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时期魏国国力最强却鲜有主动进攻,相反国力最弱的蜀国却攻伐不停?
三国时期,有一个怪现象,控制了大汉三分之二领土的曹魏,在战略上采取守势;而国力较弱的蜀汉总是在马不停蹄的北伐。
首先,曹魏地盘大固然实力雄厚,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国防压力
当时曹魏东南有东吴虎踞江东,北部有辽东公孙政权,西部西北有羌胡、鲜卑,他们对曹魏虎视眈眈。
曹魏兵力虽然多,却四周都要布防,占用很多兵力,如此一来并不能投入太多兵力集中于一点。
鉴于蜀汉拥有天险,胜算不大。所以攻打蜀国是大概率的赔本买卖,只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给别人消灭自己创造机会。
陕北的羌胡是匈奴后裔,是后来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力量,他们机动性强,神出鬼没很难对付。
在辽东,有一个与蜀、吴规模、国力相差无几的国家──燕国(公孙式政权),统治区域在辽东地区。
该国从190年初成规模,到238年才被司马懿所灭,立国48年,比刘备创立的蜀汉还要长一些。
而至于江南的孙权,当年曹操以全盛之国力尚且无法对付,后世的曹魏统治者基本不做打算了。
由于多处受敌,最佳的策略,就是埋头发展经济,积极练兵,广招人才,以守为主,静观其变。
其次,曹魏所占据的地盘天灾不断
汉末三国时代,中国迎来了一段“小冰期”,气候开始不断变冷,冰雹、暴雪等极端天气经常出现。
汉末三国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四处奔波。这些人衣食无着,卫生防疫更得不到保证。疾病流行的角度看,流动人口越多,流动范围越广,接触机会越多,瘟疫的传播也就更快、更广。
三国时期,大大小小的战役不计其数,据统计,仅参战在5万兵力以上的大型战役就多达92场。而瘟疫往往是战争的衍生品。
在战争中,由于伤病、饥饿等因素,极易诱发瘟疫。而军营又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场所,这也大大增加了瘟疫交叉感染的几率。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时曹军中瘟疫横行。
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华夏大地上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瘟疫“丁酉大疫”。
“建安七子”中复有四人因瘟疫而死。
传说鲁肃的接班人、关羽的终结者、东吴名将吕蒙死于关羽索命或者孙权谋杀,其实大概率是死于瘟疫。
他的战友蒋钦、孙皎英年早逝,也不排除跟瘟疫有关。
《三国志》不乏对瘟疫的记载:
帝(曹操)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四年春正月……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马曹仁薨。是月大疫。黄初三年,发生日食和严重的蝗灾。《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冀州大蝗虫,民饥”。
黄初四年,发生瘟疫和水灾。
《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当年三月“大疫”,三个月后“伊、洛溢流,杀人民,坏庐宅”。
黄初五年,冀州饥荒,再次出现日食。
黄初六年,“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
连地处亚热带的长江都结冰了,可见气候之寒冷。
黄初七年,曹丕亲临许昌,许昌南门无故崩塌,他就没有进城,五个月后驾崩。
连年不断的瘟疫和灾荒,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缺乏,国家财力紧张。
在此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休养生息。
事实上,曹叡在司马迁等人的辅佐下,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库充盈、国力强盛,为后来曹魏灭蜀,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那么,处于弱势的蜀国,为什么要大动干戈,不停进攻北伐呢?
外部环境
夷陵之战后,蜀国很东吴握手言和,诸葛亮发动北伐没有后顾之忧。
蜀国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不怕失败被曹魏追击端了老窝,即使失败也无关大局。
蜀国是天府之国,益州在诸葛亮治理下经济繁荣,粮食充足,具备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
蜀国道路艰险,跟外界交往少,瘟疫灾害对它的影响不大。
而且,蜀汉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战乱较少,政治力量也比较统一。人口增长稳定,有着发动战争充足的人力资源。
政治需要
刘备一直对外宣称自己的中山靖王之后,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
那么既然曹魏篡汉,蜀汉就跟他势不两立,应该讨伐汉贼,不能偏居一隅。
而讨伐,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付诸行动。
其实汉朝的灭亡,恰恰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天下英雄纷纷投奔曹魏和东吴,这说明人心已经不古,打着大汉旗帜没有了号召力。
诸葛亮应该与时俱进,放下政治抱负,韬光养晦。
可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诸葛亮依旧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让自己不停北伐,疲于奔命。
诸葛亮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对他委以重任,希望他辅佐自己成就霸业。
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辜负先帝重托。
只有消灭曹魏,一统江山,诸葛亮才完成夙愿,无愧于心。
对此,诸葛亮在前后《出师表》中写得再清楚不过:“臣本布衣,躬耕于(46)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以攻为守、虚张声势
诸葛亮知道,蜀汉跟曹魏势不两立,曹魏发展壮大后迟早会吃掉自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也许能创造奇迹。
诸葛亮知道蜀汉打不过曹魏,他在后《出师表》也写得明明白白:
“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我知道自己不是曹魏对手,但是不讨伐他们,我们也会消亡;与其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转移矛盾、消灭异己
列宁说过这么一句话:“帝国主义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蜀国当然不是帝国主义,但诸葛亮是个政治家,也懂政治,也无师自通,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刘备作为外来者来到益州 ,对当地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就是鸠占鹊巢的入侵行为。
当时益州存在两大集团,即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和以黄权、张裔为代表的益州集团。
刘备的到来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瓜分了他们的蛋糕,这是难以容忍的。
于是他们对刘备集团充满敌意,心里一百个不服,臣服是武力压迫的结果。
一旦刘备集团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其当做病猫,趁你病要你命。
比如刘备在夷陵之战损兵折将、铩羽而归的时候;墙上草就蠢蠢欲动、不安分起来。
对此,诸葛亮不能不高度警惕。
于是他就想到北伐转移民众注意力,提高凝聚力,转移国内矛盾,进入战时状态,控制军政大权。
只有这样,蜀汉内部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但是有得必有失,诸葛亮频繁北伐,不但劳民伤财,耗尽了蜀国的国力;也沉重打击了蜀军士气;更让民怨沸腾,让蜀汉政权失去合法性。反而适得其反、加速了蜀国灭亡,这是有违诸葛亮北伐初衷的。
如果不是如此,蜀汉政权至少可以延续多年,不会灭亡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