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读书指南，治学门径（附劝刻书说）

张之洞的书单：国学应该读什么

晚清重臣张之洞，毕生追求经世致用，倡洋务，办实业，兴学堂，练新军，人称“香帅”，文韬武略，功勋赫赫。但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煌煌近千万字的著述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至今犹畅销不衰的，竟是自己早年开列的一份书单——《书目答问》。

张之洞天姿颖慧，十六岁荣登解元，二十七岁题名探花，旧式八股困不住他横溢的才气，反倒令他出古入今，在中西之学间游刃有余。同治末年，他调任四川学政，掌全省教习士风，日日手不释卷。蜀中学子有来问询“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他遂撰成《书目答问》五卷，于光绪二年（1876）首刊。

《书目答问》虽是一份书单，却绝不敷衍，足足开列了两千余种书目，远远超过了入门必读的范围。张之洞的选书原则归结起来不外乎两个字——“有用”。他在《輶轩语·语学》中曾说：“读书宜读有用之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

从他所选内容来看，都是经史子集传统四部的代表作品，“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此外还增设“丛书”一类，举古今合刻及清代一人自著丛书一百多种，可谓独标新异。

从他所选版本来看，“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并于书名下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寥寥数语，精髓自见。

而书末的两篇附录《别录》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尤具卓识。《别录》专录初学读本，由浅入深，渐识门径。《姓名略》则按学科分门别派历数了由清初至当时的诸多著名学者，从中可窥见有清一代的学术源流。

伯乐相马，先除三羸五驽，乃相其余。张之洞选书，亦有五不录：“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换言之，能入其法眼者，必是精中取精的常典要籍，那些浮滥的、劣质的、难找的书，统统弃而去之不可留。

庄子云：“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告竣，所收之书多达万余种，虽老死而不能遍观尽览。初学者与其面对如此茫茫书海望而兴叹，何若驭繁就简，由身边最切近易得之书读起？而这也正是《书目答问》的初衷。

《书目答问》论体量尚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五分之一，然《四库》之精要已悉收其中，且乾嘉之后《四库》未收者亦酌加补入，继往开来，功莫大焉。

《书目答问》问世后很快风行海内，四方文士几乎是“家置一编”，甚至影响到了京师的藏书风气。据震钧《天咫偶闻》载：“于是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

康有为对《书目答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精要且详”，并劝告他的学生，若“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梁启超回忆少年时得《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学问”。鲁迅亦曾向人推荐，“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书即师耳。《书目答问》便可谓书中之师，由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略窥国学之堂奥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诚哉斯言！

劝刻书说

张之洞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 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