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章回】青葱岁月的友情—回忆雎宁棉纺织厂的日子 | 楼辰

上周六,我和玛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乘上开往睢宁的汽车去看望我们青少年时期相识了几年的陆大姐。

对久违了的长途车,我们已经忘却了年少时的经验和考虑,匆匆之中犯了低级的错误,坐了一个私人营运的大巴。不得已分别找了一个小板登挤在车通行道中间坐下。车子一直在摇晃颠簸中前行,兜了近一小时还没有走多远,因为不断地违章上人,整个车内又挤又闷。我们在煎熬中接受着惩罚,但也在遐想中急切的等待着和分别了多年的陆大姐相见的时刻。

睢宁——我们曾经留下热血和汗水的土地,确立人生道路的摇篮,献出青春和爱的第二故乡,你怎么样了……? 我们的陆大姐,你怎么样了……?

离别睢宁三十多年来,这是我们俩首次一同乘车专程去看陆大姐,也是去看睢宁,因为是睢宁有我们的陆大姐,因为陆大姐还在睢宁。

未到车站,我们即被司机忽悠下车,在星星家电集团公司门口乘一路车到达县城中心(睢宁竟然也有了公交车,虽然是私人承包)。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一切------过去灰土的街道,喧嚣的人群,乱窜的车辆,砰砰的手扶拖拉机已经被宽阔干净的街道,明亮整齐的店铺,稀疏时尚的人们所替代,它竟然改变得具有南方的小镇上的优雅和文明,尘封记忆中的睢宁已经一去不复返,顿时似乎令我若有所失。

玛丽东看看,西看看,虽然她去年还来过睢宁,竟然记反了陆大姐家的方向,正在犹豫和迷茫时,忽然之间,看见马路对面陆大姐的爱人在张望,奥!我们不再沉浸于迷失中。

还没有到陆大姐的家楼下,远远就看到陆大姐一瘸一拐向我们走来,手上拎了个装满水果的塑料袋子随着身子的倾斜而上下摇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我们原来那个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英雄无敌的陆大姐吗?与去年秋天广交会期间我在广州珠江河畔见到的威风凌凌地耍着利剑的陆大姐判若两人啊。

三十多年了,玛丽和我第一次一起来到她的新家,时间的间隔好像不复存在,一切似乎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我们没有任何的寒暄和客套,在陆大姐依旧“嘎嘎嘎”的笑声中开始了疯聊。

原来陆大姐已经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折磨了半年了,找了各种方子,吃了各种药,脸色暗黄,有些浮肿,身体也有些虚弱,但是膝关节就是不见痊愈。听说这种病很不好治,严重的情况下要换人造的膝关节,所以,陆大姐早早就把轮椅买好待用。我和玛丽听后都倒吸一口气,那么阳光、健康、善良的陆大姐怎会得这种病啊!

看着她不利索的腿脚、虚胖的脸庞,听着她娓娓道来的病痛,我们的心开始下沉,眼前却晃动着另外一个陆大姐身影——夏日里在宿舍楼梯间小房子为我们俩忙着烧可口的饭菜;冬日里在防震棚为我们遮盖被褥的温馨;节假日带我们学喝小酒的满足;平日里为我们洗衣洗被的辛勤......

当玛丽忍不住说出这些往事的时候,陆大姐看着我们欣慰地笑着,接着说:“当年阿晨发烧多少天之后,躺在床上把头探出床边,我给你洗头,那就是一个小孩儿啊!”   是的,我们那时是15和16岁的孩子,因文革耽误了学业,早早被安排到县城工作。可陆大姐却仅仅大于我们8-9岁,是当地的老三届进的工厂。当时她也算是我们厂里的文化人了。对我们徐州来的一批小孩,她像个亲人似的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

在当年我们的心里,陆大姐是姐姐抑或长辈,是榜样抑或依靠,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得很清楚,实际上她也只有二十岁出头。

转眼已到下午,我和玛丽在另外一间房间休息片刻后,为了不让陆大姐送我们,我们静悄悄地离开了她的家,当房门砰的一声响起,陆大姐立刻从自己房间出来,大声地嚷着,“你们怎么走了啊!”我们回过身去,看到大姐站在窗口失落无助的眼神望着我们......

