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相叠的旅行日记

咸丰元年（1851），倭仁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正月二十日其携家眷自京城出发，七月初三抵达，行程一百六十天。于二月初一，自平定县槐树铺入山西境，二月十九日，从风陵渡入陕西界，历时十九天，行程一一写入日记。1927年1月，在京教书的吴宓寒假回陕西泾阳老家过年，于1月11日至20日路径山西境内，所见所闻，也写入日记。二人所行路线重叠，只是前后相距近八十年。

倭记云：“二月初一日，槐树铺尖（五十里），入山西界。过西、北两天门，柏井驿宿（三十里）……初二日，平定州宿（五十里）。平定，汉上艾地。石门口峭石壁立，松柏幽秀，数日经过中最佳之境。性爱山居，遥望白云深处，树影炊烟，人家如画，神移久之。”吴记（1月11日）云：“晨七时，上正太火车，三等（至榆次，三元六角）。七时五十分开车。车行甚速，且一切整洁而有秩序。山西境内，田畴整治，城垣壮丽，野无盗贼，途少乞丐，不得不归功于阎督锡山也。……下午三时，抵山西榆次县。宿天泰公栈。外出至林间居夕餐，早寝。雇定人力车，由此至绛州，凡五六日，车费六元五角。”世道太平，方有人间烟火。

正太一线，山势突兀，孤峰回绝，崎岖山路，颠簸前行。倭仁没有朝发夕至的便捷，铁路开通于五十六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初一入境，初六才到榆次，宿徐沟。吴宓抵达榆次时为下午三时，雇用人力车后，隔日宿祁县城外，“其店甚劣。偕诸君入祁县城，觅饭店，几中煤毒。归店，八人共一炕，去炉火，勉强寝”。倭仁则是翌日祁县尖，平遥宿。“初八日，张兰尖（三十五里），介休宿（四十五里）。介休，晋弥牟邑，随会食采于此。过郭有道故宅，想见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党锢之祸，独能超然无累，其德实有大过人者。宅今为禅院，汉槐一株，枝叶葱郁不凋，殆先生之灵有以呵护之欤？绵山在县南四十里，以介子推隐此，又名介山。介邑自汉以后，代产名贤。林宗德望，潞国勋名，尤足增光邑乘。”其中的“晋弥牟邑”，指春秋时晋国大夫司马弥牟的采食之邑在境内的邬县，郭有道故宅，实为墓，毁于今，汉槐也伐。吴宓1月13日介休县城外宿，住通义栈，二日晨出发时，大雪，遂作诗一首：“未能匝地琼瑶尽，又见漫天碎玉飞。沟细路平车络绎，穹青野白树周围。羊肠峻孤须推挽，清磬深山欲息机。奇景豁心忘历日，大行雪拥缓行归。”

时至下午一时半，以雪大，不能行，灵石外城宿。诗云：“行途忽近韩侯岭，何处难寻国士桥。吊古怀人同怅惘，空山密雪甚萧条。崖含煤质蓄财富，冰覆泉流泻水遥。野店荒邮灵石县，欲行不得度今宵。”倭仁也宿于灵石，“初九日，两渡尖（五十里）。过汾水，遥望绵山，冈峦起伏，绵亘数百里。其中必有佳境，惜无暇蹑登临，步介子之田寻其隐处耳。车行岩上，沿汾水而南。峡束川流，路随嶂转。俯瞰平沙，浅渚点点。一行白鹭，在烟云变灭间。远树斜阳，渔舟晚渡，绝妙一幅画图。灵石宿（三十里）。灵石本介休地，隋文帝幸太原，傍汾河开道，获巨石，有文曰‘大道永吉’，以为瑞，遂置县焉。石在北门河神庙，高六七尺，非铁非石，扣之有声。文剥蚀不可辨，云能避水，一名瑞石”。

