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超│稻麦之上（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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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之上（1）
郑玉超
我的母亲生于1948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母亲，对饥饿有着深入骨髓的记忆，她不识字，倘若知道1600多年前有个孟夫子发出“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慨叹，定会心有戚戚。她亲身体验过那种苦难，让她从小就对粮食视若神灵，奉为圭臬。
我年幼时也尝过饥饿的滋味，虽与母亲幼时经历过的“扒树皮，挖草根”赖以为生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但也足以让我终生难忘了。那时苏北农村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土地由生产队（就是现在的组）统一耕种，庄稼统一收割，粮食统一保管。人们的生活非常贫苦，生产队统一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年中家家户户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断顿景况。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饥饿这本经几乎适用于所有家庭，没有人不是面黄肌瘦的样子。
我家7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我兄妹三人，全家的吃喝问题由母亲全权掌控着。艰难岁月里，母亲精打细算，充分展现出游刃有余的管理才能，一粒粮食恨不得掰成几瓣，才能让全家安然度过饥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的主打食材便是玉米、山芋、萝卜，玉米粥、煮山芋是人们“舌尖上的常客”，天天吃、顿顿吃，提起来就会让人下意识地打嗝，大米白面像是大家闺秀，极少登上农家的饭桌。菜也是有的，炒萝卜丝，鲜有油水，锅底不过用油絮子——油絮子是那时农家厨房用品，一般用玉米棒的皮壳制成，玉米皮壳撕成条形，拧成辫体，编成窝状，窝当中填入棉絮——象征性地擦拭几下，萝卜丝之于我们，宛若结婚已久的夫妻日日耳鬓厮磨，心中早已腻歪，可又难以分离。萝卜丝中偶尔加几根海带，算是难得的海鲜了。家人过生日时，母亲才会“法外开恩”，炒点鸡蛋、萝卜粉丝、烧个豆腐，那是多么幸福的享受啊！可是，一家七口，一年中的生日也不过7次，我和两个妹妹依然像盼望新年一样，盼望着家人生日的来临。
母亲的精明和节约在熬粥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母亲熬粥是很有讲究的，用舀子——那是用掏空的半边小葫芦制成的厨具用品——舀玉米面时，常常踌躇很久，终于舀了小半舀，忽又犹豫，重新将舀子伸进瘪瘪的面袋，倒了点回去。这才放心兑水，她尽量拌出一些面疙瘩，用筷子夹到沸腾的锅里，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面疙瘩在沸水里化为乌有，接着将剩余在舀子底的残面搅成面糊，倒进锅里。
面糊刚入锅时，原本沸腾的水像是一下子没了热情。母亲又在灶膛里加把柴禾，火苗映照着母亲苍白的脸。当锅里的水再一次沸腾，先前的面疙瘩早已修成正果，母亲才放心地用饭勺搅拌，试图让粥均匀，不至于清影照人。母亲的一番努力并未改变现实，粥依然明亮可鉴，光彩照人。
吃饭时，母亲将面疙瘩尽可能均匀地分给年迈的爷爷奶奶，我们兄妹仨和父亲多少也能得到点赏赐。可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刚吃过一会，肚子就开始咕咕乱叫闹革命。我哪里知道，母亲自己从未吃饱过，自己端着清汤寡水，一个人默默躲到僻静的地方喝。
父亲心疼母亲，会趁她不注意，将自己碗里的面疙瘩夹到母亲碗里。这怎能骗得过母亲的眼睛？每次都以父亲失败告终，母亲总能将玉米疙瘩“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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