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火器的发展——明蒙对峙的深层原因
“火药与火器的采用，绝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是经济的进步”（恩格斯）。许多人都有误解，以为中国古代是纯粹的冷兵器时代，上阵都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是不是古代军队没有或很少配备火器武器？其实不然，中古以后的战争规模巨大，涉及的人力物力繁多，那种冷兵器碰撞虽然仍是主流，但火器应用却越来越广。宋、元、明、清都在使用火器。
发展火器技术是高耗费和高成本的国防投资，绝非任何王朝都能够承担。火器应用于宋朝、普及于明朝，清朝也大量使用，但自清朝始我们的火器发展开始落伍于世界。
明朝具备较为发达的物质基础，火器得到大发展并带来军制变化，进而促进明朝工商业文明的发展。
万历十一年（1583年）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世界地图
一、 明朝重视火器配备，军制及品种概论。
明朝自开国起就十分重视火器的使用和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建立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同时下令：“罢军需库，置军器局，专典应用军器。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这里的铳就是火铳，每百户军士中就配备火铳十件，比例很高。
洪武十年大铁炮
明成祖朱棣在军队中设立京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其中神机营是一支独立、专门的枪炮部队，专业化使用火器。设神机营的原因是“成祖平交阯（越南地方），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机营掌管操演火器以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它与五军营、三千营的分工和布列是：“居常，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大驾征行，则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作为执掌火器的神机营处于军阵的最外层，这是由于火器长于远射、易于抵御冲击特点决定的。终明之世，神机营的职能大体都沿袭永乐时确定的制度。
永乐制式手铳
明中期以后，明军在北方的边防上开始处于优势。北方游牧民族在野外条件恶劣的条件下作战具有优势，明军只有借助火器的威力才能弥补其缺陷。嘉靖时期，从葡萄牙人处传入佛郎机铳炮，明王朝逐渐掌握到该火炮的研制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
嘉靖年间佛郎机
作为明代火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红夷大炮（也就是西方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在万历年间自欧洲传入，其各方面性能远超过中国的传统火炮，有效射程达三、四公里；最大射程可至五公里。
明末兵书《西法神机》中记录的红夷大炮
明军成建制地装备火器。以戚继光所设的步营为例，1营辖3部，1部辖2司，1司辖4局，1局辖3旗，1旗辖3队，1队有步兵12名。队有两种，一种是火器队，一种是杀手队。火器队有鸟铳手10名，队长1名，火兵1名。杀手队有牌手2名，狼筅手2名，长枪手2名，钯手2 名，大棒手2名，火兵2名，队长2名。共计有枪炮手1044名，占全营编制总数的 38.7%，加上火箭手，使用火器的士兵大约占总数一半。每营的装备的火器及其附件有，鸟铳432支，快枪432支（附件与鸟铳同），搠杖846根，铅子袋846支，锡鳖432个，火药袋432个，铳套432个，药线432个，铅子 25.92万枚，药管25.92万个，火药6642斤，绳4752根，铅子模18 副，火箭25840支，火箭篓432个；60 门虎蹲炮的附件有：药线60个，火线900根，火绳180根，火药900斤，大铅子5.4万枚，药升 60个，木送子60个，木马子 180个，木榔头60个，石子1800个，皮篓120个，驮架90副，火箭1152支，此外还装备弓、腰刀、铳把、双手长刀、枪棍及大棒等冷兵器。骑兵营的火器比重占到 50%，车营的火器比重占到41%，辎重营的火器比重占到 58%，步兵营的火器比重为50%，水兵营的火器比重占到了50%。
《明实录》记载，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的 3 年时间内，仅发往广宁的火器、火药就有：天威大将军10位，轰雷三将军330位，飞雷四将军 384 位，捷胜五将军400位，虏炮1530位，虎蹲炮 600 位，旋风炮 500 位，神炮200位，神枪14040杆，威远炮19位，涌珠炮 3208 位，边珠炮3793位，翼虎炮110位，铁铳540位，鸟铳6420门，三眼枪、四眼枪6790杆，大小铜铁佛朗4090架；火药原料有清硝 1306950斤，硫磺376208斤，火药90500斤；弹子有大小铅弹 142368斤，大小铁弹1253200个。从这些数字来看，明朝的火器装备量及生产量非常巨大。
