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淡到极致也是浓

'

今天的中国，清醒一点来说，和过去的传统中国，已截然不同。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之下成长，习惯了短平快的节奏、重口味的审美，失去了“慢”和“淡”的能力。

'

点击收听音频

▼

01

今年是汪曾祺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可爱的老头。

最近十几年，大家可能都会看到一些互联网的文章，不少文章争相被人们转发，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浓，特别战斗，特别聪明，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具体的功用，可我看了，总觉得这些文章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些文章都特别浓，浓到不太对。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汪曾祺，却不是这样浓的作家。他的文章很淡，淡到几乎读者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目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慢煮生活》，就是这样的一本淡到极致的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汪曾祺先生是怎么淡的呢？

今天我们选读的这本《慢煮生活》里，完整收录汪曾祺的《五味》《昆明的雨》《人间草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等家喻户晓的名篇，同时也新增了《猫》《一技》《名优逸事》《和尚》《一辈古人》等罕见篇目。

整本书，从花鸟鱼虫、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旅途见闻等多个主题出发，详尽展现一代“生活家”汪曾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生活志趣。

汪曾祺说：“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他写的都是关于人间草木、四方食事、天涯游子、故人往事，可以说是字如其人，没有华丽的辞藻，就像一碗煮到刚刚好的白粥，小火慢炖，大味至淡。 

他书中的慢，并不是拖沓，而是悠然从容。书中的淡，并不是寡淡，而是淡而有味。

比如在这本书中，他会写什么呢？他写切西瓜。

在夏天我们都切过西瓜，所有人都觉得没什么好写的，但是汪曾祺却偏偏要专门写切西瓜这件事。他说：

先将西瓜泡在井里，捞起后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他就写了一个很平常的切西瓜的事，一点都不复杂，一点都不戏剧性。但他就是能写出“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样微妙而有趣的感觉。

虽然写得很淡，但真的是淡而有味。

比如在这本书里，他还经常写“慢”，是怎么样一种慢法呢，是慢中有趣。

比如他写西南联大时期的“跑警报”，那是抗战时期，昆明三天两头有警报响起，警报一响，全校师生都要逃命。

汪曾祺有一个姓马的同学，西南联大警报一响，他就背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他才慢慢地回来。

还有一个姓罗的女同学，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就敞开来洗。

另外一位姓郑的男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拿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煮莲子。等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煮烂了。

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联大，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爱吃莲子的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他依然在锅炉上慢慢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后来，这个同学，还被拍进了电影《无问西东》里。

西南联大老师在户外上课

汪曾祺文章的背景，大多是乱世。但他对“乱世”这个大背景，偏偏没兴趣，他对乱世的政治、民生、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统统都没兴趣。

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慢”和“淡“”的生活。

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人的日常仍坚不可摧。哪怕炮火连天，吃总要吃，睡总要睡，爱总要爱。该烧香烧香，该生孩子生孩子，该做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这是他的生活哲学，无论时代和环境多么糟糕，仍要保持乐观，从容生活。

其实汪曾祺的淡中，有中国传统式的哲学理念。大味至淡，有点庄子之味。不得不说，淡和浓其实是一种非常相对的概念，从另一角度来看，淡的极致也是浓。

汪曾祺的淡，有几分是陶渊明式的淡。这套淡和慢的哲学，概括起来，就会让我们想起熟悉的那句陶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其实我们可以把汪曾祺，理解为现代的陶渊明。

02

说起汪曾祺，在很多人眼里，他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个把美食写到极致的作家。

比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江阴的河豚、湖南的腊肉，都让人垂涎欲滴，大呼过瘾。

甚至一度汪曾祺被人称为美食作家，这其实是无稽之谈，更是不读书的人在胡说了。

如果你完整读过他的全集，会发现他作品里，写美食的比例其实很少，连百分之十都不到。他真正的文学成就，是来自小说，诸如《受戒》《大淖记事》等，写的都是传统中国的烟火气，以及衰败的大时代，和精致的小人物。

他写的美食，大多是他在80年代后，回忆家乡时写的小文章。因为人到了晚年，总会开始想起一些美好的事物，便提笔写下来了。就像木心说的，人到了晚年，最爱吃的还是童年味。所以汪曾祺先生写下的，便是他的回忆，而不止是美食。

