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非凡父母与非凡成长
有人称钟南山为“真话英雄”，却不知他的父母曾因为刚直不阿，在特殊时期受尽苦难。母亲的刚烈赴死，给钟南山留下了终身遗憾。
有人问钟南山“为什么敢于挑战权威”，他说，因为“这关乎千百个病患的生命何去何从”。有人赞扬钟南山“视病人如亲人”，他说，“因为医生的一个态度能够决定病人的病情。”
无论外界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他始终是一个医者，治病救人，于他而言，是专业精神，是为医的本分和职责。
在从医路上，钟南山一次又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败为胜”。2008年，他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新闻人物”，主办方送给他一尊极富象征意义的拓荒牛雕塑。
拓荒牛在广东深圳具有特别意义，设计者称其象征改革开放中创业者的精神，“肯干实干，不空谈，重行动，坚韧不拔”。回溯钟南山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发展历程，这个“铁骨铮铮，奋力向前”的拓荒牛形象，竟显得如此传神。
钟南山感慨，“人最重要的是承认落后，因为承认落后并不是坏事，而是为了不甘落后。不要以为自己的条件差就不行，要自己创造条件。”
与父亲钟世藩、母亲廖月琴、妹妹钟黔君在一起
84岁的钟南山还时常提起父亲钟世藩与母亲廖月琴。
父母亲对钟南山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钟南山心里，“他们都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很有风骨。”
两人性格相差甚远，父亲钟世藩为人严谨，少言寡语，母亲廖月琴却朴素大方，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他们在钟南山幼年时期各自扮演着“严父与慈母”的角色。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工作充满热情，全身心投入。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钟南山。
钟世藩1932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取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广州之后，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50年代，钟世藩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利用实验室从事病毒研究，以及培养研究生。
在小南山的印象里，父亲并不常常在家，在家也话很少，不爱讲大道理，他总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要么在书房看书，要么忙忙碌碌地在家里做实验，甚至很少对钟南山的成长表态或干预。
唯有触犯原则的时候，钟世藩才会展露出父亲的严厉。
钟家最大的原则是“诚实”。无论怎样调皮捣蛋，诚实是最基本的底线。“人生在世，诚实比机灵更重要。”钟世藩常常告诫钟南山，“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要讲依据，要诚实、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一次，钟南山偷偷把交给学校的伙食费花掉了，被母亲发现却支支吾吾搪塞。廖月琴批评他：“你这么做是不诚实的表现！”此时，一向少言寡语的钟世藩也严肃地找他谈话，“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撒谎？”
父母的态度让小南山认识到，这一次他真的做错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有关品行的大事。
钟世藩从事医学研究和实践一辈子，1975年，74岁的他开始写《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他患有白内障，视力严重下降，写作时需要将整个面部紧紧贴近桌面。于是，钟南山时常见到老人家全身伏案的样子。
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钟南山就劝父亲：您的眼睛、身体都不太好，算了吧。钟世藩回答：不做点工作，让我等死吗？
3年之后，这部手写的40万字的儿科医学专著终于全部完成，顺利出版。获得3000元稿酬，老人家乐呵呵地将其中2500元分给帮助他集结手写稿和查资料的朋友，又用剩下的500元全部买了自己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送给别人。
钟世藩一生都在追求揭开未知之谜。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临去世前一天，钟世藩还在对儿子说，“找人弄些电磁铁，准备做下一步实验。”他试图用电磁场来切割培养病毒的液体，让病毒产生一些变化，看看这样会不会杀灭病毒。
