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
信息是什么？
信息就是言语；
信息就是说服！
——坤鹏论
因为，概率世界里，选择永远不可避免。
如何选？
最好的情况是：你既知道了最多的选项，还了解了这些选项曾经的结果。
而这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是，活久；
二是，见多；
三是，识广。
这里面的“活久”，从来不是自己能够预料得到，更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就像要想走得远，第一是时间够长，第二是速度快，也就是效率高。
既然“活久”无法把握，就得一门心思追求第二个——让自己的效率高。
所以，在“见多”和“识广”上，提高自己效率高的上佳之选便是历史，特别是“见多”，基本历史就是最佳的选择。
而在提升“识广”的效率方面，历史的作用会有，但有限，更重要的还是要践行芒格所说的多模型思维，也就是多学科思维——尽可能地涉猎多学科，并掌握它们最基本、最核心的原理。
一、不管是古典的，还是新的，核心都是说服
不少修辞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是说服，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的核心是认同。
错！
让我们想想看，让别人认同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不管怎么绕来绕去，还是说服呀！
也就是通过先让别人认同，最终被潜移默化地说服。
因此，坤鹏论认为，不管是古典修辞学，还是所谓的新修辞学，它们的核心从来没变过，而且未来也不会变。
这个核心就是——说服。
而修辞学，从古至今，它一直是专门研究和实践说服的学问。
二、温故：高尔吉亚的修辞哲学思想
在对修辞学的学习过程中，坤鹏论总会想起在《什么是修辞学？（上）》中讲到的高尔吉亚对于语言、修辞的论述。
反复思考，不断咀嚼，其中深邃的哲理让人如痴如醉，所以请允许我再次将这些无比精妙的观点重温一遍：
——“话语是一种有力的主宰，只用微小乃至不可见的身体动作，便可产生神一样的效果。”
——“当说服给予语言以形式的时候，它也按其所欲形塑灵魂。”
——“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影响，类似于药物对于身体，正像不同的药物让身体分泌出不同的体液，一些可以治病而另一些可能致命，在语言中，有些语言带来悲伤，有些言辞则带来快乐，有些造成恐惧，有些使人壮胆，还有一些用邪恶的劝说麻醉与迷惑灵魂。”
——诗歌、魔咒、天文（占星）乃至哲学辩论，都是logos（语言、话语） ，因此都具有说服的功能。
诗歌的力量在于韵律，作用于人的情绪，使人感同身受，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或感染；
神咒是仪式、魔法与意见的结合，既作用于心灵引发情绪，也作用于肉体，使人沉醉于蛊惑之中，在快感中消除痛苦，从而达到控制的效果；
天文学（占星术）在天体与人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解释者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意见，但可以影响对象；
哲学辩论由一系列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句子构成，虽然字斟句酌，但是无视真相，缺少诚意，也是被用来说服或取悦公众。
——语言或各种话语虽然体现语言在说服方面的巨大威力，但是，往往也起到诱惑（诗歌与神谕）或欺骗（占星与哲学论辩）的效果。
比如：神谕解释者名义上是解释神谕，其实说的是自己的意见；
占星者用一种意见代替另一种意见；
哲学论辩的话语更是意见的竞争。
——话语是生活的主宰，除了话语以外，我们无法与别人交流，且我们与别人交流的，只是话语而已。
“我们展示的只有logos，而logos并非实体或存在物，因此我们无法将存在着的存在物展示给我们的邻居；我们能展示的，只有logos，而它并不是事物。”
——话语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欺骗性的。
但是，这种不完善性与欺骗性，却构成了话语或交流的本性。
我们生活与交往在话语编织成的意见之网中，而这种意见甚至话语编织之目的，就是说服。
生活在话语中就是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也就是生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之中。
这是人类无可逃脱的生存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欺骗（apate）话语中。
——高尔吉亚的修辞学的两个原则：
第一，说服，是一种欺骗的形式；
第二，话语的力量，主要依赖于它的诗性特质。
三、说服不是终点
正如肯尼斯·伯克对修辞学的定义：“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修辞研究“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作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
因此，坤鹏论认为，修辞学表面上是说服，包括态度都是表面的，内在唯一目的就是要导致他人行动。
下面这三段话会让我们深有感触：
“如果一只大猩猩对另一只大猩猩说，你把这根香蕉给我，死后就会进入天堂，那里有吃不完的香蕉。大猩猩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只有人类才会有这种想象力，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并因此修建了大教堂，数以百万计的人共同崇拜同一个上帝。”——《人类简史》
“你看，这样一张绿颜色的纸，上面印个人头，然后他告诉你，这张纸价值十个香蕉。如果你相信他，我也相信他，大家都相信他，这张纸就真的能买到十个香蕉。”——《人类简史》
《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认为，人类之所以成为地球的主宰，就在于人类能创造并且相信 “虚构的故事”。
故事是什么？
故事其实就是说服。
下面这段出自西塞罗的话恰恰印证了赫拉利上面的观点：
“谁会不惊叹它（修辞学）呢？谁会不考虑应该竭尽全力在这个人类超越动物的方面出类拔萃呢？……其他还有什么力量能使分散的人们聚在一处？能引导他们远离野蛮的生活、走向这种人的文明和政治环境呢？当城邦构建起来，还有什么力量能勾画律法，确立司法审查和权利呢？不过，我不会一一列举（指修辞学的成就）了，这几乎难以穷数，我只会扼要地概括它的成就：我郑重其事地认为，不仅是某人自己的尊贵，还有众多个人和整个城邦的福祉皆最大程度地取决于完美演说家的中道和智慧。”
高尔吉亚说，言语更多是说服。
请就此让我们一起联系实际深入思考一下吧！
坤鹏论相信，你一定会为他高超、深邃的思想力所倾倒。
