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排青悠悠山水间
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开始，便有“盛京八景”一说。《承德县志》《沈阳县志》《辽海小记》《奉天古迹考》等书，对“盛京八景”有不同的记载。最终，人们习惯以《沈阳县志》所载“盛京八景”为准，分别为天 柱排青、辉山晴雪、浑河晚渡、塔湾夕照、柳塘避暑、花泊观莲、皇寺鸣钟和万泉垂 钓，这八景充分代表沈阳春夏秋冬的美， 而“天柱排青”为八景之首。
从沈城一路向东，约 10 公里处，有 山地现于前，即到了东陵公园。山虽不高阔，但它却是沈阳的重要地理坐标，对于久居樊笼的城里人来讲，望邻绿山，畅揽秀水，足已发出“何日凌虚生羽翼，十洲之岛足游观”的感慨，何况这里还是皇家风水宝地，清朝的帝王和众多文人骚客留下许多经典名篇，使它成为辽海 文化圣山之一。
福陵的天柱山与永陵的启运山、昭陵的隆业山合称为龙脉三山。福陵倚天柱山地形修筑的了 “一百零八磴”，是福陵的重要 地标和景观。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 都曾至福陵拜祭。
查阅“天柱山”之名，全国不下十余处，如山东平度县北的天柱山，安徽潜山县西北的天柱山，陕西山阳县东南的天柱山，四川中江县西南的天柱山。就在沈阳的城东 10 公里处，也有一处天柱山。
天柱山俗名石嘴头山，元明两代称 之为东牟山。东牟山原为吉林省敦化 县城西南的诚山子。渤海国灭亡之后，辽国将渤海百姓从北向南迁移，原居东 牟山附近的渤海人迁居到沈阳以东的地方，便引原“东牟山”之名于新居的 无名山上。人们便以此为东牟山了。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5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崩于瑗鸡堡，其遗体当 时寄存于沈阳城内西北角。天聪三年（1629 年），皇太极选沈阳东“石嘴山”为乃父“万年吉地”，初称“太祖陵”“先汗陵”。崇德元年（1636 年）大清建国，定陵号为“福陵”，取自《韩非子》曰“全寿 富贵谓福”取福气、运气之意，寓意大清 福运长久。据《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八年冬十月，封福陵山为天柱山。”天柱意味着古代神话中的支天之柱，传说远古时其工氏“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清代统治者把努尔哈赤陵 寝之地命名为“天柱”，是希望大清一统 天下之后，有其开基创业之人作为擎天之柱，以保其江山永固的典故。
福陵的天柱山与永陵的启运山、昭陵的隆业山，合称为龙脉三山。福陵倚天柱山地形修筑的了“一百零八磴”，以此象征着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这 样成为福陵的重要地标和景观。
福陵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忌辰”举行大祭，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小祭。凡遇国家庆典在此行“告祭”礼。新官到任或途径盛京的官员也要到此行礼。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都曾至福陵拜祭。
福陵层楼朱壁，金瓦生辉，建筑宏伟，气势威严，川萦山拱，万松参天，幽静肃穆，古色苍然，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垂青。康熙时期，大学士高士奇随驾至盛京，在《扈从东巡日记》中描述福 陵景物说，天柱“山形迤逦，初不甚高，入大红门，地忽弘敞，山势峻拔，磴道层 折，深邃高耸，出窗莫测，玉衣石马，赫若神灵，佳气乔林，郁葱五色，自殿外望之，则百水回环，众山俯伏，群趋争赴，拱会朝宗。”
在沈阳历史上有据可考的“八景” 始传于清初，后被称为沈阳旧八景，其后又有不同的版本。“盛京八景” 流传开来，当归功于晚清沈阳才子缪润绂。他在 1878 年出版了《陪京杂述》，列入了“陪京八景”，其后出版的《沈阳县志》中也采用了此“八景”，“八景”中有天柱排青，列为之冠。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三月初六日，康熙东巡盛京，到福陵祭祖，感怀祖 上努尔哈赤的功绩，写下了《三月初六日，告祭福陵，恭述十韵》云：“瑞霭锺灵阙，晴烟绕閟（读音 bì）宫。万山皆拱北，百水尽洄东。天矫盘峰秀，纡回蹬道通。俯看环众象，遥睇极高崇。松柏丸丸直，冈峦面面同。恢弘思祖烈，建树本神功。战术无前略，谟谋启后衷。挥蛇曾握剑，定鼎有遗弓。展礼威仪整，申诚俎豆丰。车书叨继统，藐尔愧微躬。”康熙这首诗，称赞东陵的秀美，楼台殿阁的 雄伟壮观，谒陵大典的威仪，怀念努尔哈 赤开创大清基业的功绩，表达自己对继 承遗志和治理好国家的决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盛京文人乘兴而来，他们或攀登于山，或泛舟于湖，留下无数烂若星河的诗篇，如悠远光芒在穿过了千山万水和漫长的岁月后，照耀在辽海文学史的星光大道上。在沈阳历史上有据可考的“八景”始传于清初，后被称为沈阳旧八景。其后又有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都反映了各个时期沈阳地区发展演变历程。