好像是在1975年,我们织布厂与纺织厂合并,车间机构进行了调整,我们前织车间和纺织厂的后纺车间变成了一个排。当时文革已经过去,一切生产都逐渐步入正常,但左的思潮仍然左右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改组后的车间竟然按照部队的编制设置。从而我与后纺车间丙班的陆大姐走进了一个共同“战斗”的集体。

不记得是如何真正的结识,直至成为相濡以沫的朋友的过程了,只记得她就像一团火一样进入的我们的生活,有些东西永久性地镌刻在记忆中。

她开放的思想,敢作敢当的勇气,爱憎分明的立场,愤嫉忌俗的秉性,在当时睢宁棉纺织厂那个女人占80%以上封闭的环境中,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似乎略有另类和叛逆。她聪明、智慧、多才多艺,令许多人欣赏甚至嫉妒。可是,当我们有了知音和亲人般的感觉后,我们才了解了她真实的全部。她的细心、体贴、温情、柔弱和无奈,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个抗拒世俗成熟女子的艰辛。也就是在她的呵护下,我们逐渐地成长起来,从而成了忘年之交。

当时还在文革的后期,班前要学习毛主席语录,班后要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语言还是不能放任自由的,如果谁的思想活跃和超前都会受到批判。可是,陆大姐的性情那么开朗,语言那么丰富而有有感召力,无形中就会成为某些管理人员的关注对象,无论陆大姐的工作是怎样的努力,群众威信是怎样的高,但是她会成为管理者诋毁和攻击的典型,直至后来甚至影响到她个人问题的解决。现在我回忆起这些仍然还会愤恨那些趋炎附势庸俗的小人。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切生活内容都是如火如荼的。竞赛式的工作,虔诚式的学习,虚无式的批判,共产主义的理想好像就在眼前,马上就可以实现。由于我们徐州去的一帮孩子和后来睢宁县城的孩子算是厂里有点文化的人,常常会被县里选去参加学习班洗脑,深刻领会最高指示的教导,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我多次被车间主任安排脱产写大批判文章,一会儿钢笔字,一会儿毛笔字,没有字帖,完全靠自己胡写乱抹,字体的风格变化极快。最终还是陆大姐那隽秀流利的文体完全影响了我,直至后来我写出的文字她会当做是自己的文字!

当时我在前织车间穿扣,她在后纺车间做筒纱,上班时间是不能乱跑的,只有工作餐时间我们会在一起吃饭和谈心。我那时候很瘦弱单薄,吃饭挑剔也很少,陆大姐总会提前到饭堂替我打饭,陪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吃下饭后帮我洗碗。下班后,我们总会一起去洗澡,她帮我搓背,像大人给小孩洗澡一样,我心里很温暖和心安,没有一点拘束。自从我们认识以后,记得好像洗衣服这样的事情我都是只做辅助性的工作,她会拖着个大塑料盆,吆喝着那些老是占着水龙头的女工让开,痛痛快快地冲洗我们的衣物。

我那时是个病秧子,动不动就拉肚子发烧,当我生病的时候陆大姐会时刻陪伴在我身旁,骑着自行车拉我到县医院去看病,帮我看着盐水瓶,回去帮我烧可口的饭菜是常事情,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陆大姐无怨无悔地做着,我那时候也幼稚地不知道要怎样感谢或是回报,我们纯真、淳朴的感情就这样越来越浓厚。

当年的生活淳朴而又单调,但是那时候我们青葱少年的心中充满着理想,每天都活在革命的激情中。

记得《战地新歌》是我的最爱,下班后拿着爸爸给我买的心爱的收音机,听着那些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歌曲,我知道了李双江、蒋大为、朱美英、马玉涛、贾世骏等等歌唱家,《战地新歌》里每一首歌我都能倒背着唱,有时候感到自己似乎都可以与他们唱的一样的好。还有几个革命京剧样板戏,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感染着每一个人。确实来讲,当年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歌唱家!

