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建筑考遗廿七 - 同仁楼（三） / 开普饭

1932年一二八后之西迁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起而应战，战争不期而至。同仁医院立刻展开救死扶伤的工作。在第一夜激战之后，莫里斯博士便率领救护人员驾驶着救护车，试图在战线间穿梭救护伤员，但战况激烈，施救困难。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没有收治受伤的军人，因为有日军强行闯入搜索伤兵，形势可怖。2月5日，日本轰炸机在熙华德路和蓬路路口投掷一枚炸弹，同仁医院的写字间大玻璃被炸毁，途径此地的一名日人当即被炸身亡。由于同仁医院处于虹口的日军占领区，成为敌对情绪的中心，迫于日渐恶劣的形势，同仁医院于2月19日周五下午开始疏散。医学院院长莫约西教授组织了撤离工作。可供撤离的有卡车、救护车和私人轿车等十多辆汽车。待所有车辆装载完毕后排成一列，集结于外白渡桥，然后同时出发。车队前列有四个骑警开道，后面是消防卡车、莫约西的私人汽车、救护车和轿车。这次总共转移了125名病人、40名职员以及大量药品器械。一直到3月初中日停战后，同仁医院才于3月7日迁回虹口。这是同仁医院第一次大规模的搬迁，也拉开了该院西迁的序幕。

车队抵达怀施堂的情景（1932年）

1937年八一三后之西迁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同仁医院再次西迁。关于这次搬迁，约大医学院院长莫约西教授和他太太海伦（Helen Newpher）有着详尽的描述。由于这段史料出自他们二人的亲笔，所以非常珍贵，笔者摘译部分于此。

莫约西教授于1937年11月写道：

"当日军的战舰在长江上游弋之时，我们便开始寻找一个可以转移和安置医院的场所。我们可以像1932年那样转移到圣约翰大学，但那里也极为暴露，我们并不感到安全。8月份的第二周，一万多名中国百姓拖家带口逃离了我们所在的租界。稍有些钱的人就把东西放在卡车、独轮车和人力车上。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火车站并持续了一个晚上。早上，我确信我们无法让两百多人继续滞留医院。"

日军轰炸后，硝烟四起

被炸毁的火车北站

逃难的百姓

"我在5点半起床去征求同事的意见。大家同意必须立刻转移到约大校园。我承诺准备救护车、卡车、校车和私人汽车，在9点开始装车撤离。我们向公共租界消防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上海应急委员会发去了SOS的求救函。公共租界的消防队拥有城市救护车可供调拨，而上海应急委员会早先已被告知了我们的需求，以备不时之需。9点，一辆救护车、我们的校车和一辆卡车开始从医院的三个出入口装载撤离物资，装卸和穿越拥挤的街道来回12英里需要一个半小时。马路上挤满了试图逃离虹口的难民。轰炸机在空中盘旋，护卫艇和陆地上的防空枪炮在密集扫射着。"

"中午时分，街头发生了枪战，搬运工进入房屋躲避。在医院附近的街区，日军设置了路障。逃难的市民被清离出附近的街道，而我们则继续装载救护车和卡车。下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们可以在4点撤离。病人和护士，大约超过200人在三点半离开医院。高级驻院华籍医生、业务主管赉安妮（Anne Lamberton）和我留下关窗和锁门。我们是在3点55分离开医院赶上病人前往圣约翰大学。半小时后，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受到日军的轰炸，死伤的市民有将近1700名。"

撤离中的同仁医院车队

被难民堵塞于道的同仁医院车队

莫约西教授与医护人员撤离同仁医院

莫约西教授的私人轿车 —— 1933年的别克

"第二天，卡车已经无法接近医院所在的区域，但是我们的私人汽车、校车和救护车尚能搬移物资和小型的医疗设施。有好几次，我们正在搬运时，炸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我们只能进入室内躲避直到突袭结束，我从未有过房屋如此剧烈震动却未倒塌的经历。"