毫无疑问，汪曾祺是中国可贵的美食家。

一提起美食家，许多人肯定会说，我比较会吃，山珍海味我都饱尝了一遍。这样的人，算美食家吗？还有许多在视频网站，天天到处寻味人间的人，算美食家吗？我觉得不算！

那么让我们看看，汪曾祺的美食吧。

如果你细读汪曾祺的作品，你会发现，现在人们称汪曾祺为美食家，但其实，他笔下的美食，种类并不丰富，价格并不昂贵，没有山珍海味，甚至也没有大鱼大肉。

他写的，全都是日常的饮食，从土豆、萝卜、鸭蛋、香椿、咸菜、苦瓜，到炒米、茶面、豆腐、荠菜、桂花、枸杞、野菜、萝卜丝、干丝、回锅油条等等。

有些人一看，可能要笑了，这算是什么美食家呀，一点人间美味都没有，一点山珍海味都没有，没有一点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也不曾有过艾玛斯鱼子酱、北海道甜瓜，什么也没有，这能算什么美食家？

可汪曾祺就是美食家，因为在他眼里，看待万物富有哲学。造物主在造物的时候，其实是公平的，谁能说，在上帝的眼里，一颗土豆和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谁是高贵，谁是下贱？我想没有！

而汪曾祺，也是这样的眼光看待食物本身。就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一旦落于他的笔下，都会变得活色生香，那是因为，他写每一道食材，都是饱含着感情在写，都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在写。

在造物主的眼里，任何食材都是平等的，只是后来被人为地分出了三六九等。而汪曾祺眼里的食材，也一样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

而我们今天呢，一些所谓的美食家，多半时候不是吃美食，而是比美食，比哪道菜贵、比哪种食材值钱，严格来说，我们只有攀比，并没有真正的美食家。

什么是美食家呢？一是心态，对万物有敬重，没有鄙视的心态。二是文化，吃是文化，不是攀比，不是炫耀，而是热爱。

我们今天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美食家们，各大视频网站上吃到恶心的吃客们，比起汪曾祺先生，真是差得太远，真应该好好给他们上一节汪曾祺先生的课。

因为他们一出发就错了，动机全错了，愚蠢而不自知，鲁莽而不警醒。

做菜的汪曾祺

03

再说回汪曾祺这样的文人。

汪曾祺不但对食物没有偏见，对人也是这样，在他笔下，上到玉皇大帝，下到街边乞儿，都完全平等，匠人、和尚，戏子、妓女，三教九流常合在一块写，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歧视。

在生活里，汪曾祺对人也没有偏见，年轻时能跟年长者玩，年老了又能跟小朋友在一起玩。有时候不得不佩服汪曾祺先生的心态，什么是牛呢，这样的心态就很厉害。

同样是写乱世，如果是鲁迅来写，我相信他一定是激烈的、批判的、金刚怒目的，但汪曾褀不激烈、不批判，他没有那个兴趣。

鲁迅是战士，而汪曾祺是文人。

坦白说，汪曾褀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这样说，并不影响汪曾褀的价值，我们热爱鲁迅，需要鲁迅，也需要汪曾褀。

汪曾祺的文字永远冲淡、平和，这是由汪曾褀的个性气质决定的。

一个国家需要鲁迅这样的作家，同样也很需要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鲁迅这样的作家，为人们去争取，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却完成了争取后的生活，那就是有烟火气的生活。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汪曾祺与其他作家的区别。

汪曾祺生于1920年，家乡江苏高邮，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所以西方有个评论家，说汪曾祺的作品里全是水。

汪曾祺这种“烟火气”的教养，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他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从小教他读《论语》，而且家里有田2000多亩，药店两家，房屋上千间，是非常富有的大家族，可以算是当地首富。他祖父一生都在做医生，他有一个药膏，只要有人来，说患了眼疾，爷爷总是带人进屋，抠取一块，涂上，几天便好，而且从不收钱。