明朝在制造火器的过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形式和新的发明，种类繁多细密，功能日渐分化且互相补充。明中后期以来，“炮虽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铳、炮品类繁多，计有数十种。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十三《飞天喷筒图说》中言有“二三百种”之多。《武备志》的《火器图说》部分载有火器 160 多种。万历年间，边防部队所使用的火器“大率一百二十种”。
军事类著作对此进行详细地介绍：“火之得用者，如火砖、火球、火盗、火妖、诸般火兽、异样火禽、星鸢、烽豕、火鹞、云龙、 烟球、烟桶、神彪、火瓶、 牌铳、牌箭、游龙、号鸦、灰瓶、火船、毒烟、毒火、 绿油、鲵油、合炮、火楼、 火骑、飞炬、火堑、火牌、十子铳、九龙枪、大蜂王、大将军、覆地雷、绞江龙、绞地龙、轰山炮、混天炮、流星炮、净江龙、攻戎炮、旋风炮、天坠炮、虎蹲炮、五梢炮、七梢炮、天机炮、返复枪、自犯炮、追魂箭、迷魂炮、一把连、三只虎、风尘炮、浮萍火、单梢炮、双梢炮、大窝蜂、小窝蜂、十丈枪、七筒箭、打阵炮、插翅虎、荔枝炮、石榴炮、地涌炮、千里胜、连声炮、葫芦火、冲锋马、木石炮、柱腹炮、火鞭箭、铁火床、蒺藜球、先锋炮、火龙炮、漫天雾、毒药火、飞天喷筒、毒烟喷筒、神机火枪、旋风五炮、缠身火龙、惊风牝猪、飞蛇逐马、猛虎离山、五色障烟、飞空神砂、独角旋风炮、霹雳行火球、交锋弃马、群虎啸风、火龙真胜、游鼠惊马、百鹰获兔、众虎奔羊、一母领十四子炮、旋风狼牙炮、月落星随炮、五雷裂山炮、大装囊、燕尾炬” 等，侧面反映出明火器技术发展的态势。本段是献给写军事穿越小说作者的。古人想象力很丰富，不要离了《山海经》什么名头都想不出来了，看看《武备志》，启发会很多。
明朝政府对火器的制造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要由中央专设部门掌管，《明史》载：“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特意嘱咐宣府总兵官谭广说：“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1441年）边将在宣府独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镇）立神铳局以造火铳，“帝（明英宗朱祁镇）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不许擅自制造。但中央政府难以完全承担各边所需火器，不久还是适当放开，“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其它各边自造，是“弘治四年（1491年），湖广、广西；正德六年（1441年），青州左卫；七年，徐州；十二年，凉州。俱准自造铜将军神铳等器”。
二、土木堡丢盔弃甲，知耻而后勇，明军进行了军制改革和火器变革。
明朝军队配备火器之初，尚能兢兢业业，辛苦练兵。但天下承平日久，兵猾将贪，军队整体开始走下坡路。
明军训练内容日渐脱离实战，训练形式往往敷衍了事，军官不务练兵，只知私役士兵。当时明朝官员对此痛心疾首，“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不啻奴隶”；“近数十年，典兵官员，既私役正军，又私役余丁，甚至计取月钱，粮不全支，是致军士救饥寒之不暇，尚何操习训练之务哉！”士兵的粮饷被侵吞，还要受额外得劳役之苦，军官忙于对利禄的追求，士气不能振作，导致训练无法实施，也就无法应付突然事变。军事训练不力的直接后果便是部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当时使用火器的军士，“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
这种颓废的练兵方式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与明朝在贸易上发生了冲突，瓦剌发动对明战争，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瓦剌首领也先俘获明英宗北去，随后也先登上蒙古汗位。
土木堡之变时京营全部随皇帝御驾出征，随军携带的火器数量相当可观。明军完败，过后明军打扫战场，从遗落战场的找到军械物资之多，可见一斑。
九月己丑，明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奏报打扫战场的结果：“近奉旨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六千余顶，甲五千八十余领，神枪一万一千余把，神统六百余个，火药一八桶。”
