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李子金句

他早早给自己挖好了护城河

其中最有力道的手笔

就是让儿子主动参加八路

地主是如何的坏

文/ 李子

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茶夜读，我是李子。

这次继续读丁玲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一篇土改的小说，源自丁玲一九四六年的经验，有很强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内对立矛盾激化：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

丁玲在路上停了下来，巧也不巧的就遇上了这新的任务：

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

一个多月的土改生活经历，就是这篇小说的直接资料来源。

另一方面，丁玲在前言中也特意提到：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

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为了响应文艺号召的政策，而特别努力的一篇作品。丁玲在这时代大背景中，刻画了土改运动中的一干人物形象。大家有许多不同的阅读角度，我就补充一个感兴趣的点：地主，到底是如何的坏？

地主，是如何的坏——这是土改运动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然也是这类小说要描写（或者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这篇小说中的头号地主，就是钱文贵。他的出场，来自于富农顾老汉和她女儿的对话，原因是他家和钱家的一点纠纷：

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来，横到渠这边，压在顾家的梨树上，梨树压折了半边。钱文贵要顾顺赔树，还不让别人动他的树。依顾顺要同他论理，问他为什么不培植自己的树?可是老头子不准，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树一年年死下去，都觉得可惜，可是谁也只悄悄的议论，不肯管这件闲事。

这一开始，顾老汉出场了，驾着马车回村——这是很不寻常的，马车在村里不是常见之物。丁玲通过这种方式，揭开了土改大幕的一角，同时，也透过两家纠纷，显出了钱文贵的势力。要知道顾老汉家底不错，两家还是亲家。这一树压着一树，梨树死了半棵。这可能是一种隐喻。

后面提到钱文贵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虽然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就像一个斯文人。说话办事都有心眼，他从小就爱跑码头，去过张家口，不知道是哪一年还上过北京，穿了一件皮大氅回来，戴一顶皮帽子。人没三十岁就蓄了一撮撮胡髭。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很能活动的人，混世面的。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自然可以对应上，有一类这样的人，一般可以做到有钱有势。所以钱家：

他们家里的妇女，也是不怎么劳动，他们家里就没有种什么地，他们是靠租子生活，主要的还是靠钱文贵能活动。所以钱家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日子却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

但这样的人比较精明，能够审时度势，预先感受到风声冷暖，于是就让儿子做了八路，成为了抗属：

今年春上钱文贵也把儿子送走了。钱义是自愿当兵，他的老婆不愿意，但也没什么好说，也不敢说什么。人家父亲钱文贵还喜欢着呢，钱文贵说他就拥护八路军，看着共产党就对劲，钱文贵还对顾涌说：“送去当兵好，如今世界不同了，有了咱们的人在八路军，什么也好说话。你知道么，咱们就叫作个‘抗属’。”

而且，别人不了解顾老汉驾马车回来的玄机，钱文贵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不寻常。赶紧让儿媳妇（顾老汉的另一个女儿）回娘家打听内幕：

听见别人说顾涌借了胡泰的车子，他心里好笑：你顾老二是个老实头儿嘛，也学着扯什么谎？要真是胡泰病倒了，还能放他媳妇回娘家？不是已经到了收蒜的日子吗？胡泰今年至少也能种上四五亩蒜，他们八里桥今年正是种菜的年头，光靠他们自己家里的女人编蒜，都编不过来咧，这里面一定有讲究。

人物形象，至此揭开了一角。

地主一词，最早的含义是本地的主人。后来成了田地的主人。但这些意思，都没有什么贬义。带有政治色彩的定义，据查来自于主席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其中定义：“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自此，地主就成了农民的对立面，对立的剥削阶级。

1946年被创设的钱文贵，也就是这样的地主。

话说钱文贵已经提前嗅到了土改运动的风声——或者预知了危险。但是他本人到底是如何坏的呢？以及，他是什么立场和行动呢？

钱文贵和失意的小学教员任国忠的对话，一上来就暴漏了他的想法：

“……报纸上也登载了这号子事，说是孙中山的主张，平安镇都已经闹得差不多了。财主家的红契都交出来了。咱涿鹿怕也逃不脱。凡是共产党八路军管的地面就免不了。”这时钱文贵的眼睛就更眯成了一条缝，他说：“那当然，这是共产党的办法，不，是……是叫政策！这个政策叫什么？呵，你刚才说过了的叫什么呀？呵！这叫做‘耕者有其田’！是的，‘耕者有其田’，很好，很好，这多好听，你叫那些穷骨头听了还有个不上套的！嗯，很好，很好……”停了一会，他又接下去说道：“不过，唔，天下事也不会有那么容易，你说呢，老蒋究竟有美国人帮助。”