戒备森严的约大校园（1937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租借卡车运走了床和消毒设备。我们不得不考虑在约大校园短期滞留。两周后，美国领事馆和军事顾问催促我们转移到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我们物色了多处场所，最后确信英童女校（Cathedral School for Girl，位于海格路425号，今华山路639号）提供的美丽校舍最为适宜。两天内，我们搭建了室外厨房可同时给200人提供中餐，还建了一个可以容纳50名厨师和小工的凉棚。我们于8月29日星期天搬了进去，化学实验室成了手术室，礼堂成了大病房，其他教室则成为了小病房。再下一个星期天，我们为被日军炸伤的27个村民开辟了一个新的病房，他们都来自于约大附近的一个村庄。两个手术台整天满负荷运作，其中一台的手术一直持续到午夜。伤员的肢体惨不忍睹，有的腿断了，有的手臂断了，有的腹部、胸部或者头部被弹片击中形成了巨大的创口。有两人送来后未及抢救就死亡了。"

华山路上的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原英童女校

"如果谢尔曼将军（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将领）可以看到这可怕的空袭，他也一定无计可施。我们入驻了英童女校，并答应在接到他们（收回校舍的）通知后的两周内搬走。终于在11月1日，我们收到了通知要求我们最晚在11月21日搬离。两周内，我们寻找了23个可能的场所，租界里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难民，最后总算找到一处令人满意的地方。我们现在决定在未来的9个月里租用位于商业区中心的英童男校（Cathedral School for Boy，位于九江路219号）。"

"我们于这个星期开始第三次搬迁。我们期望可以在那里安置130个床位，由于这个学校有中央供暖系统，与同仁医院的病房相比，我们的病人会感到更为舒适。但是我们需要筹措足够的钱去购买煤和支付租金来继续运作这一切……"

有关于英童男校，该校开办于1868年。九江路219号这栋建筑始建于1928年，目前仍能够看到建筑外墙上的隅石，安放隅石的日期是1928年12月19日。该建筑紧邻圣公会的圣三一堂。现在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所在地。

九江路219号（上世纪20-40年代）

九江路219号（2018年）

九江路219号正门（2018年）

九江路219号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2018年）

九江路219号的隅石（2018年）

莫约西教授的太太海伦描述了医院被炸的情形：

"位于虹口的医院老建筑被炸弹击中，手术室被摧毁了。没有人可以去看医院究竟损毁到什么程度，因为目前没人被允许可以穿过外白渡桥。医院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只有支出而没有收入。难民病患无力支付任何费用……当圣约翰大学打算重新开学之时，病人们只能再次搬迁，每一次搬迁都耗费巨大，或许有些设备也会因此损毁。同仁医院必须为冬季的生存而斗争。"

"距离我们在法租界的六栋洋房不远有一大片空地，那里有救世军的营地。他们指导着国际救济组织的工作，打算接纳5000名难民并且已经安置了3800人。他们搭建了巨大的凉棚，每一个可以容纳200人左右，甚至还有双倍的，可以容下400人。难民以地为床，只有一片垫子或者破旧的被子垫在身下。直到国际救济组织可以把这些难民送回家乡，才会告一个段落。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两辆满载难民的卡车刚开走，第三辆卡车就抵达营地，开始卸下众多初来乍到的难民。"

她在10月7日写道："我们回到虹口……驱车到手术大楼后面，发现手术室已经被炮弹炸开。我们去那栋被医学院使用的大楼，试图取出图书。我们移出书架，然后塞进图书。天上开始飘雨，渐渐越下越大。有三个俄国人帮我们装载卡车，他们非常卖力。余下人员开始进入不同的大楼尝试转移更多物资。我始终无法明白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医院属于美国达70年之久，这是他们自己购置的土地和建筑，这里属于公共租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拿东西却要得到侵略者的恩准。我们不得不遵守他们的规定，必须同进同出，必须递交所需物品清单，必须获得日军的通行证。想象一下，我们要在雨中以最快的速度搬迁一个图书馆，因为他们说这周以后无人可以进入来转移任何东西。我们（原文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和卡车可以搬走桌椅以供教室所用。当书搬出来后，我们再次进入图书馆检查，发现我们不得不将更多的书弃置于此。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参观过手术室，所以我们走上楼梯（观看）。在（手术室）内墙中部镶嵌着完好无损的青铜纪念牌：致荣耀的上帝，并深切怀念小女孩 Elizabth Miller Hobart 1896年8月10日。"