九月庚寅，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也上报打扫战场结果：“于土木拾所遗军器，得盔三千八百余顶，甲一百二十余领，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神铳二万二千余把，神箭四十四万枝，磁八百个。”
瓦剌军队只有骑兵二万，没有能力运走这些火器及其它装备。他们只是“举我输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其它的都弃置于地。
以上两次从战场上拾得的火器，总共有神枪11000余把、神铳22600余个，炮800余座，加起来为34440件。
土木堡之变激发了明朝改变军制、积极吸收外来火器制造技术的热情。明朝主要引进了佛朗机、鸟铳和噜密铳等。明朝工匠在面对西方先进技术时候，不简单照搬、照造，在制造工艺的提高、武器型号的划分及炮架的精确控制等方面有所改进和创新，从而使创制出来的火器更加具有威力。如赵士祯所造的铳炮“鹰扬等炮则猛烈间似三将军，而便利胜于鸟铳，远可及数里之外，近不下二三百步之间。”
明中叶后军事开支在中央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资料来源：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试探.CCWE研究报
明军通过军事训练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与西方相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合同战术训练比西方早近二百五十年，西方的合同战术产生于一战后期；首创胆气训练，也是心理素质训练；训练采取场操与野操相结合的方式，于1572年（隆庆六年）首创实兵对抗演习，比俄国彼得一世于1691年（康熙三十年）首次实兵对抗演习早近一个世纪；发明散兵战术等近代战术；火器装备比例高，如车营每12名士兵配置一门佛朗机，为当时西欧诸国所不及；骑兵配属虎蹲炮，这种骑炮兵比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1630年（崇祯三年）编制的骑炮兵要早50-70年；水军的战列线战术出现在1561年（嘉靖四十年），比英国最早使用舷炮战战术早19年等。
明中期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中期以后，生产的火炮性能低劣，费用极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该时期中国火炮主要缺陷有：所制火炮炮身与口径各部分比例并不协调，制作者仅把重量当做火炮性能的衡量标准；传统火炮炮管以铜为主的，需要格外再加固以防止引火过程中爆裂，当时弹药需要从炮管前面装进去，危险系数增加，并且只能单独发射炮弹；火炮最大的缺陷是其炮身沉重，士兵难凭一己之力移动并使用，炮弹不能连续发射；明中期以前，火炮是通过木头搭建的架子固定起来的，没有炮耳，明中期以后才在传入的西方先进火器基础上进行改良之后，有了炮耳和较为灵活的炮架，但是停留在此基础上，一些基本的瞄准装置仍没有配备，导致命中率低。
嘉靖元年（1521年），明朝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缴获了部分西洋火器。例如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缴获两艘葡萄牙舰船，得到了西洋火绳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在缴倭寇时缴获日本火绳枪。明朝经研究与改进后制成了鸟铳。鸟铳是中国明朝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据《明会典·火器》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仿制了1万支鸟铳，这是明朝制成的第一批大规模火器。火铳铳身由铳管、瞄准装置、扳机、铳床、弯形铳托构成。
耶稣会士也参与了明朝火器制作的变革。意大利人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跟随罗明坚到达中国内陆，并在肇庆成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结交的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杨廷筠等，都是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 杨廷筠加入天主教。万历四十七年（1619）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启二年（1622年）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明熹宗朱由校）善其言。”于是明朝令耶稣会士汤若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和后金在辽东半岛发生萨尔浒战役，明军损失惨重。徐光启开始反思战争失败原因，他认为战胜后金应多有“储守之器”和“耕守之法”，其中火器武器最为急迫。9月，他写信与杨廷筠、李之藻商议，明确提出从西方购买火炮。在李之藻等人的帮助下，天启元年（1621年）6月，从澳门购得西方大炮4门。
