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声邮色｜万维生回忆录（五）走进普11《革命圣地图案》
万维生回忆录（五）走进普通邮票：普11《革命圣地图案》
邮电部设有邮票发行的专门机构，五十年代专门从事邮票设计工作的有六七人，绝大部分人员都是分工设计纪特邮票，邮政业务上用的普通邮票却几乎都是孙传哲先生一人承担。因为普通邮票一般是两三年要更换一套，有时是更改邮票使用面值，临时要提供邮票图稿。普通邮票使用量大，面积也相对小，通常用胶版印刷。孙传哲先生是最老的邮票设计家，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尤其是采用胶版印制的邮票图稿要有独到之处，要考虑到被仿造，所以图稿不宜太简单，一般采用线条组织表现，掌握密度就在于设计人员的经验，因此我们较年轻者不关心普通邮票、也没有留意去研究，每年只关心分配给我画纪特邮票的任务。
1960年，不料突然分配我设计一套普11邮票，而且要求是雕刻版，虽然画的都是邮票稿，但是画普通邮票如同要求你进人一个新学科。当时北京邮票厂新引进先进机器，新机器生产速度快，可以印雕刻版。普通邮票用上雕刻版是多年的愿望，那时四位雕刻老师傅也正摩拳擦掌盼在新机器上显身手。因为普通邮票发行大，所以对新任务，我一是服从分配，二是对新事物也有欲试一番的劲头。
对面临的新课题，我首先要研究普票的特殊性。看了我国的普票，又翻阅许多国家的邮票，慢慢地走进画普票的课堂。
普11《革命圣地图案》
普通邮票可以一张画稿印上十几个面值，建国以来天安门已成为独有脸孔。这次确定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经研究，选择了四处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圣地：第一次苏维埃政权所在地瑞金、八一起义纪念地南昌、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就地寻找现成照片，加上中国人民邮政和面值，再交给雕刻师傅，这不是我的工作方法，于是我直奔江西南昌。
五六十年代集邮未兴起，包括邮政部门对我们的工作都不太了解。南昌“八一”大楼当时还是一家营业的大旅馆，我拿出随身带的小画凳和画夹，描绘起这座建军纪念地大楼。为了解这座革命遗址，我整整在大楼四周转了两天才奔赴第二站。南昌到瑞金要两天路程，记得自己买的长途汽车票，是早晨五六点钟开车，怕醒不了误了点，将招待所两个闹钟都借来。还记得那天长途车半夜抛锚，司机通知各自找投宿处，我找了邮电局。瑞金革命遗址多处，我请教当地同志，了解历史。在沙洲坝听到的故事最多，逗留时间也最长。为了不使江西两处都用纪念馆，我选用有一棵大树的毛主席故居。延安用宝塔山无可置疑。天安门必须区别先前普票，确定邮票票型就可认定。画普票最大难处是票型那么小还要牢记不要给营业员增添麻烦，因此邮票面值要突出。四幅画稿各印3枚12种面值。同一图案、不同面值、颜色色调还要注意区分。
创作设计这套普通邮票，因走的路比较远，路上有较多时间进行思考。我一直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四幅画稿，每幅印3种面值，3种颜色，成了12种邮票，全国的邮局每天不停地用，然后不停地印，它的数量有多少？为此，必须认真对待要印成天文数字的画稿。为使画稿适于雕刻，回到北京，我急不可待地找有关钢笔画的资料。画稿通过后，我又和四位雕刻师傅密切配合，几个月后，看到邮票厂新机器印出一张张有150枚的邮票，感慨无比，它比起看得多的、色彩艳丽的纪特邮票正是另一番感受。画普通邮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呀！（来源：上海集邮，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