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与中国史学史的赓续
朱先生1979年起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教学大纲与考题，2004年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导论”课程的讲义，已由朱门弟子整理完成，结集为《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出版。
“未来的史学工作者需要了解自己的学科史。”本着这样的信念，朱维铮先生自1979年起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其间不断修订讲稿;他生前致力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集体项目“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甚至拟好了“观念史卷”的目录，可惜未能完成编撰。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致敬逝世已三年的朱维铮先生。
今天，朱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2004年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导论”课程的讲义，与那份分卷目录一起，已由朱门弟子整理完成，结集为《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出版。与当年的未竟事业同题的“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学术研讨会，也在近日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门生与同道重又济济一堂。
“作为教材，而不是史料来出版”
据整理人之一廖梅博士介绍，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多作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时候朱先生上课时，500字绿格大稿纸讲义便铺在讲台上。1985年左右，讲义逐渐定型，此后朱先生不再另写讲稿。讲稿所附的8份中国史学史课程教学大纲，时间跨度从1979年直至1996年，其间大纲的面貌又有巨大改变。朱先生早年的安排是讲到五四运动前后为止，而自1994年以后拟的大纲里，又加上了1949年之后的内容，讲授中国的西化与苏化、“左翼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可惜只存大纲，未见于讲稿。而最接近朱先生后来想法的，是书的最后一部分，2004年中国史学导论课的讲义。
这样的变动，好像让人看到了地质上的变余构造，一层又一层，一些观念、写法乃至语言在几十年里随着时代演进逐渐发生变化的痕迹清晰可辨。
“朱先生从来没有讳言过，他早年以历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敢当意识形态的排头兵。但到晚年，则越是反对以史为镜。讲义里专门有一节就讲以史为镜如何行不得。”复旦大学史地所姚大力教授说，“他最喜欢引用的马克思的几段话之一：一个灰色的影子，怎能抗拒现实的生动和自由?每次提到这句话他总要补充，列宁在一旁批注道：非常聪明。他显然很喜欢列宁评语中的'聪明’一词。所以他明确反对以史学来致用的同时，也喜欢说，历史使人聪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朱先生全部的史学研究活动，无不与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现实政治发生着密切关系。”
自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这个学科领域以来(早前内藤湖南已在日本讲授这门课)，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一直到刘节，以及后来台湾的杜维运、逯耀东，大陆的白寿彝、尹达……其实史学史一直在变化。与朱维铮先生在80年代就相识的葛兆光说，史学史的变化也体现在朱先生个人身上，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他的史学思想、史学史写法也在改变。出于这个原因，葛兆光认为在讲义中保留一些旧提法更好，如“封建社会”不必改为“中世纪”，“你要是保留他原来的一层一层，可能恰恰本身就是一个史学史”。
针对这一点，廖梅回应说，改动很少，替换之处虽未单独出校记，但都已在前言说明。“是我坚持要改动的”，廖梅表示，“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史料出版的，主要还是作为教材来出版的，要给现在的同学用。1995年以后朱先生自己的用词发生了变化，在后来所有讲稿和讲课中，他都一直用'中世纪’。我认为如果是朱先生自己来整理讲稿的话，他恐怕也会改动的。”
讲义和大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朱先生的激扬文字、疾言厉色：“我不能保证你们爱好这门课程，但我能保证我讲授的内容做到言必有据，其中没有趋时、媚俗等偏见”;“凡自觉未达到以上水准者，最好自动补课。否则听课如腾云驾雾，考试如呆鹅木鸡，都将颜面扫地。”今天的学生捧起这本教材，或许会感到久违了，这么耳提面命地给本科生上课的老师。
史学史的变
朱维铮以思想史、经学史的背景进入史学史领域。他曾指出，在中世纪王朝前期，史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时代，经学研究中间发生的每一重要变化，都必然引起史学的反响，经学的变化也影响着史学编纂形式的演化。他相信“治经”与“治史”密不可分，与一般史学家所作的史学史论著相比，别开生面。
“我们从这部讲义中看得到朱先生对传统史学，对五四以来，对当代的史学研究生态的批判。”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说，“朱先生之所以这么强调批判，是想要为史学工作者树立学科史的典范。但他又感到我们现在的学科史，只是偏重于史学编纂史。”
“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观念的名录来，在中国历史上，哪些是属于史学观念?哪些史学观念决定了某一时段中国史学史的书写方式、内容和人们的思维?以及它和更深的，所谓'话语’是什么关系?”姚大力说，“明晰了观念，再回过来看编纂学、史料学，也许就有更大的可能。”
与会学者在史学史的三个重要领域，观念史、编纂学、史料学方面，做了诸多讨论。那么，史学史还可以有怎样的改变?
葛兆光表示，中国史学史或可从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中借鉴方法。“佛教的一些著作，跟中国史学史的关联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禅宗灯录。禅宗灯录本身是一个系统，它后来影响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这样学案体的东西，也影响到像《伊洛渊源录》这样写儒家脉络的东西，它要建立一个系谱，不断翻新构造，建立一个传习真理的脉络。”
这是禅宗喜好“攀龙附凤”(胡适通过历史学、文献学的考察得出结论)，还是不断追求正统性的一种做法(Bernard Faure通过系谱学、知识考古学的考察得出结论)?把原来非正统的变成正统的，也就是书写了自己的合法性——禅宗书写历史的这种方法和意图，是否也在史学史中存在?考察史学史，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方法也引用进来?
“那么多年来，朱先生的史学史不断地在改变，其实我们现在的史学史也还是可以再改变。”葛兆光说。
责任与教益
“学生整理老师的著作，是一种责任，也是继续受到教益的机会。我当年没弄懂的很多问题，在整理老师遗著的过程中逐渐得到解惑。”近两年，为导师朱东润先生整理了100多万字遗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在史学史讲义稿前言中读到朱门同门之间的讨论、辨识和聚集，整理过程中的感触、教益和心得，有颇多感触。
今天的学生面对老师，而曾经，这些老师也要面对他们的老师，学术便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接下来。1979年，朱维铮在面对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是否要重订大纲、重写讲稿(这意味着每周要重写至少一万二三千字)时，也曾有过犹豫。但他考虑良久，觉得不改不好，因为他的老师是这样做的：“过去，我的两位导师，对待教学都非常认真。陈守实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我听过四遍，每次都发现他讲授的体系和内容有更新。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我听过三遍，同样每次都有新收获。这样的好传统，我们理应继承。”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予同、周谷城两位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1950年代初，陈守实先生首先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1960年代初，耿淡如先生开始讲授世界史学史。复旦大学独具特色的史学史研究与讲授传统，同样理应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