1976《长征组歌》公演,我们看了很多遍,被其中真正的激情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所感动。为此当县里组织文艺汇演时,织布车间三个班组挑选了一部分女孩子组织演唱《长征组歌》。参加排练的有十几个人,徐州小丫还有梅子、艳梅、利民、玛丽和我。我是当时的教官,负责教大家唱每一首歌。

每天下班后,大家集中在车间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排练。织布机哗哗地响着,风机隆隆的燥音,一点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练唱的情绪。整个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由于我们人少,只选择了其中的几段演唱。我那时候还比较内向,除了利民外,与大家并不非常熟悉,但是歌声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抱着自己抄的歌谱和歌词,每天聚在一起唱着喜爱的歌曲,内心充满了愉悦和欢乐。我的声音实际上很是稚嫩,经不起长时间的喊,哑嗓子是经常的事,但是那时候年轻,休息一下恢复得很快,马上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的热练。

玛丽是我们一群中声音很特别的一个,浑厚有力而不会走音,在合唱中增加了大家声音的力量,当大家声音低弱时,听到她鼓舞人心的嗓音就会又振作起来。她表面上很安静,但在集体中却表现得非常活跃,你一关注她,她炯炯有神和清澈的大眼睛就会直射你的内心。她当时在甲班,我和梅子在丙班,不知不觉中,我感到她的关心和照顾笼罩着我,又一个疼爱我的姐姐就这样走进了我,直至今天。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玛丽本是个喜欢交友的人,之前的朋友海青、淑琴都是她付出过热情的朋友,当她毅然决然地写请战书要求调到丙班织布车间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抢走了别人的好朋友,对不起她们。

爱屋及乌,就这样两个疼爱我的姐姐没有一点余地相互间认可了对方,从此我们三个人——陆大姐、玛丽和我像家人一样建立了永久的友谊,共同在一起生活到1978年的10月。

1976年,中国历史上非常沉重的年代。总理去世,唐山大地震,主席去世,痛心的事情接二连三,叩击着人们的心灵,颠覆了原先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知所措。

记得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别的那种悲伤和茫然,地动山摇的恐惧和无助,更有那压抑的环境让人窒息。大家开始有了对自然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冷静。

天气逐渐转凉,我们不能为了防震还住在露天地里,自己盖起防震棚来。陆大姐一声令下,她弟弟用拖拉机从双沟给我们运来房梁和茅草,忘记了还有在谁的帮助下,两天就在我们宿舍楼后面的空地上盖好了自己的房子 —— 一个温馨的窝!那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兴奋,我们三人从各自的宿舍出来搬到一起,就是一个家的感觉啊!没有了任何人的干扰,我们三个人温馨地住在了一起。

门是朝南开的,没有窗子,对面两张床,我与玛丽睡一张,陆大姐自己睡一张,好像还有一张桌子,一个痰盂等。

冬天来了,实际上防震棚里是非常冷的。在零下几度的夜里,冷风会无孔不入地钻进棚里,早上睁开眼睛睫毛上都结滿了冰。晴天时,明亮和温暖的阳光会透过棚顶和门的缝隙映照在我们脸上,我们懒懒地睡在太阳光下面,一边躺着,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觉得好有安全感。这时,陆大姐经常会先起床,掖掖我和玛丽的被子,去准备早饭了。

在陆大姐的努力争取下,我们又有了一个楼梯间作为厨房。别看那个不超过八平米正三角形的楼梯间,那可是给我们带来无限乐趣的小屋。吃饭用的东西应有尽有,一切由陆大姐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我们不仅自己在那里吃饭,还会经常邀请好友们梅子、利民、老李等来喝点小酒,吃着陆大姐调制的凉菜。笑声、闹声、哭声都曾经从那间小屋传出。也许被人们议论、嫉妒、或羡慕,而我们却不自觉的在当时枯燥、茫然与拘谨的日子里,抵制着、抗拒着,为我们的生活找回一点希望和快乐。

当年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贫乏,而我们三班倒的强度劳动和每天的政治学习将每个人的体力和精力基本全部耗尽。我们不甘于平日的平庸和枯燥生活,扩大了我们之间友情的空间,自己的兄弟姊妹也融入进我们这个群体,加深了我们的友情。

