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巨擘,人生走过近一个世纪,96岁的叶嘉莹先生一生坎坷,曾历经战乱,飘零海外数十载,在人生的许多至暗的时刻,诗词给了她无穷的力量。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家中,叶家是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和伯父皆爱吟诵。叶嘉莹从小就背诵古诗词。十几岁时,叶嘉莹的伯父对她说:“你自己得作诗,你不能净背古人的诗词。”于是,叶嘉莹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7岁时,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先生。顾随非常欣赏叶嘉莹,他认真批改她的诗词习作,师生间还时有唱和。顾随先生曾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先生的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毕业后的叶嘉莹成了一名国文老师,开始了老师的历程。1948年,她随丈夫来到台湾。长时间的教学工作使叶嘉莹“声名在外”,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都邀请她去讲课。那时的台湾,只要你喜欢古诗词就会发现,各大学和电台广播的古诗词课程都是叶嘉莹在讲。已故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在台湾旁听叶嘉莹讲诗选,他说:当时,在台湾,有很多外国人都来听叶嘉莹的古典文学课。1966年,叶嘉莹被台湾大学派赴美国讲学,两年期满后,哈佛大学一再挽留。在台湾讲得好,在国外依然备受好评。1969年,叶嘉莹到了加拿大,依然从事最爱的古典诗词教学。半生坎坷中,不论是幼年、中年,还是坦途、坎坷,诗词一路相伴,成为她的朋友,她的伙伴,成为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诗词于她来说,是工作,更是陪伴她人生的挚友。
叶嘉莹与诗词相伴,而诗词在人生的重要时刻,成为她情绪抒发的最好渠道。18岁时,母亲去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生离死别,听着钉子敲进木棺的声音,她知道母亲永远的离开了, 痛苦不绝地她写了八首《哭母诗》,字字血泪。1948年,叶嘉莹跟随丈夫来到台湾,远离故土,本来已是十分悲伤,丈夫被抓走后,叶嘉莹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寄居在亲戚家中。
叶嘉莹和孩子没有卧室,也没有床铺。叶嘉莹只能等大家都睡了,在走廊铺个毯子休息。
艰苦的生活中,她亦只能通过诗词诉说心中艰苦,1950年,她写了一首《转蓬》诗:丈夫终于放回来了,可是,被关押后他,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常常无缘无故发脾气。
要面对暴躁的丈夫,又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叶嘉莹筋疲力尽。
在最绝望的时候,叶嘉莹曾想过终结自己的生命,她甚至在想哪一种死法不痛苦,使她觉悟的是王安石的一首诗:风把瓦片吹下来了,打破我的头,不独我头破流血,瓦也破碎了。世间万事各有因缘,先生脾气不好,可能是因为他的天性或者遭遇,所以她很早就不计较了,只是默默承受但不跌倒,“还要在承受之中走自己的路。”诗词让她看开,人生的痛苦,都有其机缘,既然不能逃避,不如坚强面对。路遥说: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读了叶嘉莹的生平,你会发现她是一个柔弱的旧式女子。她说,她的一生,除了回国教书是她自己的选择,她从来没有对命运做出过主动的选择。叶嘉莹生活在一个旧式家庭里,家教甚严,不能出去玩耍,只能在家读书。在家里,母亲和伯母对奶奶恪守着严格的规矩,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丈夫苦苦追求,于是同意结婚。到了台湾后,丈夫脾气暴躁,工作生活的压力全在她身上。可她却从未想过离婚,她要为父亲、女儿负责,她谅解暴躁的丈夫。这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子的人生状态。如果没有对诗词的执著追求,叶嘉莹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品德好的弱女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评价叶嘉莹时,用到“君子”这个词。她一生研究、教学古典诗词,教学七十余载,出版学术作品几十余部,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她的许多学生已是加拿大、美国及港台各大学的知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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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她一边带孩子一边教学。初到加拿大时,面对英文教学,她每天查字典到凌晨,晚上还要回家做家务,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在古典诗词研究的成就,依然瞩目。导演陈传兴形容《掬水月在手》这部电影是一部女性版的“百年孤独”。因着诗词,她成为“最后一个穿裙子的士”,成为了“叶先生 ”;因着她,诗词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焕发出更夺目的光彩。她举起一盏诗词的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入其中,并传承下去。
叶嘉莹的一生,是与诗词相伴的一生,更是与诗词互相成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