“一个人要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没算白活。”父亲的这句话，钟南山铭记了一辈子。“我一到他面前，就觉得很恭敬，觉得自己的层次提高了一个台阶。”钟南山说。
1963年，钟南山和妻子李少芬结婚照
如果说父亲是钟南山成长路上的一个标杆，是太阳一般的存在。母亲廖月琴就像和煦的微风，让他时时刻刻温柔地忆起。
对母亲的深情，让钟南山对母亲出生的地方——厦门鼓浪屿以及那里的人，都心生亲近：“他们性格好，对人真诚、热情。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廖月琴1934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高级护校，随后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她参与创办了华南肿瘤医院（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在钟南山印象中，父亲总是忙得脚不沾地，而母亲在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打理家里的一切事务，尤其关于两个孩子的教育。尽管每日劳碌，钟南山却很少听到母亲抱怨，她总是温暖而积极，善良而富有同情心。
六年级之前，钟南山并没有将心放在学业上，他是一个闲不住的调皮学生，爬树，打架，逃课，甚至留级。喜欢武侠片，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模仿电影里飞檐走壁的英雄，11岁时他撑着一把伞从自家三楼一跃而下。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廖月琴没有气急败坏，而是耐心引导，甚至常常给予热切的鼓励。钟南山回忆，“她喜欢听我讲话。我讲话的时候，她总是仔细地听我讲的内容。她要表达对我的批评或者建议的时候，常常不会直接地说，而是很委婉地对我讲。”
钟南山小学时成绩很差，留过一次级。五年级一次考试，钟南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廖月琴便真诚地表扬他：“南山，你还是很不错的啊！”钟南山说，“我突然有了自尊心，觉得有人赞美我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真读书了。”
得益于母亲的鼓励教育，钟南山逐渐收敛起贪玩的性子，转而发奋学习。廖月琴承诺，只要好好学习考上中学，就奖励他一辆自行车。
1951年，钟南山果然以高分考取私立岭南大学附中。然而，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经济愈发紧张。钟南山以为愿望落空，却没想到母亲依然咬牙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钟南山说，“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这是妈妈教给我的。”后来对自己的孩子，他也是同样的要求：“要么不答应，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到。”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温润隐忍的女人，却也有着“宁折不弯”的刚强个性。
童年时代的钟南山（左二）
18岁的钟南山
在岭南大学附中，钟南山接受到父母之外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教育。
在这里，大家心目中令人羡慕的好学生，不是单纯的读书好，同时还要体育好、文艺好，全面发展的学生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这让钟南山在学业学习之外，得以发展了他的体育特长。
后来，钟南山参加了广东省田径比赛，获得400米第二名的成绩，之后他又代表广东省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田径运动会，取得400米全国第三名。1959年8月，在第一届全运会预选赛中，大学生钟南山以54秒2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中栏全国记录。
钟南山有多次机会成为专业运动员，但他拒绝了四面八方向他抛出的橄榄枝，原因在于父亲钟世藩的关键性点拨：搞体育竞赛不是常事，不可能终其一生，而搞医学研究和治病救人是可以从事一生的工作。
虽然钟南山没有继续走体育道路，但对体育的热爱和运动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在2007年做完心脏房颤手术之后，71岁的他不能再做剧烈运动，不打篮球了，但是他依然坚持游泳，慢跑和快步走也是他经常锻炼的项目。他视锻炼如同吃饭一样重要，因为他觉得是运动帮助他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令他思维清晰，提高了工作效率。
84岁的钟南山仍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2008年，钟南山大声疾呼大、中、小学生每天进行锻炼。根据教育部调查显示，在过去20年内，虽然中国青少年身高有了普遍增长，但耐力、力量、速度和灵敏度等指标全面下降。
