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柴胡店与《大刀记》（下）
《大刀记》讲述的是一个因为被压迫而进行暴力反抗的故事，是一部民族解放的艰难历程中，胆大心细、奋勇顽强地杀鬼子、锄汉奸的英雄传奇——限于出版的时候的诸多限制，作者忍痛将第一部第16章之后的内容全部删去，还把第一部最后梁永生上了五台山改为去了延安。这样整部小说基本上就限于抗日战争阶段了，从清末民初开始的家族史、地域史的气氛被消解了很多。
尽管如此，梁永生们的“豁出去”了的大无畏形象，还是很成功地被塑造成了反抗者的一面鲜明旗帜。梁永生家世上与大汉奸家的几代仇隙，始终是一条导引着读者情绪的重要线索。小说在高扬抗击日寇的大旗的同时，还符合人类关于复仇的原型故事的全部内涵外延。
与现在的抗日“神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的这部小说完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几乎实证主义的原则完成；主要的情节和人物都有原型，重要的故事和传奇都能在历史真实中找到对应的确有其人的存在。其中梁永生突围的情节就直接源自和作者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老八路阎成在程庄的孤胆突围战。小说将阎成当年亲身经历的‘死里逃生’真实的险奇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创作成为《大刀记》第二卷中的《重返宁安寨》一章。《大刀记》第三卷中《夺枪》一章，则是参考宁津的八路军战士崔景生身上的夺枪经历。
小说出版以后德州革委会《大刀记》连环画创作组在编绘《大刀记》连环画时候，也完全秉承了这种精神，李伏源、崔占德、刘以慰、李振坤、冯恩堂、魏延滨等六位画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采风、感受环境氛围之后才进入绘画阶段。他们回忆说，70年代当地农民的装束和清朝末年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棉袄棉裤；往往在形象上可以直接入画。这样的话在当时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说的，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按照文革中的逻辑马上就可以定性为否定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了。好在不说也是可以做的，画出来的又都是过去的旧社会，而不是当下。总之实地采风的连环画创作不仅在地理格局上也在人物形象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了历史。他们六个人经过长达两年的创作，最终才在1978年完成了这部连环画。而这套连环画的累计印数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是天文数字：3000万！
翻开连环画，就可以看到很多场景和今天骑车经过的地方看到的景物相仿佛的所在，街道和屋舍、树木和服饰，甚至连人们的气质与表情，也都互相印证着。这一片广袤的冀鲁平原，属于运河和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四季分明，物产多有，商业通道贯穿，然而历史上这一带的发展却一直迟缓，而天灾人祸不断。连环画对于苦难的展示非常充分，从清末民初到抗日战争，社会公平与社会福利等等人类社会的基本平衡系统统阙如，冀鲁平原上的普通百姓近乎常态的卖儿鬻女乞讨流浪，普遍的困厄凄苦悲愤愁怨以及从其中爆发出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男儿血性，都刻画得非常到位。这是一本标准的愤怒之书，每一个细节都是在号召人们勇敢地脱离开压抑和隐忍的日常状态，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压迫者都必须奋起抗争，武力反击！苟延残喘没有任何希望，只能是以更加凄惨的方式死去。在具体的苦难之外是具体的战斗，混合了个人的报仇雪恨与国家民族的解放重任的战斗。整本连环画都充满了动作感，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有了传统武打书的风范。这是当时孩子们喜欢看这本连环画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打仗的连环画，看其中详细叙述的每次战斗过程，这往往是对连环画进行了约定俗成的归类以后的必然首选。当然，分册出版也是吸引孩子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本一本断断续续地出，所以需要按照序列号去一本一本地买，一本一本地收集，这大约是契合了孩子们的一种本能的收集心理，或者叫做序列号心理。不仅是最早的山东版，其后几个社出版的《大刀记》都是分集的，辽宁版、黑龙江版、河北版，都分很多册。要想收集齐全，必须追着看，密切注意书店新书动向。这样自然形成的长期性，便使得《大刀记》这样的连环画在孩子们的话题里长盛不衰并且大名鼎鼎了。
再来说这山东版的最早的连环画《大刀记》，其场景是很有舞台感的，也像电影镜头。常有俯瞰仰视特写全景等等镜头语言，构图可谓丰富。而关键的优点是背景准确，风土人情，吃穿住用的细节把握到位，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鲁北平原上那个年代里的人们的风貌。
当然，《大刀记》连环画的场面中的人物瞬间造型，多有当时的样板戏和宣传画的影子，光亮、伟大，眉目之间豪气正气直冲霄汉。这些在今天看来有程式化的单调、舞台表演化的做作或者说脱离开生活本身更为复杂多样的真实的人物造型，在创作当时的环境氛围里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主流，换句话说不如此便很难问世。
《大刀记》这样的连环画，是在为本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画像，它不仅是在主观上要图解故事，更在客观上在做全景的民族史志记录的工作。因为是先有连环画后有电影，所以同名电影也就顺理成章地参考了连环画，布景和道具都直接仿照连环画的构图描绘，甚至连拍摄现场也安排到了柴胡店本地。无论小说连环画还是电影，当时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在环境氛围和背景构成上都在努力进行典型化的同时尽量尊重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原状。所以尽管有正面人物造型单一向度的高大上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其很高的艺术价值：艺术品的地域性、地理特征是其相对长久的价值的重要品质。当然它所记录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奋起反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气概，在纪念抗日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也依然广有意义。
慢慢地离开柴胡店，麦收时节即将到来的中午，已经有了只属于夏天的那种中午类同于深夜的安静，被灼热的阳光和可怕的高温赶走了一切的安详笼罩着大地。从连环画里可以知道，柴胡店的财主家是有一片非常高大的松树林子的。梁永生们的战斗会议就是在林子里秘密进行的。那林子如果一直保留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是更加遮天蔽日的大森林了。可惜如今这里已经是平畴千里，任何一块土地都被精耕细种到了极限了。于是在深入到麦地里去的小路边的杨树下，铺上防潮垫，吃饭、睡觉。骑车途中的这种短暂睡眠，只睡一小会儿，也是深睡眠，是令人焕然一新的深睡眠。而现在能这样睡在《大刀记》的土地上，睡在儿时的想象之境里，就更是得其所哉了。
这样的旅程中的发现、感慨与饮食、休息已经让人对旅行更多了肯定，更多了庆幸。而柴胡店前前后后这一带的景象细节，也就都在自己眼里成了《大刀记》这个文学文本所从生长的源泉。此前此后关于《大刀记》的全部想象和回忆，都将以今天的观感为终结，也为全新的出发点。
原文刊于《博览群书》2016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