1642年4月，清兵占领锦州，明军在丢失锦州这一战略要地的同时还损失了大量军队。北京随即也暴露在敌人面前，崇祯皇帝情急之下找到了传教士汤若望，请他为明廷铸炮。汤若望造出了第一批可装40 磅炮弹的大炮20门，还有小炮筒500门。崇祯十六年（1643年），焦勖与汤若望合作写成《火攻挈要》。书中大量介绍了火器及火药的制造方法，并附有大量图形。
三、 明朝在火器战争中的应用研究和火药配比研究。
明朝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开拓进取的朝代，在中国战争史上颇有建树。
首先是在作战方式上愈见细密。《草庐经略》中共列纲目153条，就战法共列出了火攻、水战、山战和隘战等20多种不同的战法。即使一个“击”字，《草庐经略》也区分为突击、邀击、横击、夹击、掩击和反击等。《兵经百言》中详细分析“逆战熟百端”，将不同的战法划分为183种。
其次明代对军事的研究越来越微观。唐顺之在《武编》中谈间谍时，就有以使为间、以敌为间、以言为间、以人为间、明间为间、内嬖为间、以馋为间和相人为间等8种。之后在后编中又列出了用间、繁间、使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露间、不信间、谍间和察间等 12种具体的战例。徐光启对此评论：“古来谈兵，未见有琐屑如此者”。
第三，具体到火药配比也做了大量科学实验，总结出相应的实用资料。
明中期以来，火药配方日趋灵活和科学。《武编》、《纪效新书》、《神器谱》、《兵录》以及天启年间成书的《武备志》均记载了不同比例的火药配方。据《明代军事史》一书中明列这五本书中的火药配方，共有40种，其中一般性的火药3种，抛射性火药17种，爆炸性火药8种，燃烧性火药12种。
黑火药的标准配方是硝占75%，硫占10%，炭占15%，其幅度一般为硝 60-78%，硫18-10%，炭20-12%。40种火药配方中大多配方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也有一些配方大大超过了这个幅度，被一些后人责难不科学。其实火药配方过多是因为火药的用途不同，其成分配比也应该有所不同，如爆炸性火药硝的成分下降，含硝69%以下的配方占75%，而抛射性火器含硝 69%以下的则没有，而硫的成分却明显增加3%。另外，中国火器种类繁多、气候多样及幅员广阔造成火药配方有所差异同样也造成火药配方的多样性。
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火药配比，如英国猎用火药硝占75%，硫占 10%，炭占15%，而爆破用的普通黑火药硝占62%，硫占20%，炭占 18%；法国猎用火药硝占78%，硫占10%，炭占12%，而爆破用的普通黑火药硝占40%，硫占30%，炭占30% ，不同用途的火药其成分配比不同，明人所使用的火药配比与当时英法所使用的火药配比相同，是科学的，并非自我臆造。
《西法神机》(卷下)攻铳所用弹药及射程比较
洋人使得，我们也使得，应该有这种技术自信。到了今天，这点尤为重要，我们在任何技术领域如不突破和创新，必在将来某天会有一个技术短板在等着坑我们。
四、明朝和蒙古僵持二百多年的深层原因——火器等一系列军事因素阻止了北方游牧的蒙古民族再次南下。
明朝发展火器，除了对内镇压各种反叛之外，最主要的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北虏南倭”。所谓“北虏”就是蒙古，明取代蒙古建立的元朝而立国，但退回草原的蒙古仍保持着自己的政权，时时威胁明朝的北部安全，抵御蒙古问题贯穿明朝始终。
从明初起，明朝的大部分军队都集中于北部长城一线，逐渐形成自东而西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大军事重镇。
戚继光曾论及明朝骑兵与蒙古骑兵的差距：“虏以马驱逐，我亦马应之。虏皆二、三其马，且骠壮而惯习之，我军一马，又皆羸弱，是马之算弗如虏也”。明朝唯有靠火器技术打破蒙古骑兵的优势。“古无火器，故非战不能守城，今火炮即能杀贼于城外，是坐而胜战也”。
明朝对蒙古政权采取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
洪武三年（1370年），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在明军西征北进之时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十四年（1381年）与北元遥相呼应的云南梁王被明军消灭；二十年（1387年），明军消灭据守辽东金山的纳哈出二十万蒙古军；二十一年（1388年），明军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界贝尔湖）突袭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脱古思帖木儿大败遁逃而死，此后不断有大量的蒙古人响应明朝的招抚南下投降。自此蒙古重新入主中原的希望完全破灭。捕鱼儿海之战标志着元朝政权完全灭亡。
