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明末清初徐渭朱耷石涛的文人画：饱含了其丰富内涵的感伤主义情怀
明代中叶时期，浪漫主义思潮占据社会文艺发展的主要地位，预示了个性解放的来临。可是其后的清代统治，与明代开放性风气截然相反，整个社会充斥着丢失了思考、依据的头脑和理论的文化。
在这个黑暗时期，一波饱含了感伤主义情怀的文人、一群时代的孤独者们，不断坚持对自我的深度挖掘和对外的深刻思考，通过在作品中释放自己的激情愤慨，表达内心的孤独与悲痛，坚守心中的理想与美好，谱写了时代的精神悲歌。
癫狂悲歌的徐渭
徐渭，明代中后期人，出生时，已是明朝接近没落的时候，他的命运仿佛只是明亡的一个缩影。徐渭幼年相继丧父丧母，少年便寄人篱下，第一任妻子也在生下孩子后的三年去世，亲人的相继离去，使得徐渭内心极度荒凉。在政治抱负上，徐渭壮志满怀，文采出众，可他一生却经历了八次科举未中的打击和挫折。
仕途渺茫，人生无望，在入狱期间，他先后自杀过九次，其方式和决心令人不寒而栗，自此，感伤伴随了徐渭的整个后半生。入狱的七年，徐渭经历了从必死到重获生命的过程，之后便再无所顾忌，肆意释放自己，寄情艺术，在绘画和书法上透彻淋漓的表达自己对命运的呐喊。
徐渭出生时正值心学大盛，受到心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徐渭在狱中的《玄钞类摘序说》中说：“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从中可以看出，徐渭反对盲目的尊古，也不会轻易听信别人的评论，他主张以“心”为上，并将此理念贯彻在绘画创作中。
徐渭作的《牡丹图》，不使用任何赋色，只以水墨表现，牡丹是绚烂、繁缛、富丽的，而徐渭作之却不着一色，从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来看，是为了除去负累，以求纯净的表达，体现了徐渭对色相世界的厌倦和不满，对人生的空漠和感伤之情，亦表达了他心中对纯净世界的追求。他对美有着自己的理解，这种美由他自己来定义。
徐渭的生平使得其画面内部透露的狂愤郁结，笔墨下的泪痕感伤，皆是其内心困苦、挣扎、焦灼、错乱的疯狂自述。徐渭画的《墨葡萄》，破墨、积墨手法运用自如，淋漓的水墨交融，笔势抒情奔放，不拘形似，在像与不像之间，画出了超脱物象的枯枝藤蔓和破败的残叶，此时的徐渭为逃离现世，已是纵情在水墨的世界中了，他在绘画中力图摆脱对现实表象的执着，关心最真实的自我情感。
徐渭在狂放的技法下合理地融入书法的线条，其笔下的葡萄藤如张旭的狂草，穿插肆意，又不失考量，利用超出想象的留白制造的空间布局，更加渲染了情绪情感的宣泄。徐渭的文学修养也是极高，他在画面常题跋诗句，例如《墨葡萄》中的一句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诸如此类的诗句在徐渭的画中经常出现，亦是为其画作增添了不少的感伤情怀。
亦哭亦笑的朱耷
朱耷，号八大山人，生于晚明末期，是朱元璋的孙子，明朝皇室后裔，十八岁时，明朝就灭亡了，随后不久，父亲负累去世，顺治五年，妻子早亡，朱耷奉母带弟走投无路，只得入耕香寺隐姓埋名，落发为僧，彼时的朱耷年仅二十三岁。
朱耷的一生都在因明朝后裔的身份不断逃亡，为躲避迫害，隐避山林道观，过着亦僧亦道的生活，可由于长时间被迫的忍受戕害和家国灭亡的痛苦，朱耷终是积郁成疾。据陈鼎记载，朱耷发病时，于街市或仰天大笑，或伏地恸哭，已是疯癫模样。
朱耷一生先后出家共三十余载，也曾还俗过、娶妻过，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国，在他的画作上经常能看到一种如同鹤形的符号，即“三月十九”四字，这是明亡的日子。朱耷只能通过这种深藏隐晦的方式来寄托自己对家国的深情，可亡国的事实已无法改变，最终在贫困潦倒中结束了这感伤的一生。