对此，他以自己现身说法，体育运动带给他的不只是比同龄人更健康的体魄，还有在进行竞技训练中习得的各种素养，他总结为三种精神：一是竞争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就像400米栏，练了一年，成绩才提高3秒，每一秒都那么宝贵。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钟南山认为这是他后来能够经受住各种历练、并有所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7年，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高身材、低体质”已经让中国青少年显得“外强中干”
很多奠定钟南山未来成就的重要素养，都是在岭南大学附中的宽松氛围下播下种子的。那些接受教育的岁月，令钟南山终生不忘。
比如，语文老师的一席话曾在少年钟南山心里面种下“浩然之气”。
那是一次语文课，钟南山踊跃回答完提问，这位从北方来的老师很是满意，但他并没有直接夸奖钟南山，他把对钟南山的赏识化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很小的事情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人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情，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很小。”
当年的钟南山还似懂非懂。但是，半个世纪以后，头发花白的钟南山复述起这番话时，眼睛依然闪耀着光芒，他说，“我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每一次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每一次都能战胜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追求。”
钟南山总是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5岁才真正开始的。
1955年，钟南山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1958年，他应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训练。也就是说，他真正在医学院学习的时间只有三年，在基础理论之外，临床上的很多东西，他并没有学到。这成为钟南山永久的遗憾，以至于后来他花费了极大精力和代价才补上这一课。
大学毕业之后，钟南山响应号召，到河北宽城乡下乡。1971年，35岁的钟南山终于申请回到广州，到当时又破又旧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任职。
回家那天，父亲钟世藩从书案上缓慢支起僵直的脊背迎接他。那天晚上，钟世藩跟钟南山聊天到很晚，听他讲述这些年在外面的事情。钟世藩一直静静地听，忽然他插话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南山回答：“35岁了。”“哦，都35岁了？真可怕！”言至此，老人家没有再说话。于钟南山而言，父亲这半句话却犹如一记重锤，那一个晚上，他都在不停掂量这句话的分量。
到第四人民医院之后，钟南山想去外科学习，医院革委会主任看过他的简历，毫不留情地批驳他，“钟南山，你这么老了，还搞什么外科！”另一方面，内科的人也坚决不同意他加入，当时内科还有另外一位名叫郭南山的医生，医院人手紧缺，如果钟南山进去，势必要替换一名医生出来。他们说，“此南山非彼南山，怎么能换呢？”
年纪不小、却“初出茅庐”的钟南山被打得头晕眼花。痛定思痛之后，钟南山主动要求到最辛苦的急诊室做帮手。
去急诊室不到两周，一天，急诊室主任尤素珍叫钟南山出车去广州郊区接病人，据说是一个老结核病人，只要把他接到市内医院来就行。看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尤素珍让钟南山去处理。一路风里雨里，钟南山终于把这位结核病人接来了，送到结核病区病房内安顿好。路上并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只是走到半路时病人咳血了，钟南山于是给他补了液。顺利完成任务，钟南山很高兴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钟南山就被气急败坏的尤素贞找去训话：“你昨天接了一个什么病人？你赶快去病房把病人接过来，病人在那边继续吐血，不是咳血，是呕血！”原来病人是消化道出血，而不是因为结核病咳血！当钟南山赶到时，病人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血压快降到零了，经过紧急抢救才捡回性命。
这件事对钟南山打击非常大，他名义上当上了大夫，实际却连咳血与呕血都分不清。自那以后，他像个初识字的小学生一样，跟着其他医生从头苦学，每处理一个病人，怎么处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他都详细记录下来，三个月写了厚厚几大本。其余时间除了啃书，就是到心电图室看X光片，把房间里的窗帘都拉上，一个人在里面着了魔地用功。
不过两三个月，大家眼前的钟南山就已经从一个粗壮体格、笑容灿烂的大小伙子，变得轮廓鲜明、颧骨突出、面容严肃了，大白褂子穿在他身上竟显得空空荡荡。钟南山也终于从“临床小白”逐渐成长为急诊室的得力干将，活儿越干越漂亮，大家也逐渐欣赏和信任他，将更多的工作放手让他去做。