应昌之役、捕鱼儿海之役等战役明军虽然大大削弱了蒙古的实力，但岭北之战，明军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惨败，死亡士卒达数万。此战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漠北势力不可轻视，不再轻举北征，开始积极从事边防部署与研发火器装备。并对蒙古采取和平攻势。
洪武十八年（1385年），国子监祭酒宋纳上守边策，大略谓：“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选诸将军智谋勇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之法也。”太祖嘉许并采纳。从此明政权内部北边战略由武臣所主张的肃清蒙古、占领内亚的进攻策略，转变为文臣所倡导的依托长城，实施近边防御的战略，奠定了未来长达二百七八十年明、蒙南北对峙的格局，对明朝历史的走向影响甚大。
洪武至永乐期间，明朝对蒙古取得了很多胜利，但仍然无法彻底战胜回归了草原的蒙古人，而且由于后勤、生活诸方面的原因，明朝即使在胜利之后也无法永久占据草原。
于是明朝与蒙古南北对峙的形势逐渐成为定局：蒙古不再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但为了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活物资，需要不断南下劫掠；明朝不再企图征服蒙古，为了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经过十八次大兴土石，修筑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略关的万里长城，并于长城沿线先后设置了九边重镇，各镇设总兵官、巡抚、总督等文武官员，兵力常达百万。
明朝自宣德之后，再无能力向北方派遣大军实施征讨，开始对蒙古采取守势，即所谓“宣德之后不复有出塞之师”。正统至天顺年间，蒙古瓦剌部强盛，同明朝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瓦剌首领也先之后，蒙古陷入权臣争斗的混乱之中。成化十六年（1480年），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即蒙古汗位，征讨异己，于十六世纪初期统一了东蒙古，建六万户制，分封自己的儿孙为各万户及万户之下各鄂托克的领主。蒙古与明朝隔长城南北对峙，双方经常发生战争，也时有贸易往来。这种状况在俺答汗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俺答汗是达延汗之孙，受封为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希望与明朝实现和平友好，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愤于明朝拒绝和平之请，发动了“庚戌之变”，兵临北京城下。此后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同明朝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俺答封贡”。这是哭着喊着即便打着你最后也要跪着请求向你“进贡”。
俺答汗为首的蒙古右翼（西部）诸部同明朝通贡互市，一直持续到明末，只有蒙古左翼东部诸部还不时同明朝发生小规模的战争。明朝则乘战争减少之机，巩固边防，修建长城、设置军镇、布防军队、制造武器防止蒙古再度南下。
五、 明军的叛徒成就清朝火器营。
清军武器装备最初是劣于明朝的。后来由技术劣势转为技术优势。这种转移之所以得以实现就在于明军的叛逃。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初，孙元化的属将孔有德、耿仲明哗变，史称“登州事变”，登州城中储备的20多门西洋火炮和300多门中型火炮尽被叛军所得。同年十月，大凌河、于子章台失陷，据当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明军兵部的报告中称，城中红夷炮、灭虏炮、将军炮等各型火炮3500门，以及各种军用枪、杂型火器、大量火药与弹丸，尽为后金所得。这两件事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明廷自天启年以来购买和仿制的西洋火炮遭受了巨大损失，丧失了火器优势，削弱了关外明军的防御能力，大大改变了明军和后金火器装备数量的对比，为后金和明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创造了条件。
