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官窑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北宋晚期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因器物多被宫廷垄断，故南宋即有“近尤难得”之说。后因靖康之乱，金兵入侵中原，宋朝被迫南迁，汝窑毁于一旦，窑址荒没，工艺失传，致使汝官窑址问题成了一大悬案。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就神秘地失踪，仿佛只是在历史烟云中昙花一现。然而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汝州张公巷窑址、汝洲文庙窑址的发掘，揭开了汝窑遗址及玛瑙入釉等千年之谜，同时也至少提出了三大悬疑。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洲文庙汝窑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官窑，是“供御”而不是像越窑、耀州窑、龙泉窑的“贡御”。平时将产品作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
贡窑论 认为民汝与贡汝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将作为贡瓷的越窑秘色瓷、耀州窑青瓷、钧窑瓷的釉色、造型、装饰、工艺进行比较分析，说明了汝窑是贡窑，它是可民可官的，优质的由官府进贡宫廷，拣出来的可出售。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但是，从《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落选品可以出卖的情形看，是从贡瓷向官窑过渡的中间阶段。从称谓上区分，认为河南汝州、宝丰、鲁山一带都出青瓷，称为汝窑，烧造民用瓷器的应称宝丰窑，汝州的称临汝窑，鲁山的称鲁山窑。而清凉寺窑应该是贡窑，烧造御用瓷器，汝窑多少带有官窑性质，但实际上还不具备官窑的应有条件，称“汝窑”比较适当。
民窑论 认为北宋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细致的各种手工艺机构“作”，唯独没有陶瓷“作”，再结合故宫旧藏流传的不可靠性以及其他文献，从而论证汝窑“非官营手工业的职能”。同时也提出疑问：“这一窑场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窑还是地方政府的官窑，目前还有待研究。”同时认为“汝窑瓷器烧造可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烧造格局”。我们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根据实物特征，揭示了汝窑的某种本质，即从民窑向贡窑再向官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汝窑逐步垄断的过程。就是说，从“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即“弃定用汝”开始，汝窑在接受宫廷任务后，烧造宫中用瓷。在清凉寺汝窑遗址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这说明清凉寺汝窑结束了从盛唐开始数百年来汝窑只属于民窑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窑址，均属于汝窑系统，这些窑主要还是民窑，而且“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官窑瓷达不到要求的还可以出卖，说明宫廷没有完全垄断。但由于“玛瑙入釉”成本高，质量要求高，烧制难度大，加之釉料成分和烧制技术是师徒间口头传授，只有官窑才能不计成本地不断烧制，因此民窑烧出官窑天青瓷的可能性不大。
从2000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窑遗址先后三次进行发掘。一是烧制年代为北宋末年，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烧制年代相近；二是产品单一，均为类似清凉寺汝窑的青釉瓷器，但制作更精良；三是从素烧器残片看，与清凉寺汝窑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四是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此种做法在已发掘的古窑址中，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北宋 晚期汝窑天青釉刻莲瓣纹深腹瓷碗 2000年清凉寺汝官窑遗址IV区出土从文庙遗址和清凉寺遗址出土的实物看，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做工都非常精细，与张公巷窑异曲同工；其二，天青色非常纯正，从配制到烧成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因此朝廷为了垄断汝瓷，在汝州文庙建立贡窑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汝州张公巷和汝洲文庙汝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是一脉相承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民窑向贡窑发展、由贡窑向官窑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商贾垄断到官府垄断、由官府垄断到宫廷垄断的过程。其工艺特别是釉料配方也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它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审美，这才有了后来北宋宫廷的“弃定用汝”和后来的“汝官瓷”。这里有一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现在普遍地把“汝官窑”理解成了汝窑，凡是说汝窑即是说“汝官窑”，所以我们研究“汝窑”的存在时间实际上是“汝官窑”存在的时间。汝窑的烧造年代范围在北宋晚期已成定论，但具体时限，研究者意见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清凉寺、张公巷、文庙汝窑遗址发掘证据表明，汝窑在北宋中后期约有20年左右时间为宫廷烧御用瓷器，即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以汝窑为贡瓷，在汝州城文庙汝官窑烧造，历经15年。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由于宋徽宗的原因“废汝用钧”，大观元年（1107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又“废钧用汝”，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4年。宋徽宗酷爱艺术却缺乏治国才能，他继承兄长宋哲宗的皇位后，重用小人，打击前朝贤臣，刚即位就借剪除元佑党之机废了汝窑。由于是和平环境，有充足的时间毁掉汝窑，所以文庙汝窑毁灭得比较彻底，从此汝窑失传。随着宋徽宗艺术造诣的不断提高及政局改变，他又想在汝州恢复汝瓷烧造。由于汝瓷技艺已失传，生产出来的汝瓷从釉色和制作工艺均赶不上宋哲宗时文庙烧制的汝瓷，这从出土的实物可以充分说明，所以史称“汝州新窑器”。