是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一开口其背后基本都是以说服为目的的——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然后心甘情愿地沿着自己所指方向前行。
坤鹏论认为，说服的最初级目的是获得信任，最高级目的就是信仰，最终目的是行动，终极目的则是聚集最多人一起行动。
而人类中只要关系到伟大、巨大的事情，背后都需要信仰支撑，比如：宗教、国家、革命、货币、金融……
在讲信息熵时，坤鹏论介绍过，现代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比特才是不可再分的核心，信息才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
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总结为：“万物源自比特。”
信息是什么？
信息就是言语；
信息就是说服！
所以，正如高尔吉亚所指出的——人类无可逃脱的生存状态就是：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也就是生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之中。
四、听听不同的声音
正如在《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从“学”带入“术”途》中所写，坤鹏论认为亚里士多德代表着古典修辞学思想，完全左右了西方修辞学的整个发展历史，而其《修辞学》是修辞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而这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
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不同声音，而且还是来自西方修辞学史学家。
就坤鹏论目前的水平，还不能分辨对错，这里先将它分享给大家。
不同声音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撰写《修辞学》，很可能是为了在修辞研究和修辞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为被误导的修辞实践者和学生指点迷津。
所以，其卷一第一章与全书其他章节感觉就是相对立的文本。
在前者中，亚里士多德对当时主流修辞学说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比如：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希腊风行的各种修辞手册，指责它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法庭论辩，孜孜于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去煽动审判员的偏见和情感等，对本应重点关注的如何证明及其主要手段反而语焉不详。
继而，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许多带有原创性的修辞观念、认识以及再表述。
这些独到、系统、超然的思想观念一直到今天依然不过时，是西方修辞思想发展史上一座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甚至到了距他2000多年后的今天，现代西方修辞学就其精华而言，还是他的这些东西。
而《修辞学》的其他章节则是亚里士多德在当时流行的各家修辞手册基础上编辑、整理出来的一部集大成式的“标准”修辞学。
因此，除了更系统、更完备，或者更深刻之外，与当时流行的修辞学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由于这部分更多是“拿来”的，且有拼凑之嫌，再加上亚里士多德也不那么用心，所以，其中存在着不少明显的问题，比如：前后矛盾、上下文不尽吻合、卷三的内容整个与前两卷脱节……
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具有迥异于雅典的边缘文化背景，又长期受到柏拉图对于修辞的批评精神的熏陶，所以，他对于修辞学的研究更多是站在高处，以学者/思想家视角审视，而不是出自典型的修辞实践者的兴趣。
所以，他的《修辞学》在其所处时代过于阳春白雪、居高临下，虽然见解达到了前所未有深度，但也因为过于超然而脱离了当时的修辞实践。
这致使他的学说在当时以及随后漫长岁月里一直没能引起修辞学家的广泛兴趣。
一直到了13世纪，他的《修辞学》一书才有了最早的拉丁译本，15世纪才开始引起意大利人文学者的注意并首次有了印刷版。
当代西方修辞史学家托马斯·M.康利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尽管充满了智慧和天才，它在其作者身后的许多世纪里却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可以说一直到了19世纪它才被看成对修辞学发展真正做出重大贡献的经典。在此之前虽然它也曾被许多作者提及，却大多只是一语带过而已。”
康利认为，如果以对整个古典修辞学发展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公元前4世纪最重要的修辞思想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伊索克拉底，真正忠实地总结、传达了当时流行的各家修辞理论的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而是阿那克西米尼的《献给亚历山大帝的修辞学》。
从这样的历史前提出发，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评价就需要改成：他记录、提炼、总结了他那个年代修辞学的状况以及变化，并且做出了别出心裁、独具一格、前所未有的见解，还想将自己的心得强加于修辞思想领域，意图使之成为一种规定性。
简单讲，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学的贡献和影响，起码在很多个世纪中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大。
要说真正影响巨大、影响深刻、影响久远的则主要是柏拉图的那些批判。
同时，《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从“学”道带入“术”途》所提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促使修辞学渐渐工具化，也就显得有些可笑了，亚里士多德成了背锅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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