流人陈梦雷在《松鹤山房诗集》中 留下了“留都十六景”。其中有天柱衡云，陈梦雷题诗云：“一柱天开秀，居然岳镇宗。如何有佳气，五色尽从龙。功德千秋盛，蒸尝万国恭。歧牛荒作后，葱郁至今浓。”还有望云列障，陈梦雷题 诗云：“王气自东北，千峰蟠曲来。玹从山寺望，列嶂似屏开。苍翠空中合，云雷地底徊。老僧如有兴，扶杖扫莓苔。”
清代同治年间，沈阳历史迎来一个文化的春天。以会文山房为代表的 文友唱和盛京盛景，留下佳话，也留下了两部沈阳史重要著述，邸文裕辑录的 《陪都景略》和刘世英辑录的《陪都纪略》。《陪都景略》收入的“陪都十景”，就有福陵叠翠。《陪都景略》有诗云：陵寝压山河，大哉隆胜地。乾建日月光，坤顺笼苍翠。《陪都纪略》有诗云：叠叠青松似碧天，山光远眺色尤鲜。荫遮红日千重翠，仰见国朝盛气源。
“盛京八景”流传开来，当归功于 晚清沈阳才子缪润绂。他在光绪四年（1878 年）出版了《陪京杂述》，列入了 “陪京八景”，其后出版的《沈阳县志》 中也采用了此“八景”。“八景”中有天柱排青。缪润绂有诗赞曰：“驱马城东门，赤然望天柱，万松何苍苍，拿空做龙舞，群灵此呵护，脉衍长白祖，开卷感沧桑，东牟话己古。神气时往来，天青日风雨。”
1916年，历史学家金梁在《盛京时报》不定期撰写小专栏，后集结成册命 名为《奉天古迹考》。在此书中辑录了“奉天八景”其中有天柱神松，上写“天 柱山上万松夹道，岁寒不凋。”伪满时 期的八景也有“天柱青松”之说。
福陵陵松栽种的时间是天聪八年，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按照古制“传谕”栽种。清廷对古树管理十分重视，并有一套管理制度。
在陵墓上种植树木是始于秦代的 制度。《太平御览》载：“天子树松，诸 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 也。”相传，秦始皇有一次朝泰山遇雨， 他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因而封这棵松 树为“五大夫”，爵秩九级。松树还因 为四季常青而作为长寿的象征，成为 诸树中最尊的树种。明清时期也因循 古制在皇陵广植松树。
福陵陵松栽种的时间是天聪八年，礼部和硕贝勒萨哈廉按照古制“传 谕”栽种。据说，福陵原有古松三万棵，占地“九千亩”，树种为东北黑松。《大清会典》卷九百四十八记载，皇陵陵松有“山树”“仪树”“海树”“站班松”之分。“山树”泛指陵山之树。“仪树” 指风水红墙里的树，横竖有序，十分整齐。“海树”指风水红墙里的树。“站班松”则指隆恩门及神道两旁的树，用 此象征皇帝生前的文武大臣，垂手恭立于陵前。
陵松又与“风水”相关。《满洲四礼》称：“陵树原为遮阳避日、藏风收气，培植风水之作，能成乔木方有古墓之象。所关风水最要。”清廷对古树管理十分重视，并有一套管理制度。一是发现枯损必须按数补齐。如顺治十四年五月曾因缺损而“补种树苗”。乾隆四十九年“补栽隆恩门外西边树株。”并对补种树苗实行三年“保固”。其二，山树均“造册存案”。八旗防御官兵各按界限“严密抽查”。青桩禁地划分界限以专门责成人看护，并添建卡房，酌派兵守护，并要求盛京将军兴京城守尉对福陵、昭陵、永陵树株每年“查验”一次，发现隐匿树木枯毁不报者，“将监视各员一并参处”。
但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日俄战争以来，福陵古松随同辽沈大地很多古 迹一样遭到了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福陵松木得到有效保护，如今依然是 其一大特色景观。
行走在福陵的苍松翠柏间，置身于郁郁葱葱林间，金碧辉煌的陵寝散 落于松林之间，青山夹峙，层林蜿蜒，在漫长岁月的积淀与绽放里，已远不是青山水秀的自然境界，这里一草一木，清流山涯之间，充满了皇家气象，雍容典雅。百年的岁月已流淌而去，当年老罕王在历史舞台演绎的风流人物，又再度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天柱山上气势宏伟的福陵，静静地俯视着历史的山水和匆匆过客。正是：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
福陵大红门东西两侧的石牌坊，是清朝入关之前老建筑
编辑：徐博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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