我的两个妹妹和玛丽的弟弟放假时期会来雎宁停留游玩多日。这时候的陆大姐更是繁忙劳碌和百般的疼爱和关心。买菜做饭,安排业余生活,乐此不彼。记得陆大姐让她的朋友帮助我的两个妹妹做的花裙子和金丝线布的短袖衬衫,比商店里卖的还要好看,美得两个妹妹乐不思蜀。还记得玛丽弟弟像个小大人似的批评我小妹妹幼稚的话语时的情景,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同样,我和玛丽也将陆大姐的兄弟和姐姐当成自己的兄长和姐妹。帮助参谋两个弟弟的婚姻大事,接待她那娇小任性的姐姐和英俊儒雅的姐夫。特别是与她们那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的相处——聪明听话的萌萌和乖巧腼腆的二子,为我们初入世事的年月里留下最为阳光和美好的记忆。

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三人一起去陆大姐双沟的老家。陆妈妈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我们。看到我和玛丽怕冷,就让我们什么也不做,坐在床上捂着被窝。当时,我的脚很不争气,经不起稍稍的寒冻就长上了冻疮,在温暖的被窝里又疼又痒,陆妈妈到处去找大蒜为我搽脚,从那以后我的冻疮病根没了踪迹。

看着她老人家清爽硬朗的身板为我们的到来忙里忙外,直到一切准备停当,才让我们从暖和的被窝出来,到干净宽大的堂屋吃美味佳肴。我们边吃边听老人家讲着解放前陆家小业主的经营和兴旺情景,享受着人世间真正的天伦之乐……

到了春天,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到远隔县城30公里的大王集的陆大姐姐姐家里去做客。当时我刚刚学会骑车,在狭窄颠簸的公路上,两个姐姐不敢让我骑,轮流带着我,躲闪着来来往往的大小货车、长途车、拖拉机和马车等,勇敢地穿行在县级大道上。我则愉快地坐着二等座,迎着拂面的春风,唱着轻松的小调,那个无忧无虑地爽啊……

秋天来了,我们一起到了沙集——陆大姐的好姐妹沙大姐的家。那真是一个欢声笑语的热闹。沙大姐与陆大姐一样的性格和爱好,热情大方,好酒力,和陆大姐一起享受着烟香的乐趣,並不时地鼓动我也尝试烟草的魅力。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百业待兴。知青开始回城,徐州小丫陆续调回城市,我们三个人的小家也走向解体。

玛丽早于我四个月离开睢宁。我一面记挂着已在徐州的玛丽,一面在等待回城的消息。在睢宁与陆大姐度过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感觉一切都发生了变故。

那是个非常纠结的时期,思想混乱,情感迷失,心情沉重,以至于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生。到现在我都会经常做梦自己还没有调回来的情景、手续还没有办理的焦虑和工作单位没有落实的困惑。

依稀记得陆大姐也已经放下了她高傲的姿态,开始接触一些她本不满意的男朋友。当她将宋大哥带回我们楼梯间时,我感觉失望极了—— 黑黑的脸颊上一对躲闪的眼睛,老本本的穿着一对长长袖子的上衣,语言木讷的一个老高中,整个人状态与陆大姐聪慧、鲜活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我幼稚的心目中,陆大姐的男朋友应该是一个敢想敢说、风趣、有担当的男子汉大丈夫!但是陆大姐在世俗的人眼里巳是个老姑娘了,我们两个好友的离开让她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在陆大姐时常去会男朋友的时间里,我像失了群的大雁似地孤独和低落,完全不能适应人生规律运行法则。

当我在11月拿到调令的时候,心情复杂得已没了激动和开心,也预料不到在今后的个人生涯中,睢宁的八年意味着什么,多年的友情向何处去?只想赶快逃离——因为心中被压抑了太久太多......

我匆匆收拾了自己东西,迷迷糊糊地逃离了我付出了热情、热泪,奋力拼博奋斗的县城工厂,抛弃了亲爱的陆大姐,跌跌撞撞地回到离开了八年的徐州的家......

