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功伟绩」与你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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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说起汉代，存在感最强的除了汉高祖刘邦，可能就是汉武帝刘彻了。对于武帝的丰功伟绩，大家耳熟能详；对于霍去病、卫青、桑弘羊这些名将能臣也是津津乐道。

而他爷爷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中的存在感就差了很多。没有伟大的战绩、没有名将能臣，因为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最多，就是在后宫跟邓通闹闹绯闻，为老板姓们在茶余饭后提供一些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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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要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

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在汉文帝时期，有一套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

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用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话说，就是「小政府、大市场」。

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之后，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男丁每三年出一次役。

除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的官僚体制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汉文帝而且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个人做起，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在公元前166年，文帝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在以后的十三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直到景帝登基后的第二年，才恢复了税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铸币是自由开放的，政府铸币、诸侯铸币、私人铸币并行与世。与主流经济学的认识相反，在这样一种相互竞争的货币体系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混乱，而良币驱逐劣币的有序。

文帝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人民富裕。

据说文帝性格谦恭仁慈，与世无争，没有什么雄心大略。

黄老之术的另一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她要求宗室子弟和太子都必须学习与黄老之术相关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治国。

汉武帝六年，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的政策骤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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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出征

与汉文帝不一样，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爱好爱好奢华和大场面、喜欢美酒妇人、建设宫殿。

他主动对匈奴挑起战事，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进攻匈奴，令匈奴的浑邪王投降了汉朝。

从军事角度讲，这是传奇的一年，霍去病的征战可谓出生入死，一万兵马最后只剩下三千，可谓一将成名万古枯。

为了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运输系统，政府于是兴修水利，开凿运河。开河的效果并不明显，却徒然耗费了巨款。

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一直是汉政府的心病。在古代，一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到几十万之间，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就接近这个数字。

为了弥补马匹的消耗，汉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养马。他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但这些百姓一时间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由政府给予补贴。

除了直接花费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非常巨大，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

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陆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

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4

武帝改革

一场战争的花费，就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战争可谓消耗巨大的游戏。

随着战争的深入，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支撑庞大的财政支出。

为此，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鬻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最终满足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为此，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有制体系。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

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到了排挤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罪」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司农，名叫颜异，他由于反对汉武帝的货币政策而被杀害。

汉武帝引入了商业税。此前，税收大部分都是依照土地和户籍而征收的，土地和户籍都是固定的，容易征收，而商人和货物却是流动的。所以，虽然规定了商业税，但征收难度很大。

因而，武帝采取了严厉的措施，雇佣大量的酷吏去征税。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大部分有尊严的士大夫对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是有看法的。皇帝要征税，只能依靠那些「大无畏」的酷吏。一时间著名的「刀斧手」云集：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其次，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

以上的这些措施，还是不能满足战争的巨大开支，于是武帝的能臣们又想出企业国有化。

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经过能臣们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立即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为了这次国有化，他们铺垫了一系列的理论。他们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帝打仗筹集资金，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

他们认为，盐铁工业在以前是私营的，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这些富人有了钱，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众了。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再由政府来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

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政府首先制定了严厉的手段，惩罚私自铸铁采盐者。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作，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

在产盐铁的地方，政府垄断，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售出——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由于铁器只能由公家铸造，老百姓如果要用铁，必须向专营的经销商购买，经销商从政府控制的制造企业批发。但制造企业并不关心民间的需求，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令，生产的铁器往往是劣质的，也不会根据市场作出调整。

结果，老百姓要么买不到合用的工具，要么只能买到劣质的工具，而且价格还很贵。

原来政府只管收税和花钱，在经济方面，只扮演仲裁的角色；而自此以后，政府成为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参与者。

在武帝统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经过无休止的改革后，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

单单养官一项的财政负担已经翻了好几倍。这些钱都转化为民间的经济负担。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各种官吏霸占市场，成为经济的大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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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果你生活在文帝时期，运气不是太差的话，虽然可能难以大富大贵，但平平安安一生也不是难事。

如果你生活在武帝时期，以概率来说，很可能在服兵役，战死沙场；或者服劳役，修筑城池；或者在横征暴敛之下，穷苦困顿一生；如果有幸出生中产家庭，也可能被告发。

你大概率不会是卫青、霍去病、桑弘羊这些名将能臣，你大概率就是万骨枯中的一员。

秦皇汉武，那些历史上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时代，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那意味着灾难。

现在我们有些同胞，动不动「要不惜一切代价」、「捐三个月工资」；如果你是王侯将相，还能理解，毕竟有可能在历史上博得一个功名；但如果你是平民，那就不可理喻了，因为功名不可能是你的，你就是那个代价，你要捐的不是三个月工资，而是你的一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