这政策叫做“上套”，穷骨头没有不上套的。

这一段很有代表性，也是小说中钱文贵第一次对政策（国内环境）发表看法。带着隐身者的隐隐挑逗，带着精明者的不精明。或者说，这立刻给人物预设了立场。

也就是说，钱文贵是很精明的，他已经知道时代在变了。虽然他算不得大地主，但在村里，财务势力也是首屈一指。他早早给自己挖好了护城河，其中最有力道的手笔，就是让儿子主动参加八路。

这样一个人，也许财务势力就来自于他的精明，攀附各种势力，能混得开。这样的人，自然就讲排场，有脸面，家里树被挖动了些——然后倒在挖渠人家里的果树上，怎么可能去赔偿。但这样的“坏”（有势力），也就是这一类人的自然表现（和黄世仁还有差距）。

问题在于，他如此精明，怎么第一次发言，就开始挑逗失意的任国忠，对“政策”开始嘲讽呢？他可是让儿子参加了八路呢！

这是因为钱文贵是有立场的，他终归是要对抗土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地主。地主，是靠剥削农民而生的人。地主是吸血鬼。地主不是人。

结果，后面长长的篇幅中，这钱文贵就是头尖，就是硬柿子，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虽然他使尽了全身解数，结局是定了的：

这时忽然从人丛中跳上去一个汉子。这个汉子有两条浓眉，和一对闪亮的眼睛。他冲到钱文贵面前骂道：“你这个害人贼！你把咱村子糟践的不成。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账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你听见没有，你怎么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钱文贵一推，底下有人响应着他：“跪下！跪下！”左右两个民兵一按，钱文贵矮下去了，他规规矩矩的跪着。于是人群的气焰高起来了，群众勐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有一个小孩声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郭富贵跳到前面来，问：“谁给他戴？谁给他戴，上来！”台下更是嚷嚷了起来：“戴高帽子！戴高帽子！”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跳上来，拿帽子往他头上一放，并吐出一口痰去，恨恨的骂道：“钱文贵，你也有今天！”他跳下去了，有些人跟着他的骂声笑了起来。

批判钱文贵，最犀利的“斗争语言”是这样的：

程仁问大家说：“父老们！你们看看咱同他吧，看他多细皮白肉的，天还没冷，就穿着件绸夹衫咧！你们看咱，看看你们自己，咱们这样还像人样啦！哼！当咱们娘生咱们的时候，谁不是一个样？哼！咱们拿血汗养了他啦，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这是一种罪大恶极。这就是地主的坏。丁玲在具体工作中一个多月的经历，再加上时代的背景同时也是作者所主动追求的，浓缩成最后的文学尝试，就是这样的地主形象。

其实，在结局到来之前，钱文贵已经对着女人们发过一通宣言，算是这个地主最好的自白：

“你们好没有良心，田地又不是祖先传下的，一点一滴都是我钱文贵一人挣的，我爱给谁就给谁。春上说分给你们，也全是为的你们成家立业。如今钱礼是个傻子，又不会掌财，钱义上队伍当兵去了，你们妇道人家，能干个什么？家当放在咱手里，还不是替你们操一份心。如今村子上闹共产，你们就先嚷起来，先从家里杀起，谁知道当先锋，打头阵，倒是你们！好，你们就以为翅膀硬了，不要靠老子了？嗯，红契放在这里，要，你们就拿去，只是将来有了事可不要来找我！”

这篇小说，读这一段最有感触。

丁玲如果朝着这个方向，把地主们写得更丰富一些，就更好看了。

其实，前有例子，如之前读的祥林嫂中的鲁四老爷，如后来的作品，白鹿原，也有地主的人物。就拿鲁四老爷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符号。他读旧理学，他给祥林嫂工作，祥林嫂第一次被抓回的时候，他说了“可恶”，又说了“然而”。他没有主动迫害祥林嫂，但他终不能允许祥林嫂参加年终祭祀。到底是谁逼死了祥林嫂呢？是鲁四老爷地主一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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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6~201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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