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我和文坛

我和文坛

文/叶广芩

文坛是一群人，大家因为文学聚在了一块儿，时散时聚，没有定式。有人出了大名，有着众多粉丝，参加各样会议，把生活搞得轰轰烈烈，色彩斑斓。有人默默耕耘，没有名气也没多大建树，但心里很踏实，很快乐，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生存状态。

我大概属于后者。

细想想进入文坛已经近四十年，文坛里的事儿一言难尽，文坛的众多文友每一个人都有无尽的故事，都有值得我细细说道的友情，温馨、苦涩、欢乐、凄凉，五味杂陈。倒在桌上，五光十色，如珠如玑，不知该捡拾哪个。

我最初在工厂医院工作，病房的病号爱看杂志，20世纪70年代电视不普及，杂志刚刚复苏，往往一本文学杂志被传遍病房，十分珍贵。我看了杂志上的文章，觉得我也能写，就写了一篇小说，寄到《延河》杂志去了，因为《延河》在西安建国路，是陕西的杂志。寄出后并没怎样盼望，知道自己水平不行，也没有名气，没有背景，过红盐白米的日子才是本分。当时家里负担重，我每月工资36块，还有小孩，丈夫是个教书的，挣的工资也有限。

有一天收到《延河》一封信，打开看是《延河》小说组组长路遥写的，信里称赞了我的小说文笔流畅、老练，他以为我是位老作者，用了笔名。信末说了一句：叶广芩你到底是谁？遗憾的是我也不知道路遥是谁，我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平时也不关注活跃在当时文坛的写家。那时候盛传一篇伤痕小说《怎么办》，写得很好看，到现在我也不知作者是谁，主要是不关心。记得工厂里有几个青工，曾经约我去新城剧场听贾平凹、和谷、商子雍们的文学讲座，我问贾平凹是谁，他们说是西安的一个青年作家，我说，小孩呀！就没去。后来贾平凹名气越来越大，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个人物呢。20年后我和贾平凹在一个单位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想想当初被我呼为“小孩”的文联主席，有隔世之感。

我发往《延河》的那篇小说最初是编辑王小新看了，送路遥终审，路遥就写了那封信。小说刊出，编辑部寄来76块钱稿费，这对我是笔不小的数目，我用它买了两斤毛线，给自己打了件宽宽敞敞的毛衣，因为我没有毛衣。那是我挣的第一笔额外的钱。

（老作家杜鹏程1991年5月最后的留影）

小说刊出后接到老作家杜鹏程打来的电话，约我到省作协谈谈。当时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一位全国知名大家，找我这个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作者谈话，会是真的吗？我去了，杜鹏程住在作协的一间平房里，穿着农民式的黑棉袄，矮小瘦弱，全没有小说《保卫延安》里叱咤风云的气势。杜老随和亲切，整整用了一个下午，将我的小说逐段分析修改，末了将改好的杂志交给我说，这个你拿去，将来你出集子的时候就照我改过的收进去。

天哪，老头连我将来出集子的事儿都考虑到了，好像我真像回事儿，真能把这条道走到底似的。但是，老人对文学的敬畏精神、认真态度深深打动了我，对后辈的扶植、爱护，让我一踏上文学之路便走在正道上，这是我的福气。在以后我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中，时刻不敢忘记老人的教诲，在对待业余作者的作品上，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没几个月，我便接到了省作协通知，让我参加第四期“读书会”，脱产三个月集中读书学习。说实在的，我没有进入一个新领域的精神准备，我是学医的，我就想好好当一个家庭主妇，上着简单的班，相夫教子，过温馨的小日子。学习班设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去报到那天，我磨磨蹭蹭不想去，一直挨到了晚上九点，后来我丈夫用自行车把我驮去了。我站在街拐角的路灯下，死活不进去。他说，不行你就回来，对你来说，文学的大门就这么难进？！

我说，我还是害怕。

他问我怕什么，我说怕那些作家。

读书会一共11个人，领导我们的是作协干部黄桂花，她是一个四川籍的胖大姐，美食家。学习班有市文联的评论家李健民、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佩芝、汉中工厂的干部韩起、汉中文联的作家王蓬、咸阳创研室的作家文兰、宝鸡文联的作家李昶怡、泾阳文化馆的诗人马林帆、铜川煤矿宣传部的黄卫平、渭南的老汉王勇、兴平的工人小伙裴宁，加上我一共11个人。仔细分析这11个人，大部分从事文学文化工作，其中李健民、李佩芝、马林帆、文兰在社会上已经相当有名气，黄卫平、裴宁等人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只有我，是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业余作者。所以，在班里我只有虚心请教的份儿，开会轻易不敢张嘴，大家都说我的性格内向，其实是胆怯。学员们大部分是省作协会员，我不敢有当会员的奢望，悄悄问老大哥马林帆，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省作协？马林帆告诉了我一个大概，我知道自己还差得远。学习班发稿纸和信笺，上面有“西安作家协会”字样，我很珍贵地节省着使用，把它们保留至今，尽管那些纸已经发黄发脆，也仍旧留存着。那是一个普通人对作家协会的崇敬和向往，对文学的憧憬和喜爱。

