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的器型——渣斗
渣斗，上部为浅腹敞口碗，下接盂或小口罐，流行于唐宋时期，后绝现。长期以来，文博界将唾壶与渣斗相混淆，名称互用，认为渣斗是由唾壶演变而成，其功用亦是盛放鸡骨鱼刺或者唾液等。笔者在前文《对传统认知的“唾壶”再认识》中提到，传统认知的“唾壶”应是一种酒器，常与瓶、壶、罐、杯、盏等配合使用，主要用于斟酒，后被注子或注壶代替，由此可知渣斗与其并无传承关系，渣斗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出土的唐白釉渣斗（图１），上部为敞口斜直壁碗，碗内心有一直径约２厘米的小孔，下接小口盂，平底。胎质白细坚硬，白釉光洁细润。从工艺可知为接胎成型，直接将碗与盂相接，相接处没有过多的整修，唐代典型玉壁底的碗造型一望之可。
图１
图１
河北省定州市中心博物馆征集的白釉渣斗（图２），成型工艺与造型特征与图１相类，唯上部的碗底直径略小，碗与盂的外壁各有三道弦纹。该馆定其为宋代，或可再商榷。
图２
图２
河南省禹州市新峰墓地出土的唐白釉渣斗（图３），上部为浅腹敞口碗，碗壁微弧，与下部的盂相接之处整修的甚为精细，已看不出有碗底痕迹。胎坚白，釉色白中泛黄，胎釉结合不紧密，脱釉现象严重。
图３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唐越窑青釉渣斗（图４），上部为敞口斜直壁碗，下部盂的容积较大。胎体较厚，釉色青亮如冰，滋润如玉。从中间衔接处的特征看，似为一次拉坯成型，盂的容量较大，实用性有所增强。上海博物馆展的唐越窑青釉渣斗（图５）似亦为直接拉坯成型，盂底较大的特征与图４颇为一致。
图４
图４
图５
除白釉与青釉外，唐代耀州窑的黑釉渣斗（图６）和寿州窑的黄釉渣斗（图７），造型各具特色，别开生面。
图６
图７
国家博物馆藏五代白釉渣斗（图８），相传出土于河北唐县。上碗下盂，分段拉坯，相接成型，保留有明显的碗底。同时出土的还有茶臼、执壶、茶釜、风炉和茶神陆羽像，皆为白瓷。唐人陆羽著有中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业书籍《茶经》，被当作茶神供祭。据传，凡购买一定数量的茶器，就可获得一尊陆羽像。
图８
图８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康陵出土的五代天福四年（９４０年）越窑青釉渣斗（图９），较唐代渣斗有明显变化，造型敦实宽大，尤其是中间孔径变大。
图９
图９
陕西省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北宋青釉刻花渣斗（图１０），上部为敞口斜直壁碗，下部为小罐，碗内中孔直径变大。釉色青翠温润，碗内壁刻牡丹花纹，外壁刻折扇纹（亦称简易莲瓣纹），罐外壁刻蕉叶纹。
图１０
图１０
镇江博物馆藏北宋定窑酱釉渣斗（图１１），造型更为宽矮，上部似盘而下部为碗，相连处孔径大如碗口。
图１１
图１１
同时期的北方辽代渣斗，亦有中孔变大的特征，如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所展的白釉渣斗（图１２）和辽宁省博物馆的黄釉渣斗（图１３）。
图１２
图１３
图１３
通过对出土资料的研究可知，渣斗常常与其他茶具相伴出现，而同时期墓室壁画的内容也反映其与饮茶活动联系紧密，如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古墓的备茶图（图１４）、山西省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的《备茶图》（图１５）。由此可知，渣斗应当是一种茶具。
图１４
图１５
唐代饮茶与今日不同，陆羽所创“煎茶法”，亦称“烹茶法”颇为流行。先将制好的蒸青茶饼炙烤一番，置入纸囊内放凉，再入茶碾中碾碎，过筛后得末备用。煎茶时讲究“三沸”法，待水一沸时加入盐以调味，二沸时勺出一熟盂水备用，并用竹荚搅水以环动，用茶则盛出提前备好的茶末，投入水的中心，急扇炉火加热，三沸时茶汤汹涌波动，即撤去炉火，并将熟盂中的水倒入釜中孕育茶汤精华，随后将茶汤注入茶盏或者茶碗中，趁热啜饮。
因碾筛茶末的粗细程度不同，茶汤中会保留不能溶入水的茶渣，笔者通过复原唐代煎茶实践得知，用１２０目的罗筛，碾数次而茶末几不得过；用８０目的罗筛，碾三次可过绝大部分茶末，煎时细末多浮于汤面之上，茶汤色重而渣少；用４０目的罗筛，碾两次即可全部过筛，茶汤色略淡而渣较多；用２０目的罗筛，碾一次即可全部过筛，茶汤色淡而渣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日本学者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皇室茶具为研究对象，结合唐诗对碾筛茶末的描述，推测唐代使用的是１６目罗筛。因此，唐人在饮茶时，茶盏底部或多或少都留有茶渣，而渣斗就是盛装茶渣的器皿。
唐末，煎茶法式微，起源于建阳的点茶法开始流行，至宋代大放异彩。渣斗作为茶具的作用也渐行渐远，从中孔直径逐渐扩大这一变化推断，其可能兼有盛接“口中水”的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仁宗皇后像》（图１６），画中三人，中为宋仁宗皇后，右边侍女手捧花口渣斗，左边侍女持红色织锦长巾。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室（辽开泰七年，公元１０１８年）壁画的《男女侍者图》（图１７），男侍者双手捧渣斗，女侍者持白色长巾。渣斗与长巾搭配，很容易使人想到漱口后需要擦拭嘴角这一习惯动作，笔者推测在辽宋时期，渣斗的功用不限于盛装茶渣，亦被当作“痰盂”，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渣斗不再作为茶具使用，成为承接唾液或者杂滓之物的器皿，逐渐演化成了“盂”。
图１６
图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