后来到汪曾祺的父亲，他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全才。

汪曾祺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他在足球校队踢后卫，他也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他又是单杠选手，会游泳，会骑马。他还是个大才子，会画画、刻章、弹各种乐器，会的乐器不下几十种，但凡乐器到他手里，看看就会。汪曾祺这位父亲还喜欢养蟋蟀，养金铃子，以及养一种叫“素心兰”的盆栽，尤其喜欢画，买的画几大箱，甚至包括齐白石的画都有。

他的父亲性格随和，很少见他发脾气。父亲也很喜欢孩子，常和孩子放风筝。每到春天，便用最贵的线做风筝，要用琴弦、羊肠一类来做线，说这样做线，风筝线不弯。因此，他父亲一直被汪曾祺姑妈称为“孩子头”。

父亲对汪曾祺学业的态度，是关心但不强求。汪曾琪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说只要能及格，就行了。

汪曾祺父亲一生交友极广，有僧人，有学士，有官员。他第二次结婚，新房里就挂了僧人的一个条幅，泥金纸，上角画了几枝桃花，两只燕子，款题：

“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写贺”。

这就是汪曾祺的父亲，不拘一格，全无禁忌。他不拘礼法，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当时汪曾祺还在上小学，也觉得父亲有点“胡来。”

而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汪曾祺是什么样呢？

十七岁那年，汪曾祺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他的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时，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你一根我一根，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

那是1938年左右的中国，这种家庭其实不常见的，他们这种父子关系，就像兄弟一样，所以，汪曾祺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父亲和汪曾祺成了兄弟，那汪曾祺呢，也顺理成章和自己儿子、孙子成了兄弟。

汪曾祺对儿子的态度，也很随和，无论是恋爱还是事业，都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从不横加干涉，关系也很像兄弟。儿子有时叫他爸，有时直接叫他“老头子”。

后来汪曾祺有了孙女，孙女不叫他爷爷，也跟着叫他“老头子”。

不仅如此，许多作家朋友，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管他叫“老头子”。

汪曾祺和家人

在汪曾祺家里，父子关系生生活成了兄弟关系，爷孙也或成了兄弟关系。汪曾祺常在屋子里写小说，写完就让孩子们看。每个人都说老头子写得不好，汪曾祺说：“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

孙女先说话了，说：“老头子，你可拉倒吧”。

老头子也不生气，都说汪曾祺是美食家，其实汪曾祺也未必会做菜。有一回，和儿子说自己想吃小笋鸡，小笋鸡，就是几个月的鸡，等儿子买回来，汪曾祺不敢杀生，不忍心，养了好几周。

这就是汪曾祺家庭的环境。也希望汪曾祺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够给听到这节课的朋友们，教育孩子时能给予一些启示。

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就能知道汪曾祺为什么能和别的作家不同。

字如其人，他的文章也随之有着朴素流动，淡定悠远的特质。读他的文字，仿佛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汪曾祺曾坦然地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在身边一切周遭，均有某种和谐的味道，这些和谐里，有不争、不怒、不喜、不悲，这种非常中国式的田园精神，在汪曾祺先生身上，一览无余。

汪曾祺和沈从文

04

大家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就连写小说，他们二人也很像，都喜欢写故乡，都喜欢写淡，都是不争的性格。

19岁那年，汪曾祺高中还没念完，就考进了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他从老家高邮出发，跋山涉水，经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成为了沈从文的学生。

当年的写作课，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给沈从文批阅，文中有两个人物的大量对白，写得很美，有诗意，有哲理。

但沈从文跟他说：你这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要记住，对话要贴着人物写。

沈从文的这句教导，汪曾祺受用很深。从此他知道人物对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他写作的风格，也在这期间开始定型，也被沈从文认作是最得意的学生。

1940年，汪曾祺读大二，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恋。

因为年轻脆弱，他失恋之后，整个人极为崩溃，甚至想要自杀。宿管老伯见他关在屋里，两天两夜都没起床，以为他想不开，吓得赶紧去找他的朋友。他朋友得知，直接跑到宿舍，冲他大喊：

“起来，吃饭喝酒去！”

说完，拉起汪曾祺，来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米线，一坛酒。汪曾祺坐下，吃完米线喝完酒，失恋的痛苦就全好了。