时至今日，钟南山始终惦记着急诊室那件事，那是一次极大的教训，犹如警钟，在他今后的从医道路上时时响起。父亲当初的那半句教诲，也成为他每天在医学道路上争分夺秒的压力与动力。
申请回到广东后，钟南山在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03年，“非典一役”让全国人民知道了钟南山，而他的荣誉始终与一个叫做“呼研所”的地方密切相关。
“呼研所”的全名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它用了30多年时间，从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个一穷二白、不被看好的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最终成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并在抗击非典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呼吸疾病研究水平非常落后。1971年，毛主席得了呼吸系统疾病，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征调治疗呼吸疾病的专家。但是，当时竟然没有这样的专家，很多大医院甚至没有专业的呼吸科。于是，周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研究。
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响应号召，准备成立一个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但是，医疗界有一句俗语叫做“治咳不治喘，治喘不露脸”，没有人愿意去研究这样一个费劲不讨好的项目。因此，慢支小组初成立时实际只有三个人，侯恕、余真和钟南山。侯恕、余真都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唯有钟南山资历尚浅。
“那个时候条件实在是太苦了！”回忆起来，余真如是说。因为条件苦，买不起设备，没有设备就做不了研究，这把满身干劲的钟南山逼成了自学成才的“动手天才”——他成了修理呼吸机的好手。
那时候，国产呼吸机很容易坏，常常用上一个钟头就停了，需要用手来操作。晚上，他们三人就轮流值班。呼吸机送气的声音均匀，说明没问题，声音一变，钟南山“嘭”地一下就跳起来，赶快打开呼吸机的盖子修理。后来，钟南山养成了习惯，干脆把正常运转的呼吸机盖子提前打开，时刻准备着，他的口头禅是，“看它有没有问题可以处理。”
为了解病人的血氧含量以及血二氧化碳分压等，他们又从仓库里翻出一台陈年报废的血氧饱和度计。钟南山抱着这台破机器，专程从广州跑去上海，以极大的热诚“三顾茅庐”，终于请到呼吸内科学专家李华德相助。当他抱着这台重新工作的宝贝回到广州，三人仿佛打了一场大胜仗，既想笑又想哭。
有时候，“因陋就简”也满足不了需求，他们就自己动手设计、改造，找人制作简化版设备。在推崇新型尖端精密洋机器的时代，尽管钟南山他们的方法引起不少质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不屈落后、自力更生的精神，已经使这个小组在广州地区备受瞩目。
一切都显得捉襟见肘的时候，钟南山却在心中酝酿起他的宏图大计：决不能满足于慢支炎的治疗和研究，要实现“三个一条龙”——慢支炎、肺气肿、肺心病研治一条龙；动物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一条龙；实验室、病房、门诊和一个定点市郊的慢支炎医疗基地一条龙。
钟南山更加努力地发挥起“十项全能”的精神，他利用自己的党员身份，包办对上、对外联络的一切杂事，四处游说，要人要物要钱，他也参与查房、抢救危重病人、值夜班、讨论疑难病例。
吴华是比余真他们晚一点到慢支炎小组的成员，谈起最初呼研所的情况，他们想做一些研究，但“真是没地方啊”，就在办公室里，挪开桌子、凳子来做实验。
后来，慢支炎小组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门诊、病房，人员多起来，建立了多个研究室，开展多项动物实验，一边是临床，一边是科研，一系列扎实的工作，为这个不被看好的慢支小组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它一步步走向成功。
直到今天，钟南山始终重视科研，重视人才。别的医院里，实验室人员的奖金比医生要低很多，但是在钟南山这里，科研人员的奖金跟临床一样，实验室主任跟临床科室主任的也一样，多年如此。
这么多年来，从无到有，钟南山的坚定、实干、力抗艰难、反败为胜，像极了“改革开放30年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上主办方送给他的那尊“拓荒牛”。
“人最重要的是承认落后，因为承认落后并不是坏事，而是为了不甘落后。不要以为自己的条件差就不行，要自己创造条件。”钟南山感慨，“在我的一生里，这恐怕是一直占据中心的主导思想。”
任职在慢支炎小组工作时，和到访的国外专家一同下乡考察
几年前一次体检，钟南山拍X光片发现自己的腰椎向右倾斜了。
有人跟他说，这是由于他长年向前探身扶病人这个动作造成的。听到这话，钟南山笑起来，一边摆手一边摇头：“哪里那么邪乎！”