学习班最后一个月是到南方游历，此时我们彼此已经熟悉了，我还记得，我、文兰、李佩芝、李昶怡等人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对着滚滚的江水发誓，苟富贵勿相忘，无论哪个将来出名了，都不能忘却朋友，否则就……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当年发誓的人中现在只剩了我和文兰，这使得我们的友情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对逝去生命的更加敬重和对今日生活的感激，这份情感恐怕要珍藏一生了。

游历回来连着发了几个短篇，我发现写作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艺术感受力，大概是儿时戏看得多，书读得杂，内心世界丰富的缘故吧。20世纪80年代初期，省作协的活动非常多，动辄就把作者们约了来，有时候在作协的礼堂，有时候在文化局招待所，听专家讲课，听领导讲精神，一大帮“作家”，进进出出繁荣热闹，大家都很熟悉，像个大家庭。给我们讲课的有老一辈作家胡采、杜鹏程、董得理、王汶石，年轻的有肖云儒、白描，我很爱听他们的课，只要授课，我基本一次不落。

（路遥）

在一次新春茶话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路遥，他说，他想象中的叶广芩可不是这个样子。我问什么样子，他说老态龙钟。我说我会老态龙钟的。他介绍自己，说自己是杂种，汉人和匈奴的杂交，所以他的性情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太合群。在我以后和路遥的接触中，明显感到他思想言谈的独到，与众不同，是个有理想、有魄力，坚韧不拔的作家。有一回国庆节，我和爱人、孩子逛街路过作协，顺便弯了进去，偌大院子空空旷旷，满地落叶一片凄凉。院中有间小屋开着门，我走过去，发现是路遥在伏案誊写稿子，抄好的，没抄的，将睡觉的门板堆得满满的。门板就架在几摞砖头之上，桌子上扔着中午吃剩的饭……我说，大过节的，太艰苦了，像是坐禁闭写检查。路遥说，写作就是写检查，心灵的检查。

我明白了写作是一件很孤独、很寂寞、很痛苦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战争。坐不得冷板凳，耐不住清冷的不要当作家。既然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之路，多苦多难也要走到底，不可半途而废。

经常去的地方是《延河》编辑部，不是为稿件，就是为跟他们说说话，听听他们对文学的见地，了解一下全国文坛的情况。编辑部有两位可亲的大姐，高平和闻彬，她们说话轻声细语，性格平静如水，我很喜欢她们。路萌是老编辑，每回给他送稿件我心里都非常不安，怕看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充满睿智，能洞察一切。主要原因是，我的稿件很多时候写得并不怎样好，我怕他说，这样的货色也敢拿到这儿来！

我对自己的写作永远没有自信，包括现在。

1982年5月22日，胡采（前排右三）杜鹏程（前排左三）、李若冰（后排右二）、王汶石（后排右三）、路遥（后排左二）、肖云儒（前排右一）、修军（后排左三）、卜昭文（前排左一）、胡小海（后排左一）、鲁雄录（前排左二）、赵向红（前排右二）曹谷溪（后排右一）等人在梧桐园合影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留学从日本回来，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杜鹏程故去了，第二个消息是路遥得了茅盾文学奖，悲喜相加，让人说不出话来。我让《延河》编辑子心陪我到杜老家去，望着遗像，我着着实实痛哭了一场，对这位领着我步入文坛的长者，我至今感念颇深，这份恩情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会记着老人的教诲，勤恳地创作，不为虚华所动，做一个本本分分的作家，做一个善良的、充满爱心的人。从杜家出来，子心和我去看望路遥，路遥正坐在凳子上洗脚，灯光下，他的脸色发青发暗，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好着呢。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不愿意说，不愿意将自己虚弱、痛苦的一面示人，这大概是陕北汉子倔强不服输的一面。一直到他病重住院，他除了几个至亲以外，拒绝任何人去探望，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韧劲啊，我怕是不行。

大约是1993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在白水煤矿董川夫那里，早饭后我们在山坡上散步，从广播里我听到了路遥去世的消息。渭北原上，周围寒风瑟瑟，枯草摇曳，雾霭从地下升起，我面对荒野，对董川夫说，路遥走了……

董川夫说，走了……他还很年轻。

是的，当时我们都还年轻，对死的理解比较简单直接，除了感到沮丧和酸苦，便是一种兔死狐悲的难言失落。

这种失落是接二连三的，那一段时候不知是怎么了，我的文学伙伴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便如同枯干的玉米粒，一颗颗掉落下来。

“读书会”的同学李健民，在政协会上举手表决的时候，突然倒在桌子上，再没有醒过来。

“读书会”的同学李佩芝，一个美丽又细腻的女性，全国知名度很高的散文家，她写的《小屋》，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在读书会里，只有我和她两个女学员，我们俩走得最近。在陕西女作家中，李佩芝的文笔是最好的！她得了癌症，住在医学院的病房里。我去看她，进病房前先调整了情绪，但是忍不住我还是哭了。李佩芝在病床上静静地看着我，面带微笑，最终她对我说，你的手表很好看。