在睢宁的八年里,我们的世界就只有棉纺织厂,每日里纺纱织布,学习劳动,白班夜班,清教徒式的集体生活,对物质的淡然超脱,对爱情的无知有畏,至今想起非思所夷并回味无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玛丽回到了喧闹的城市和火热的家庭,换了一个全新並陌生的工作岗位,一切都是那么的纷乱无序,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年轻,奋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不久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陆大姐、玛丽和我各自一方,平日的交往只能依靠电话和下班后的聚会。陆大姐在休息天也时常到徐州来看我们,那是我们最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会将自己的姐妹兄弟聚在一起到公园去玩,在家里吃饭作乐。当然陆大姐仍然是我们最好的厨师,她的手艺不仅令我们一群孩子们大饱眼福和口福,我们的家长也赞不绝口。只要陆大姐来徐,我们的家庭就充满了欢笑,喧闹声此起彼伏......。

那时候我家还在彭城路老地区商业局大院住,一大间房子被隔成两间,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和我都挤在那仅有的三张床上。玛丽像自己家人一样,经常留下来住在我家。有一次午休过后,爸爸从衣帽架上拿起一件白衬衫穿上去上班,到了单位才发现,衣服的胸前有电脑的绣花——啊!那是玛丽的衣服!爸爸赶紧回家找回自己的衣服换上,我们那个乐啊……。这件事情到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是美谈。

一切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那是陆大姐结婚以后。我和玛丽给陆大姐买了一条毛毯,算是送给姐姐的结婚礼物。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交流中多了一个宋大哥的内容。玛丽开始了不断的见面之中,而我也被年轻的男孩子围堵着,自己没有了主意,因为我们的单纯和幼稚,恐惧和好奇,我们被动地接受着上帝安排的一切.......

82年,我和玛丽相继结婚,玛丽是个山东人,嫁给一个常州人的后代,中学的语文老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我是浙江人,却嫁了个山东人的后代,一生只喜欢一件事——就是他的雕塑。天资聪颖,勤奋而又敏感,天使般的性格。

之后的日子,工作、出差、怀孕、生子、学习......,我们匆匆赶着时代的脚步,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在这快速列车上,我们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提高了各自的见识、能力和志向,但唯有这友情没有改变,它越来越深厚,越来越醇香。

当我只身一人应付着生活的所有,好像两个姐姐一直伴在我身边,那是我的支柱和依靠,心灵深处最静谧神圣的地方。只要陆大姐来到徐州我们两个人的小家,我们的老公都会乖乖地让位,我或玛丽与大姐躺在大床上聊着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直至夜深。

90年5月,陆大姐患子宫肌瘤来徐州做手术,宋大哥住在我家里。他会每个星期回一趟睢宁,带些杀好的鸡来,把我们的冰箱放的满满的。我和玛丽轮流给她送饭或去看望她,在繁忙之中我热心的妈妈也曾代我送饭。

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有的磨难、困苦、委屈和不良情绪,都会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两个姐姐,让她们帮我分担和解决。她们从不会计较我的随性和倾诉,因为她们就是我的山,我的海......。

陆大姐、玛丽和我三人没有等到全部退休,第三代已经来临。玛丽首先当上了姥姥,每天乐呵呵的,整个情绪都在她的外孙身上,讲他的哭,他的笑,他的吃,他的尿。在我们还没有习惯这个姥姥的称呼时,她的牛牛已经过了一周岁的生日。

陆大姐的儿子宋杨出落成一个白马王子,也是一个忧郁王子,英俊、聪明、勤奋,事业有成,体贴母亲,让陆大姐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

我的儿子算是最最另类的一个,孤傲而又单纯,坚持着唯美主义的理念,同时也不顾一切地要做一个艺术家。我一直期望着,等待着......

“人生易老天难老”,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穿过人生的社会长廊,倏然转入悠闲的自然王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它源于我们的朋友间如此地真情挚爱,我们的人生如此地丰富多彩。感谢上天的赐予和关照,使我们青葱岁月的友情历久弥新,现在的我们是那么的幸福和自在。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的人生的后半世,可我们的友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延绵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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