这就是汪曾祺的性格，天大的事，都抵不过一碗米线，一顿酒。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哪怕再痛苦，只要食了人间烟火，就能自我疗愈。他是一个用嘴巴认识世界的人，在昆明上了四年大学，东吃西逛，日子过得舒心散漫。

许多人可能觉得汪曾祺先生这样的性格，一生应该平顺，但其实汪曾祺一生漂泊不少地方，平静的生活很少。

西南联大毕业先是到云南一个中学教书，50年代，汪曾祺又在武汉、北京教书，做编辑。1958年因为他所在的单位《民间文学》右派指标有余，所以把他错划了进去。60年代，汪曾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又卷进了文革。

如果只读汪曾祺的文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的一生，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他经历的离乱，不比同时代的人少，但他很少将这些写入笔端。

文革以后，沈从文、巴金、矛盾、叶圣陶等老作家，都不写小说了。仍然写小说的老作家，实际上除了杨绛，就是汪曾祺。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之前，汪曾祺已经写了30多年，但是实际上名气并不大。到了80年代，他才被人称为是刚刚出名的老作家。

至于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在80年代之前，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那是一个阶级敌对的中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中国。而汪曾祺的眼里，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好人和坏人，没有敌人和朋友。他的眼里只有人，只有人的日常生活。

但在那样激烈的时代背景里，汪曾祺的东西并不受欢迎，因为没有承担时代使命，没有那么多的意义，而到80年代，百废待兴，掀起人文思潮，汪曾祺这才大红大紫。

有人问汪曾祺：你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

 

他说：我东瞧瞧，西看看，不知怎么的就成了作家。

这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哈哈哈哈哈哈，林斤澜》，让人也不禁想说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汪曾祺》

汪曾祺晚年

05

80年代后，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是因为，80年代后的老作家，只有汪曾祺还在写传统中国的文人气，保住了最后一脉香火。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文学，其实已经严重西化，中国式的文人气已经逐渐消亡。

二是因为，汪曾祺在家庭教育中打下了不错的旧学底子，又接受过当时中国最顶级的现代教育。旧文人身上的情趣，和新学者的智识，在他身上形成了完美的融合。

现在，能写出他这样文字的中国作家没几个了。要么是传统文化的底子薄，要么是新时代的智识不够，无法再出现第二个汪曾祺。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超过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他回忆家乡的散文。他19岁就离开了高邮，写过那么多关于高邮的文字，其实都是对回忆的重构。

等到他重返故里，再次站在家乡的水荡旁边，已经过去42个年头了。这时候，他已经变成了老家的一张名片。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享年77岁。

据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汪曾祺的晚年，过得更加散漫，慢慢烧一道小菜，慢慢品一壶清茶，慢慢画一幅小画，慢慢写一篇文章。

他认为生活本身是散散慢慢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慢慢的。

2020年，也就是汪曾祺的诞辰一百周年，汪曾祺的纪念馆在高邮正式开馆。开幕式上，汪朗说：

“如今老头人不在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是投入大量资金，为他建立了这座纪念馆，这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安。这笔钱，本来是可以办许多实事，惠及更多的父老乡亲的。”

汪朗这份谦逊和体面，我想是和他父亲汪曾琪很像。

这也值得给现在很多人上一课，现在许多蹭祖先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都说自己是谁谁的几代孙，真是笑掉大牙了。

汪朗先生还说，这些年老头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品性我们子女还可以学习，但他的写作才华却无法继承，也挺不好意思的。

其实，不光是汪曾祺的写作才华，无人可以继承，他笔下的那个传统的中国，那些精致的饮食男女，那些张弛有度的生活态度，那些诗味悠长的文人气，也再难重现。

汪曾祺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

他似乎很早就预示到现今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的中国，清醒一点来说，和过去的传统中国，已截然不同。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之下成长，习惯了短平快的节奏、重口味的审美，失去了“慢”和“淡”的能力。

在《慢煮生活》中，汪增祺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他的文字中，那个可爱的老头，仿佛要从纸面上跳将出来，自顾自地在你面前谈天说地。

 

这个时代，如果多几个像汪曾祺的老头，想必也不会如此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