是由政府资助的。
其次，他发现大多数悲剧——比如富兰克林远征队——都是由政府资助的。
第三，公共探险花费更大，最终导致的队员死亡率却更高（6 比 1）。这些都是对公共资助企业表现的不利发现。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不过是累赘而已。
卡尔波夫发现，一旦在保持其他因素（如研究目标、地点、船长经验）不变的可控情况下，私人探险确实能以更低成本（资金和人力成本）获得更好的结果。
由格陵兰岛经加拿大北部的北极群岛到阿拉斯加北岸进入太平洋的航线，是航海家心中梦想的西北航道——它能将欧亚间的航程缩短 5000-7000 公里，数百年来各国航海家为之前赴后继，不过直到 20 世纪初期，挪威人阿蒙森首次通过西北航道抵达阿拉斯加，才证实此路可行。
如何解释公共探险和
私人探险的区别？
卡尔波夫认为，这是激励机制的作用。与私人资助的探险相比，公共资助的探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大。这困扰到了探险队最初的准备工作，最明显的是对队长的选择，有时这种选择是出于政治动机。
相比之下，私人探险往往是由发起探险的人带领。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些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认为，成功企业的管理者发起并实施他们的行动计划。卡尔波夫有这方面的证据：77% 的私人探险，是由发起这些探险的人领导的，而公共探险中这个数字只有 26%。
更重要的是，私人资助的探险——因为他们对私人赞助方负责——有更大的动机去发现和纠正错误，以及更好地调整策略。
举个例子，卡尔波夫指出，私人探险队的领导者投入了大量精力，详细考证以前探险者的工作，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这些努力中，他们发现了采用加拿大北极地区居民因纽特人的保暖服装、庇护所和陆上旅行实践经验的价值。
卡尔波夫的发现不仅对理解“恐怖号”和“埃里布斯号”勘察船的悲惨命运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政策辩论也有着重要意义。它有效地提醒我们，激励机制为什么重要，以及有多重要——即便是在政府做事时也是如此。
谭叔评论
今天看到的关于北极探险的故事，说明自由市场往往比国家更能办好大事。
很多人认为办“大事”一定要集中力量才能成功，所以总会说“大事”必须由国家来做。私人公司办“大事”只会失败。
在 19 世纪，欧洲人有一件“大事”，就是希望发现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通道。如果真存在这样一条通道，那么欧亚运输距离从理论上可以极大缩短。这当然是个大商机。欧洲的私人企业和各家政府都派探险队到北极探险，尝试发现西北通道（和绘制北冰洋地图）。在当时条件下，其难度不亚于今天的太空探索。
经济学家卡尔波夫利用这一历史事实，比较了探险的私人资助和国家资助。比较分析的结论是，私人资助的探险成本和死亡率都更低。其原因何在？
两者诱因不同。国家探险队往往受政治影响，会有更多“政治考虑”。例如在选择队长上。私人探险更看重其经验和能力。而国家探险更多考虑其政治地位或裙带关系。
《极地凶灵》剧照
一名并不出色的队长，经常会因为其他因素上位。由于缺乏经验，往往会做出更多错误决定，既增加了探险成本，也给队员的生命带来危险。
私人探险是花自己的钱，有更大诱因去找到最好的队长，从而减少了成本和死亡率。在很多情况下，发起人同时会兼任队长，且由于私人探险队必须对出资者负责。他们也会有更大诱因去发现和改正错误。
从卡尔波夫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比较之下，政府往往办不好大事。办大事的主要成功因素，并不是资源多少，而是办事者有没有足够诱因，去发挥他们的“企业家功能”。没有企业家功能，再多人力物力，都只会被白白浪费掉，但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相反在自由市场中，存在激发个人的企业家功能去寻找问题解决方法的诱因。无可否认，有些问题不是一次尝试就可以解决，但只要市场过程发挥作用，后人能根据前人经验不断改进解决方案，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攻克。
就像美国每次遇上风灾后，最能给一般美国人提供支援的，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而是沃尔玛、家得宝等等私人公司。最明显例子是飓风卡特里娜给新奥尔良带来的严重灾难。沃尔玛在 24 小时内将第一批物资运到灾区，而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尚在讨论要如何运送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