"在这堵墙的对面是外墙，（被炸得）对天敞开着，周围都是这用来挽救生命的（手术）室的碎片。相较在虹口七十年的事奉，无论是黑夜还是白昼，无论是工作日还是星期天，大量的工作是用来救济穷苦病患，而短短的几分钟就使这一切毁于一旦。我坐在那里哭泣，为了孩子的父亲（指莫约西）从1914年以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的一切事工而哭泣。"

同仁医院在英童男校落脚后，感到此处可供支配的空间甚小。此时，位于白利南路37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理工实验馆(现长宁路865号）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理工实验馆离圣约翰大学不远，与极司菲尔公园相对，装备完善，面积巨大，国民政府很担心其被日军占据。有鉴于此，倪葆春医生与政府部门接洽，于11月底以每年仅一元的租金租下了整个实验馆。在美国圣公会总部、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纽约国家儿童福利机构的资助下，莫约西和倪葆春医生在那里成立了美国难民医院同仁第二医院（American Hospital For Refugees St.Luke's Hospital No.2）。由于美国国旗飘扬在主楼和大门上方，所以日军不敢太过放肆。虽然他们也时时派员检查，骚扰不断，莫约西教授总是把他们推给美国驻沪总领事了事。

现在，同仁第二医院拥有了3栋建筑物，分别开设了门诊部、住院部和肺结核门诊部，在开业初期就能提供115张床位，只收治难民。在毫无医疗设备的状况下，莫约西等人克服种种困难，四处收集医疗器材，在极短的时间内筹备完毕。由于医护人员极为匮乏，所以该院的医职人员多为志愿者。实习医生、约大医学院学生、传教士和难民中有医疗经验的都被动员起来。妇女们也被组织起来缝制医院所需的被服。同仁第二医院于12月1日对外开放。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也搬迁到了这里。除此以外，莫约西等人还接纳管理由宁波和绍兴浸信会护士学校撤离来沪的中国护士，使两校的授课得以继续。这些护士毕业后，可以立刻投入到附近医院和难民营的护理工作中去。

关于同仁第二医院，在1940年2月的《申报》上有如下描述：

“美国难民医院”是由美国同仁医院所附设的，不但设备完善，而且医师大多都是名手。他們的设立，为的是真正要负起拯救贫苦大众的责任，因此，无论治疗，住院，医药，完全免费。只要在挂号时，付挂号费一分而已。假使连这一分也付不起的话，那也并不打紧，因為这一分钱仅是一种手续罢了。现在他们不但每天门诊的人数很多，而且亦收容了许多病重的人，包括了內外各科。而且，虽然是免费，但里面病人的食料及诊疗，老实说，比普通纳费的医院还讲究哩。”

根据同仁第二医院1940年2月的报告，其成立以来总共26个月，已经医治病人9947人。以当年一月份为例，总共医治了728人，其中711人为免费医疗。该院共有病床280个，自成立以来，以病人住院天数累计共达204330日，其中201678日为免费。当年一月份病人住院累计8609日，其中8460日为免费。这些数据令人叹为观止。　

白利南路37号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1933年）

莫约西教授与倪葆春教授合影（1947年）

莫约西教授与难民儿童

日军轰炸对虹口同仁医院造成的重创，致使其大量医疗设备损毁。同仁医院支离破碎、颠沛流日离，他们相继在九江路219号设立了同仁医院第一医院，在白利南路37号设立了同仁医院第二医院。1940年，圣公会将同仁医院与广仁医院( St.Elizabeth's Hospital ) 合并成立了宏仁医院。这可以说是同仁医院被割裂后的又一归宿。广仁医院前身是同仁医院的女子病房，1900年从同仁医院分离出来。1903年，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361弄2-4号建成新式妇女医院，命名为广仁医院（St.Elizabeth Hospital）。由于广仁医院在抗战爆发初期还未受到正面波及，所以医疗设备尚且完备。有鉴于此，美国圣公会将同仁、广仁两家医院进行了合并。在广仁医院原址的大门被重新建筑，上刻宏仁医院的新名和两院的英文名。面临时局动荡、病人费用增加、医院资金紧缺、美侨妇孺撤退等诸多困难，宏仁医院各职员克服困难，相互紧密合作，使得医疗事工得以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