吴宓晨发灵石后，张家店早尖，南关镇午尖，霍州夕尖，各留诗一首，怀古念旧，描述景致。倭仁则于“初十日，过韩侯岭。岭极高峻，上有淮阴侯墓，墓前有祠。因思功名之际，诚不易居。然君子见几，不俟终日。侯诚如少伯泛湖、留侯避谷，进退岂不绰绰哉？太史公所云‘学道谦谨，不伐不矜’，自是探本之论。仁义镇尖（四十里），唐高祖破刘武周，屯兵于此。霍州宿（六十里），霍即《禹贡》岳阳。十一日，仍沿汾水行。赵城尖（五十里）。周穆王封造父之地。过国士桥，匾曰‘豫让遗迹’。让与程婴、杵臼同为晋人，皆能忠于所事，诚足愧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洪洞宿（三十里）。城北为明兵部尚书韩忠定公故里。公名文，字贯道，历事三朝，以忠爱为主，直声壮节，丕振中外。刘晦庵尝曰：‘国家养士百四十年，只养得个韩贯道耳。’其为当时所重如此。城南有皋陶祠”。

吴宓在洪洞县则见一台，匾曰“单父遗迹”，当日宿平阳府城内。倭仁也在此宿歇，“唐帝都，气温土沃，号繁庶。河东盐课所萃，民用因之，富饶迄今。拜帝尧之神祠，茅茨犹在；访苍颉之旧迹，乌篆可观。西望姑射，如见泳雪之姿；北溯汾流，不忘神禹之绩。读《蟋蟀》《山枢》诸什，忧深思远，犹有陶唐氏之遗风焉。汉卫、霍、张敞、尹翁归皆平阳人”。

吴宓从平阳府出发后，宿曲沃县。倭仁则宿侯马驿，侯马为曲沃所辖一镇，第二天宿闻喜，“闻喜本曲沃地，汉武帝幸此，闻破南粤而喜，故名。此邦为贤士大夫渊薮，魏晋以后，代有传人。唐裴、宋赵，其尤著也。丰公为奸人倾陷，赍志以没。临卒，自题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读之，懔懔有生气（双牌楼村石坊，南北相向。裴坊镌‘勋高中夏’，赵坊镌‘气作山河’）。城南为裴、赵故里，名英贤里”。吴宓一行也曾宿闻喜，之后宿东镇，宿运城。倭仁则尖东镇，宿寺坡底，“在蒲州城东五里。蒲，虞帝都，中条、首阳、历山皆在境内，有明杨襄毅公博故里碑。自思任重致远，惟恃此身，安肆日偷，何以干事？不才奉天子命，出守西羌，薄德寡能，弗克负荷，计可以驰驱万里者，惟有谨身窒欲，使精神日益强固，智虑日益浚发，以期仰报君亲。此事矢之于心，不可忘也；笔之于册，不可欺也。特记。樊城宿。十九日，可合尖（五十里。入陕西界）”。吴宓发运城后，解州午尖，宿虞乡城外，之后，过风陵渡入陕西界。

2月11日，春节过后，吴自陕西入境，原路返回。13日到运城后，改乘汽车。16日“五时，先至山西大学（南门内）。次至三圣庵六号访张籁（贯三），谈时许。……是日为元宵节日。晚与唐君沿桥头街一带游观，甚热闹。五色国旗。学生提灯会，高呼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等等”，遂吟诗道：“斜指吟鞭首义门，上邦风物待瞻存。雄才爱读虬髯传，艳迹堪寻花月痕。”首义门为民国太原城第一地标，有历史与当下的双重意义，曾名倾一时，可惜后来毁于战火，继而拆除。倭仁在叶尔羌帮办任上长达十年，任满回京时，再未走原路。

社会离不开社交，人生离不开人情。写信是一对一的交流合计，日记是方寸间的自言自语，不立宗旨，且见且录。坚持日记者，不愿费措辞于他人，因无从寄放，而孤独于心，倭吴二人皆有此倾向。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致诸弟的家书中，便介绍了向倭仁的日记工夫：“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卖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吴宓事无巨细，详尽备至于日记，除却逸失部分，1998年，三联书店竟整理出版了厚厚的二十卷。二人日记各有所长，倭仁长在详录，因位列命官，一路有当地官绅郊迎陪同烧冷灶，游山玩水，兴致自高，本人也以文见长。乡邦掌故，盖随听随记，未必是固有知识。吴宓属赶路私行，没有旁骛参观的空隙，却不乏吟诗感慨之作。旅行日记无外述政事、纪民情、辨风俗、详见闻，因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文字难免处于浅表，虽如此，《倭艮峰先生日记》《吴宓日记》已为难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