朱耷的画作极富有象征寓意，画面中的鸟兽或“白眼示人”，或“闭目不见”，这里的鸟兽不再单纯的只是鸟兽，更是八大本人，他将物象人格化来抒发其愤懑不平、寂寞感伤的情怀，也给予观者更为直观感受和心灵冲击。
朱耷善作花鸟，造型夸张奇特，布局大胆脱俗，笔墨泼辣沉稳，亦是物象和意境的完美统一。从朱耷的花鸟画可以看出，其布局多孤独且奇险，在《秋华危石图》中，从右下角至画面中部落一块巨石，顶端硕大，腰身窄小，而在这块力压千钧的巨石下又生长出了一朵纤细的小花和一片饱满的树叶。
这种渺小微弱和张狂硕大形成了极大反差，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力量感，亦表达了八大在遭遇迫害中，顽强不屈的人生态度，同时画中的孤花、孤叶、孤石也透露了他内心的孤独感伤。
对于朱耷来说，他最希望看到的应该就是明朝复辟，家国安好，可当这种希望越强烈，带来的失望也就越强烈，彼之反复相长，铸就了朱耷悲苦一生的感伤情怀，不知是否是因缘际遇，如此感伤的人生却铸就了他在艺术界的辉煌成就。
苦闷抑郁的石涛
石涛原名朱若极，亦是明皇室后裔，出生于明亡的最后几年，彼时他还年幼，家国破灭之际被仆臣抱走逃出，后为保安全剃发为僧。无国无家的人注定了一生游离不定的伤感，如同他给自己取的别号：清湘遗人、零丁老人、济山僧、半个汉……
石涛在燕京广交权贵，企图能被重用，但其大胆革新的风格并不受皇帝喜欢，后失落伤感地回到扬州度过晚年。石涛的遗民身份和他的抱负是他内心矛盾的复杂之处，也是他痛苦抑郁的来源，使得他寄情的诗画亦不免染上一层感伤情怀，这种感伤不是要反清复明的激烈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对家国、对未来饱含的凄迷、哀怨、深沉的感伤。
石涛善画山水，亦绘花鸟兰竹，风格变化多样，恣肆放纵，如同他的内心情感一样，既痛快亦痛苦，既肆意亦苦闷，常以清高自诩却又不甘沉寂，石涛这种复杂矛盾的内心使得其绘画风格亦无重复单一，他将这种苦闷抑郁的情感抒发于画作之中，企图能寻求一丝心灵的安慰。
石涛注重师法造化，虽然早期从师古人开始，但却大胆提出“我自用我法”、“黄山是我师，黄山是我友”的主张，具有明确的反叛革新的创造精神，这是中国画中极度解放个性和心灵的呐喊，也正如此，石涛的绘画作品浸染了其鲜明的个性色彩。
他早期画风恬淡清新，至晚年水墨酣畅淋漓，画风新颖奇异，不拘成法，物我交融，自抒胸臆。石涛的大尺幅山水，在注重师法造化、写生创造的同时，更像是给自己创造的一种梦的空间，把自己想要的身份、不甘心的苦闷，以及想保持的性灵和心境皆付诸其中。
例如其著名画作《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幅长卷山水景象自然生动，可以看出有客观物象为参照，表明了石涛对真山水写生的重视，可同时他亦创造了心中之景，这种对大好河山的描绘与意象化，表达了他对故国家乡和内心理想的永恒追寻。读他在画中的长篇题跋，不仅传达了他的美学思想，更感叹了自己飘零的身世人生，抒发内心积郁不满的感伤之情。
石涛从师古人和写生中走来，又从“我法”中走出，引领了中国画极具个性色彩的先河，影响百世。他因其身份而飘零的一生，数次想要入世求取功名，安稳人生，可现实的遭遇却使得他更为的辛酸和窘迫。
前半生在黄山、宣城等地的云游，与山河自然和各文人的神遇迹化，使得他内心的坚持和追求无法继续在燕京生活，也正是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积压的抑郁苦闷在绘画中倾泻而出。石涛一生都无法脱离自己的身世，所以在面对故国山川的时候，将自己内心的感伤尽情浇灌，尽管表现出了一种气势磅礴，肆意倔强，但仍掩盖不住其中虚无缥缈的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