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万岁
最近在看一本名为《里赫特－笔记与谈话》的谈话录，里面提到了斯大林时代的一部音乐作品，普罗科菲耶夫的《斯大林万岁》。它倒是恰恰提醒我们，所谓历史，是多么曲折幽暗，多么难以用口号和控诉来替换。
这是一部以高呼“斯大林万岁”结尾的交响大合唱，但正如里赫特在谈话中所说：它很可怕，却是一部杰作，最终，它不是斯大林的丰碑，而是普罗科菲耶夫的。
普罗科菲耶夫（1891 - 1953）
1936 年夏，普罗柯菲耶夫回到苏联。他是那批去国流亡的知名作曲家中，在长达近 20 年后，唯一一个踏上返乡之旅的。然而，1936 年是个黑暗的年份，持续多年的大清洗达到高潮，作曲家挑选这个时刻返乡，显得耐人寻味。
作曲家对返乡的公开解释是“思乡病”。他对法国朋友说“我一定要感觉一下真正的冬天，”“听听俄罗斯语言”。
撰写《格罗夫音乐辞典》普罗科菲耶夫条目的 Dorothea Redepenning 认为，这类感伤语调，不符合他实际机敏的作风，背后一定有更强烈的动机，可惜如今并不为人所知。
伏尔科夫笔下的“老肖”说，普罗柯菲耶夫在国外不吃香，有点窘迫，所以想回国赌一把，当苏维埃首席作曲家。不知道 Redepenning 的推测，是否受伏尔科夫的影响，她认为作曲家是个绝对不甘人后的角色。
普罗柯菲耶夫当初离开美国回欧洲，一个原因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风头盖过了他，而在欧洲，他又屈居于斯特拉文斯基之下。
本来在苏联，老肖这颗明星上升幅度引人瞩目，不料在 1936 年初，一股寒流把盛演两年的《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打入冷宫。事后看，极权体制内某部文艺作品的上升或倒霉，往往是一个文化政策出台的“扳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借着首次“批肖”而荣登大宝，一扫苏联早期艺坛蓬勃的先锋实验气氛。Redepenning 认为普罗柯菲耶夫在这个当口选择回国，是满以为老肖已经永远退出了跑道，而自己音乐风格中的古典传统元素，极为契合当前文艺教条。
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作曲家得到过当局承诺，他可以定期回欧洲与美国巡演居留，而不用一道道地向官僚机构申请，就像高尔基。他的确在 1938 年去了欧美，可之后，通向西欧的大门关闭了，他的护照被上缴，再未归还给他。
一开始，普罗柯菲耶夫多少有些失算。他的音乐风格并未完全为当局认可，他回国后，煞费苦心花两年时间，写就的一部大型康塔塔（作品 74 号）乃是庆祝十月革命 20 周年，编制弄得极其臃肿。
10 个乐章，3 个合唱团，一个管乐团，一个打击乐组，一个手风琴队，再加一个交响乐团，歌词选自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可惜依然被认为不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作曲家生前从未得到上演机会，直到他死后 10 多年才得以演出。
编为作品 76 号的《我们时代的歌曲》，也是一部大型声乐作品，9 个乐章，遭到御用批评家的抨击。
不过到了 1939 年，作曲家总算摸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数，为斯大林的 60 大寿赶制了一首交响大合唱《祝酒》（Hail to Stalin，故称“斯大林万岁”，作品 85 号）。
作品以苏联各民族的民歌唱词串连而成，在众多为领袖欢呼的音乐作品中脱颖而出，盛演不衰，它在后斯大林时代依然得以经常演出，只有颂歌歌词稍作修改。
2003 年，阿什肯纳奇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主持“斯大林时代的音乐”系列。其中不光上演反体制的作品，还有大批一线苏联作曲家受政府委约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斯大林万岁》，大概是这部作品首次在西方演出。
不出所料，演出遭到抨击，人们将这些作曲家贬为“马屁精和谄媚者”。阿什肯纳奇推动这个音乐节的目的，是要展示苏联作曲家创作时的真实境地，这些作曲家绝非简单的吹鼓手，音乐大师们用他们精通的艺术，歌颂“庇护人”和“赞助者”是音乐史的传统。
这种传统在艺术家身份独立后的西方业已绝迹，却在斯大林时代死灰复燃，折射出其体制像某种“恐龙”，缓缓爬过 20 世纪。
直接聆听这部长 12 分钟的《斯大林万岁》，自然是感受那个时代的最佳之道。
作品开篇是普罗科菲耶夫典型手法，我们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涅夫斯基》中熟悉的厚重宽广的大笔抒情，随后合唱突然极有效果地活泼插入：
“没有一片土地如此苍翠，如此欢乐，覆满村庄。我们从未如此欣喜，庄稼从未获得如此丰收……”
而后再次转入男女声的宽广颂歌：
“我为臂弯中的孩子唱起摇篮曲，你将茁壮成长，斯大林是你嘴唇里读出的第一个词……”
两个对比性合唱段落反复多次后，一个优美的乐队抒情段落，女声唱道：
“他看到一切，人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他奖赏每个人，为了他们的辛勤劳作和美好努力……”
随后是快速摸进段，是作品中唯一有阴暗色彩对比的：
“斯大林，他诞生于磨难，他打倒沙皇，创造新道路。我们要紧跟您，紧跟您……”
终曲自然是宏伟的颂歌：
“您的思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您是我们头脑和血液的火焰，斯大林！ 斯大林！ ”
本文插图为斯大林肖像作品，作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