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给溥仪当老师始末(4)

在日本使馆躲了三个月后， 1925年2月23日夜晚，过完20虚岁生日半个来月，溥仪就带着两个随从，其中一个还是日本人，在日本警察和特务的沿途保护下，偷偷地去了天津日租界。这次遁逃，没有和庄士敦商议。走前的傍晚两人还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老师就找不到学生了。庄士敦心中不爽，萌生去意。同时，也意识到日本人想控制溥仪，自己该走了。他以“皇上英文久废不读，已不忍素餐，不得不辞”为由，提出辞意。溥仪坚不允辞，要他留京待召，随时赴津。没有帝师待遇，庄士敦的日子也会很拮据，只好回到溥仪身边，但境况大不如前了。

英国政府根据中英协议，成立庚子赔款委员会时，需要一个懂汉语的官员。英国外交部知道庄士敦的窘境，推荐他去担任这个职务。1926年2月24日，溥仪遁逃天津恰好一年后，庄士敦去上海，和庚款委员会的人见面。如果算到这时，庄士敦的“帝师”生涯将近七年。

此后，庄士敦和溥仪一直保持着联系。庄师傅频频给学生写信，时常应召觐见，为其出谋划策。“皇上”也思虑着怎么能把庄师傅弄回来，甚至敕令庄士敦继续管理颐和园。7月初，庄士敦要回英国去办理庚款事宜，这是他28年来第二次回国。行前，觐见溥仪，得到一堆赏赐。

庄士敦结束庚款委员会工作后，被任命为英租威海卫行政长官。这是他第二次到威海卫任职，成了英国交还威海卫之前的最后一任行政长官。1927年2月，正逢溥仪生日，庄士敦回到中国，利用赴任前的时间去天津祝寿。在天津待了一个半月，师徒屡屡相会，溥仪再次颁赏。3月28日晚，溥仪“赐膳”饯行，饭后把老师送到船舱，第二天庄士敦乘船去威海赴任。

在威海卫任职期间，庄士敦和溥仪之间鸿雁纷飞，信函不断。每次写信，庄的落款都自称“陛下忠实的奴仆”。信中，继续为“皇上”谋策建议、推荐人才，还邀请其来威海卫访问、小住。溥仪也时常让人给庄师傅捎带礼品，还应庄的要求给威海的皇仁学堂题写匾额。1929年5月底，庄士敦因公去津，师徒共进午宴，合影留念。

1930年，中国收回威海卫前夕，庄士敦被授予“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勋章。想着末任长官当不了几天了，回国前无论如何得见见“皇上”。9月13日，他赶到天津，溥仪当即召见，并连着见了三天，还把自己的弟妹都叫出来见面。他的二妹在日记中写到，“一见庄先生即回忆幼年之生活，不胜感慨也”。14日晚，溥仪召集陈宝琛、郑孝胥等老人，一起宴请庄士敦。第三天，庄士敦坐船回威海。他后来在书中描述：那天早上，皇上就来到我住的旅馆，逗留到我要上船了还未离开。然后一起乘他的汽车到了码头，他坐在船舱里直到要起航才同我分手。轮船调头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坐在码头上的汽车里观望着，直到轮船远去才离开。

分手前赐给庄士敦的最后礼物是柄折扇，上面抄录着古人送别的两首五言诗，诗中有“于君生别离，各在天一涯”和“故人从此去，愿为双黄鹄”的句子，落款写着“为志道师傅书”。

一年后，庄士敦到上海参加国际会议。他提前赶到天津去见溥仪，正遇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为了是否投靠日本人分成两派，争斗不已。庄士敦参加辩论，当场把郑孝胥的意见斥为“卖国”。不过他也看出来溥仪要走。过了一个来月，溥仪半是情愿半是被忽悠地去了东北，跑到满洲国给日本人作儿皇帝，郑孝胥当了总理。

此后，庄士敦与溥仪依然保持联系。溥仪的二妹去英国留学，夫妇俩就住在庄士敦家里。四年之后，庄士敦的新著《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了，书中详细描述了他陪伴、跟随溥仪的经历和感受。溥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说“庄士敦前后从予于北京、天津之间者约十三年中，更患难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瞅着这个机会，陈宝琛建议溥仪，让庄士敦来送书，“或当有用处”。这个用处，当然还是借庄的洋人身份接近英国政府以图政治利益。

1935年9月11日，庄士敦越洋跨海到了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溥仪设家宴招待，两人用英语畅叙怀念之情。然后，派伪满官员陪同庄四处参观，逗留了两个多月。直到11月24日，庄士敦才冒着大雪乘火车离开。

回到英国后，庄士敦用《紫禁城黄昏》的版税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的寓所里陈列着从中国带回来书籍文物，还按中国文人的习惯给房间起名：竹厅、威海卫厅，还有一个：皇帝厅。

两年后，1938年3月6日，63岁的庄士敦病逝。伪满首都的那次分手，是他和溥仪的诀别。

庄士敦的帝师情，给了溥仪的人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溥仪才发现，庄师傅并非那么真诚。在书里，很多事情揽功诿过，说了假话。小朝廷里十几岁的小皇上，到底是玩不过已知天命的大英帝国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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