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史料背后的人文意蕴

近年来，史料整理与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倾向，学界颇有争议。为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史料研究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空间

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更加重视史料。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均表示，随着“当代文学”时间跨度延长，大量文学作品不再具有“当下性”，此时部分学者开始以文学史研究方法处理它们，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文学史研究历来重视史料的作用，这种新趋势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例如，近些年有关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版本以及当代作家的日记、书信等的研究，都是以史料为基础。

史料收集与整理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张立群看来，史料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资料众多、内容丰富等客观因素有关。不过，单纯意义上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只是基础性工作。如何透过史料表象挖掘其背后的学术本质，才是学界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将史料应用于具体研究，进而得出新结论，或丰富文学史研究，甚至对既定结论形成挑战，才是史料研究意义之所在。因此，“活的史料”、史料研究的“目的性”以及“问题意识”等提法，在本质上是对研究者主体维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应当在甄别史料的基础上，将史料应用于宏观的、具体的研究之中，让具体、鲜活的史料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呈现文学的整体风貌。

文学批评融入史料意识

当前，一些重视史料研究的学者认为，那些以批评见长的学者历史感不够、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后者眼中，前者只是考证、没有阐释，甚至夸大了史料在研究中的作用。在张立群看来，双方互相质疑之举恰恰说明了两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彼方的短处、此方的长处。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存在大量的作家论、作品论甚至时评，因此，批评是必要的，今日之批评正是来日之史料。同样，史料研究的成果需要用鲜活生动的文笔来阐释。争论双方需要互补，才能促进当代文学更好发展。在文学批评中融入史料意识，会使批评在显露才气之余更加稳重扎实；在史料研究中融入文学批评，会使史料研究富有文采，二者融合将会有效提升文学批评的功能和史料研究的整体价值。

张均表示，“史料派”主要研究1950—1970年的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近30年文学。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因此研究方法各异。二者原本并无可以争论之处，目前的激烈争论似乎主要因为大家都同在“当代文学”领域之内。其实，1950—1970年的文学早已不再属于“当代”，但讨论它时又往往要用“当代”之名，这就不免使批评家误会同行希望将史料学方法普遍化。当然，争论也与部分评论家的“地盘”意识有关。当代文学长期只有批评，相关话语权及学术资源大部分归评论家所有，现在史料派忽然“异军突起”，评论家心有抵触也可以理解。目前形势下，双方宜各取对方之长，避免诸多轻率之论。当今的文学史料研究除史料收集、整理外，还包含“历史化”的努力和整体性的理论思考。史料与阐释相结合，既包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是史料研究避免碎片化的可取方向。

史料整理和思想文化是两个互相关联而又侧重点不同的研究维度。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认为，史料研究需要深厚的思想、视野和见识，才能辨别史料的价值高低和史料挖掘的方向；而思想、文化和审美的深入研究及重大突破，往往建立在对史料的新发现、新挖掘和新分析之上。对学者而言，史料研究和思想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向度、趣味的不同，没有价值高低之分。同样，优秀的学术研究恰恰是对史料和思想有机结合的成果。融入史料的文学批评，会更扎实、更有力量。

避免陷入史料研究误区

如何处理文学史料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本质还是“史”与“诗”、“史”与“识”的问题。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温奉桥表示，文学研究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是一种当下性学术形态，要保持与社会的对话关系。过度强调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面对当下的某种退却或失语，可能会陷入为史料而史料的迷津，进而削弱学科的特色和优势，也会扼杀当代文学研究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史料研究容易陷入的误区是只看到细节，忽视了材料背后缠绕交织的复杂“情感”，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张丽军认为，史料是为深入研究人的主体世界服务的，一旦陷入为史料而史料的研究，就走进了误区。深入挖掘史料，探寻史料背后的丰富人文意蕴，理解人与世界，才是有趣又有料的文学研究正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