此后，明军赖以制夷的长技不再独有，明军用火器来壮大自己，而一旦火器被敌人所有，反过来成为自己的威胁。如“枪炮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甚而西洋大炮我所首称长技前无横敌者，并得而有之”；“有器无人，则器反为敌有矣”。
皇太极将投清的明军改编为汉八旗，组建炮兵，利用投降的工匠和炮手进行火器的研制和生产，这样在以后与明军的军事对抗中，清军在原有骑射的基础上，添加火器的使用，从而取得与明军对等的武器制高点。
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乙未，因佟养性终于成功铸成红夷大炮，后金授权佟养性领导“旧汉兵”，是为八旗汉军成立之标志。“旧汉兵”是一支以使用火器尤其是重火器为其特殊性所在的兵种，与清天聪三、四年之际的“八旗炮手兵”作用相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与准噶尔的乌兰布通之役清军惨胜，满洲左翼汉军都统佟国纲阵亡。佟国纲所部未能在正面进攻中得手，清军依仗佟国维的迂回包抄战术才勉强击败噶尔丹之众。而战斗的最后阶段清军最后还被噶尔丹反攻得手，损伤精兵良将颇多。
康熙帝在此战中察觉己方单恃八旗汉军火器营的力量不能占据绝对优势，故而才有八旗满洲火器营创设的契机。
康熙三十年（1691年），选八旗满洲、蒙古习火器之兵，另组为营。营兵有鸟枪护军与炮甲两种，额定满洲、蒙古每佐领下鸟枪护军六人，炮甲一人，分内外二营操演，在城内的为内火器营，分枪、炮两营。在城外的为外火器营，专习鸟枪。内外二营，共有鸟枪护军五千二百多人（内有护军校、蓝翎长、队长各一百二十人，并有笔帖式十六人掌文移）炮甲八百八十人，养育兵一千六百五十人（备补充鸟枪护军），三种兵总数是七千八百多人。内外火器营分别定时训练，除操演枪、炮之外，并操演步射、骑射及各项技艺。
六、明清火器不同发展结局的经济背景简单对比。
资料来源：张涛光，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起衰落下去了吗，科学学研究
火器的发展又仰仗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新式武器的传入，以及在明与后金战争中引进的西方新式火炮在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得明、清两朝都对西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明中后期，随着荒田垦耕以及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耕地面积持续增长。有人将当时两熟、三熟栽培制度称作是“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经济的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产品来源。粮食的商品化促进了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如苏州府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府属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属的双林镇、南浔镇，江西景德镇等专业化工商业城镇。甚至在制盐业，一般说制盐业由政府控制，此时也出现了执引买盐等私营化迹象。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明隆庆开海禁后，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显现出商品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一些特征。火器技术在这个时期的大发展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晚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矛盾局面，形成了实用性技术科学的发达与理论科学、科学思维薄弱的极大反差。这就拉开了东西方科技的距离。
而到清朝，与明相比，虽然两者GDP 相差不大，但由于明清两代人口的差异过大，加上明中后期海禁政策弛缓，清代民众实际生活水平降低了。清代国家财政庞大，是建立在民众普遍贫困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火器技术的发展为何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火器自康熙朝之后一百年再无发展，根源在于火器技术研制及生产的高消费、高花费特点清朝财政不能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