但是，钟南山对病人耐心周到是众所周知的。给病人做触诊、测血糖，他会主动俯下身把病人扶起来，测完再扶着病人躺下。给病人听诊，他会先用双手捂热听诊器。他还跟病人唠嗑，来过几次之后的病人，都不自觉拿他当熟识的老朋友。
“医生的一个态度能够决定病人的病情。”但他同时又说，“这并不是说医生见到病人一定要笑嘻嘻的，不需要这样，装出来的是不传神的，如果内心不虔诚，对病人的态度就永远只是一张皮，永远只是微笑时露几个牙，病人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实习生，钟南山总是强调：“你教他们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带他树立对于病人的责任感。”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也是责任感的表现之一。
早在童年时期，父亲钟世藩就立下了最好的榜样。钟南山清楚记得，父亲对待病人向来一视同仁，对弱者甚至常怀悲悯。有时候，晚饭吃到一半，突然有人来敲门，或者是找上门来的病人，或者是有紧急情况央他帮忙的贫穷家庭，风里来雨里去，这样的出诊跟在医院的工作基本无关，钟世藩也都不推脱。
父亲教给钟南山的责任感，除了对病人的态度，还有更重要的一条：说话一定要有证据，尊重事实，讲真话。诚实就是责任感。
1996年，钟南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牢记父亲教诲的钟南山，在面对学生讲课时都十分注重严谨，“为了让一个观点有理有据，会特别注意不能随便发挥，更不能人云亦云。”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一样，当学生提出一个观点，他会追问：“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使他注定会成为“讲真话的‘大炮’”，尽管每一次真话，都避免不了承受各方面压力，非典时期如是，非典之后亦是如此。
钟南山曾多次在“两会”上言辞犀利地直面敏感问题。
比如，2006年，他以罗红霉素为例痛批药品市场乱象。自从罗红霉素在非典期间火起来之后，市场上罗红霉素品种突然增加到30多种，价格从2元到30元不等。国家药监局一年批1万多种“新”药，大多所谓的“新”药，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寻求低廉的用材、简单的手段，治好病人的病痛”，是钟南山一贯坚持的理念。80年代，钟南山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是他首次在国际上证实并完善了隐匿性哮喘概念。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钟南山用来完成试验的仪器，是他自己简化改装的一个支气管激发试验测定仪，由几个自制的玻璃瓶构成。
因为五六千美元的诊疗仪价格过于高昂，对医院和患者都是沉重负担。他说，这个小仪器，发达国家不需要，但是发展中国家很需要！这符合他一贯的传统医学思想：简单、方便、廉价、实用。
再比如，2003年，钟南山曾在《面对面》节目痛陈医患关系、医疗体制问题，讲到动情处，他泪流满面，但是节目播出时，这些内容全都被删减了。
2014年“两会”期间，不甘心的钟南山旧事重提，炮轰医改5年没有明显突破，暴力伤医是医院体制问题。“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的，而中国的医生是靠卖药、用设备、开检查来生存的。从而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引发医患矛盾。”
不止如此，他还痛批两会不直面问题的“歌德”（歌功颂德）之风，积极关注青少年身体健康、大气污染等等话题。别人想说却不敢直说的大实话，钟南山都说了。在钟南山看来，这是他作为一个医生更大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
以往每年，钟南山都要参加两次义诊，一次在5月，一次在10月，每次都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从2009年5月5日第十一个世界哮喘日开始，钟南山和呼研所的其他专家们改义诊为公益课，免费给社区医生讲课。
“一个人要能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才没算白活。”父亲的教诲言犹在耳，钟南山很快就要到父亲的年龄了，他深深感到，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一个钟南山不够，还需要有两个、三个、更多个。
因此，他盼望的是：“把这些经验传授给社区医生，让他们去治病人，比我一个人去给病人治病的力量强10倍。”
2013年，钟南山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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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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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网 络
审 | 杨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