宝鸡李昶怡也得了不好的病，我和西安文联的朱文杰、商子秦去看望他，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看见他摸索着用手指在穿衣镜上画了一只肥硕的老鼠，我的心在发颤，李昶怡、朱文杰和我都是属老鼠的，我们是同龄人。他的月份比我和朱文杰大，是大老鼠，没多久，大老鼠走了……

邹志安，礼泉人，人称陕西文坛上的一匹黑马，他写的中篇小说在全国得了优秀小说奖，我对他十分敬重和钦佩。他亦是因病住院，住在大差市的商业医院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去看望他，看来他的心情很好，我的心情也很好，他笑着对我说，连你也来看我了，可见我已病入膏肓，救不得了。我说，你别瞎想，你好着呢！

离开的时候，邹志安把我送出楼道说，叶广芩，咱们就此别过。再见啦！

看着他的精神头和体质，我想虽然病情不好，也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那一语双关的“就此别过”却真的成了我们的永诀。

接下来还有……

我不想再写下去。

田长山和李星是我的文学挚友，我们经常一块儿在茶馆里喝茶。那时候，我的创作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家族小说的进入，让我懵懂忐忑，有些拿捏不住分寸，语言的轻飘、结构的把握在我都是问题。两位老大哥对我说话比较直接，不客气。田长山对我的创作几乎没说过什么好话，对我的作品他好像从来没有满意过，甚至说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言辞，但我知道他是出于真心，这样逼得我在生活中不断读书，写作上力求深入沉稳，努力显出自己的创作风格。李星批评相对柔和，但是找毛病找得非常准，喝完茶，你回家慢慢想去吧，那比听一堂课收获还大。作家特别是还不太成熟的作家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一针见血，就是让你痛，痛了你才会努力地追求，才会知道自己的不足。可惜，现在坦诚、尖锐的批评少了，作家们听不同意见也打了折扣，时代在变，人也在变。

想念那些文坛诤友。

8-1996年全国笫五次作代会。左起：王蓬，陈忠实，叶广芩，贾平凹，阎纲，刘成章，白描

我看重和文学朋友的友谊，有些回忆富有戏剧性，很珍贵。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走在岐山县城的大街上，天气很热，体育场在开枪毙人的公审大会，大喇叭口号阵阵，乱哄哄的。我一边走一边啃一块才买的大锅盔，满嘴掉渣，又干又噎，伸脖子瞪眼，模样不怎么样。我知道小县城里没有熟人，就表现得很放肆，很不吝。猛听得马路对面有人叫我名字，望过去才发现是岐山的农民冯积岐，他背着一个大面口袋，沾得半拉脸都是白面，穿着布鞋、掉角裤子，很是原生态。冯积岐是当地业余作者，我们一块儿在省作协开过青年创作会，有过一面之交。那次马路相见，彼此形象都不够精彩，都是在社会最基层趴着的小人物，脸上都没有挂油彩，可谓是赤诚相见了。后来，冯积岐当了省作协专业作家，到扶风挂职副县长，我也到了文联工作，在他《村子》作品研讨会上，我们说起了那次会面，与会者听了都哈哈一笑，可是只有我们知道，从底层走出来的业余作者，破茧而出是多么的艰难，没有长期坚持不懈的写作，没有多年不停笔的文字磨砺，没有锲而不舍的一再坚持，没有年深日久的冷落寂寞，不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后来我调到报社文艺部工作。在我的工作历程上，发生过一个重要转折，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整整大半年在家里晃荡，哪里还有心情写作。我们这一代人，向来将“单位”看得重，在党的单位里干了大半辈子，突然你什么都不是了，我怎能心甘！无奈中我想到了作协，想到了平时的作家朋友，我找到了贾平凹。我说，平凹你得救我，现在我什么都没了，我得吃饭，得有单位管。贾平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了大概情况，说你们得收留我。贾平凹说他会在文联党组会上竭力促成，但是党组的苏裕生、周大鹏、冯明轩也需要我找人去做工作，让人家对我有所了解。于是我又找到了陈忠实，陈忠实非常爽快，一口答应了。这样，很快我调进了西安文联，在贾平凹的推荐下，在创研室当了一名专业作家。

什么是朋友呢？这就是朋友。平时极少来往，淡泊相处，在关键的时候帮你一把，让你迈过这道坎儿。现在调动需要请客送礼，甚至塞银子，而当时我没给人家送任何东西，包括一本书。我想，为求人而送礼，难道彼此间的友情和信赖就值这点儿东西吗？我们应该学会助人，更应该学会感恩，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文学朋友的知遇之恩我永远铭记在心。文联单位的接纳、扶植我要以真情来报答。

48岁的时候我成了专业作家，开始正式思考文学，思考写作这件事情，作家协会为我搭起了这个平台，创造了极好的写作条件，这份情意、这份关切陪伴着我，罩护着我，让我从1995年一直走来，还将走下去。

暖意融融。

（本文选自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1954—2014）纪念丛书——《作家与作家协会》 叶广芩《我和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