宋徽宗即然最初因想在艺术上超过宋哲宗以及派系斗争所需要而毁掉汝窑，杀死工匠；在短短5年后，又因为宋徽宗艺术造诣提高及政局改变，又在汝州恢复汝瓷烧造，甚至还要求釉色达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高度，短短5年间毁窑杀工匠后又恢复烧制，出尔反尔，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因为1101年至1107年其间5年汝窑停烧，所以从1086年至1110年其中少了5年，只有20年左右。还有就是后14年（1107～1126年）烧制新窑器的汝窑算不算汝官窑？因宋徽宗上台后废汝窑用钧窑，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又以汝窑为贡瓷，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4年。从大观四年（1110年）到靖康元年（1126年）的16年，由于政局变动技艺失传，烧出的汝州新窑器虽赶不上当年的质量，但仍然是宋室官窑。随着新窑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发掘，相信这后16年汝窑瓷的迷团会不断解开的。
北宋汝窑青釉“奉华”纸槌瓶 台北故宫藏 此瓶实际为盘口折肩瓶残品，造型来自西亚盛放蔷薇水的玻璃瓶
汝官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就在宋徽宗赵佶做皇帝的25年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至宣和末年（1125年），历经约39年。1125年金兵南下入侵中原，靖康元年（1126年）4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都城汴京被金兵包围，汝窑御用瓷自然停烧，人逃窑毁。第三种观点认为，汝官窑从大观四年（1110年）烧造，毁于靖康元年（1126年）的战争，最多只存在16年光景。据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汝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就在宋徽宗赵佶做了25年皇帝期间。如此说来，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宗即位后“废汝用钧”，5年后又“废钧用汝”，以后16年是鼎盛时期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汝窑作为官窑的历史应该是34年左右，而不是20年，更不是16年。
北宋末年的战乱中，工匠们是不是在战争中被金兵所杀，或者是匆匆熄灭了窑火仓皇逃命，或者在逃难途中命丧黄泉，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按理战乱平熄后，他们应该回归故里，重开窑炉，就像近邻的禹县，远处的定州、黄堡窑等，不都恢复了传统作业吗？从汝州地区的窑址考古可以发现，金代这里只有一种“汝钧”与官汝略微接近，但面貌已大为不同，与其说接近官汝，不如说更像钧瓷。很显然，那批宋徽宗时生产汝瓷的工匠要么在战争中被杀，要么落脚他处。因为从上述其他同样生产过贡瓷的窑场可以发现，这些窑场即使停烧贡瓷后，后续的民用产品依然保留了贡瓷的风范，产品的固有特点并不会因为用途有所改变而突然消失，唯独汝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此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汝窑隐匿后不久，却在遥远的临安（浙江杭州）突然出现一种与汝瓷面貌极其近似，而与历史上的浙江瓷器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窑器，它就是南宋官窑——修内司窑。修内司官窑，南宋著名瓷窑，南宋建都临安后，按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旧制，在都城修内司重建官窑，烧造青瓷。南宋官窑在杭州有两处，先在凤凰山麓万松岭附近修内司设立“内窑”，世人因此将前者称为修内司官窑，后者称为郊坛下官窑。或者由于原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变异、新皇帝偏好的改变、用途的扩大（南宋官窑中有相当部分是礼器，因为当时仓皇南奔，铜礼器都留在旧都，只好以瓷器代替。从这点也可以推断：凡是礼器样式的“宋官窑”，必是南宋产品，加之南宋修内司窑地处南方，所用原料和烧制工艺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越窑等成熟工艺的影响，使得修内司官窑瓷无论在微量元素的含量上或是在外观色调上，都和汝官窑瓷有差别。对已发掘的南宋官窑遗址的研究表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工艺为《坦斋笔衡》所说“袭故京遗制”，底足外撇、满釉、支钉支烧等，某些工艺特点受到了汝窑的影响。
笔者认为，修内司官窑应该不仅仅是“袭故京遗制”，有可能是汝窑的那批工匠或者部分工匠被南宋皇帝带到了江南，因而修内司官窑在工艺上与汝窑相类似。要知道汝窑的工艺、汝釉的配方即使今人也很难学，要让习惯了生产青绿釉瓷的浙人一下子就掌握河南人发明的天青釉、开片瓷的烧制，似乎难以想象。因此推测修内司窑中必有汝窑工匠，目前虽然在浙江两处南宋官窑遗址发掘材料中，以及地层分析中尚未找到具体证明，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汝窑与修内司窑的血缘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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