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最伟大的语言哲学实践-2

上一文，通过三个简单的例句“我打球、我的球、我与球”，介绍了我们对事物的“相离、相接、相合”三种联系方式的理解和认识。下面，将展示相离事物概念的句式研究结果。根据从远到近再到合的“离、接、合”次序，我们从实词的动词关联句开始。

1.动词关联句的定义与标识

“我打球”是一句最简单的动词关联的意义组合。

从词性层面上看，三字均为实词，每个词都有实体意义。从词类层面上看，三者类别不同，实体意义所指有别。“打”为动作行为意义，“我”代词指称意义，“球”名词指称意义。是行为动作的意义，将代称意义与名称意义关联在一起，构成了“我打球”的组合实体意义。

由于这个组合实体意义的关联动词与关联对象非常明确，结构也非常简单。因而，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下一个定义：由动态行为意义，关联指称意义，构成的实在意义的字词组合，称动词关联句。

定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联词与关联对象，必须具有实体意义；

第二、指称意义之间具有关联性，行为意义与指称意义之间，也具有关联的可能；

第三、实体意义关联构成的组合意义，应满足认识与描写世界的实在意义要求；

第四、关联的实体意义与关联构成的组合意义，由字词或语音承载；

第五、辅助指称意义的字词扩充，应满足指称关联的要求。

为了满足科学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求，我们采用“性类属代码一览表”（附后）的词类词，对句式进行标识。

动词关联句的标识为：

?|4|?

其中：“?”指称意义；“4”表示动词关联；“|”意义分隔符。

将这个标识具体到“我打球”。左边“?”为代词2，右边“?”为名词0。即2|4|0代动名意义框架。

根据“性类属代码一览表”的实词一栏我们知道，具有指代意义的词类有三个，名词0、代词2、数量词6。这三种词类可以由动词进行关联，以此可构成九种意义框架。

即：

0|4|0        名动名

0|4|2        名动代

0|4|6        名动数

2|4|0        代动名

2|4|2        代动代

2|4|6        代动数

6|4|0        数动名

6|4|2        数动代

6|4|6        数动数

比如，“李四打球”在0|4|0名动名意义框架；“三打白骨精”在6|4|0数动名意义框架。

单个动词的关联句扩充，均在这九个意义框架中进行。

2.动词关联句的扩充

所谓单个动词关联句的扩充，是指在一个动词的意义框架中，增添辅助指称意义的字词，以满足意义变化的需要。

仍以2|4|0“我打球”为例。

我们知道，句子由简单到复杂，是意义由泛指到具指的过程。一般来讲，组成句子的字词越多，实在意义越具体。反之则越宽泛。为了满足不同实在意义的需要，需要对句子的字词进行扩充。

“我打球”表达了一个实在意义，但没有地点、没有时间，也没指出打什么球。这一切需要在意义框架里扩充字词完成。

在“我打球”的“我、打”之间，增添“在”，时间意义的扩充让句子意义向具指迈进了一步。为了反映“在”字所起的作用，标识随之改变。由2|4|0，变为21|4|0。标识中的1，在“|”左边，表示介词“在”扩充的位置。

那么，“我没打球”的具体实在意义的标识，则为29|4|0。标识中的9，表示副词“没”。

又如，“我在北京打球”。是“在”的后面扩充了名词“北京”，以此增加了地点的意义，标识为210|4|0。

“我在北京体育馆打球”的“体育馆”三字，为地点意义的进一步具体。标识为2100|4|0。请注意：标识21后面的00，“北京、体育馆”均为名词，但处于框架的扩充位置，为次级指称所指。次级指称所指，只能让句子的意义进一步具体化。这是意义框架分级作用的结果，以此能够保证句义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如果“我在北京体育馆打球”的“打、球”之间增添“乒乓”两字，即“我在北京体育馆打乒乓球”。以此构成了时间、地点、球的类别的完整意义表达，标识为2100|4|00。采用这种方法认识语言，层次清楚结构明确。

某些场景下，我们可能将“我在打球”简述为“在打球”。这就构成了“我在打球”的左部指称的缺省。指称的缺省，由场景意义补充。仍满足句子的实在意义要求，为合法句式。为此，“在打球”的标识为?1|4|0。“?”表示左部指称缺省。如果右侧出现缺省情况，亦可按此处理。这样，就解决了是缺省句子，还是规范的句子的判断问题。

如果将左部的指称改为名词，“王老师在打球”，标识变为01|4|0。以此表明，由2|4|0代动名意义框架，转换为0|4|0名动名意义框架。实际上，九个意义框架，只需掌握一个，其它的均可效仿类推。

3.静词概念的重启

马建忠（1898）在《马氏文通》称形容词为“象静字”，数量词为“滋静字”，同归静字。并指出：静字，所以肖事物之形者。动字者，所以言事物之行也。

马先生从同层与对立两个方面对静字进行了证明。他将象静字和滋静字划为一个层面，“象静字”描写事物的性质、状态，滋静字描写事物的数量。他认为，两者均为“肖事物之形者”。然后，再以“肖事物之形者”与对立面的“言事物之行也”相映，从而得出“动字”、“静字”两个对立面的类别划分。

我们认为，“动字”、“静字”的类别划分，反映了认识与描写世界的客观存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和静止是事物的客观存在”的基本准则。揭示了“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的事物客观规律。既然有动词描写运动的世界，就一定有另一种词来描写静止的世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认识与描写世界的核心实词来讲，动词描写运动的世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剩下形容词是描写静止的世界，还是“形容”静止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先生的“动、静”分类凝聚着共享世界的哲学智慧。

早期，我们把语言定义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借用“形容”词描写静止的事物未尝不可。但是，进入语言哲学时代，语言的价值升华为认识与描写世界的工具。再用形容词对静止世界进行“形容”，则严重背离了哲学认识论的准则。由此来看，马先生的“动、静”划分，不仅对中文的语言哲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也是语言国际的重大贡献。

为此，我们将马建忠先生奉为“中文语言哲学的敲门人”。可悲的是，这种科学认知的独具慧眼，被西方语言理论的盲目踏践的面目全无。西方虽为语言哲学的倡导者发起人，但对他们先哲智慧的尊重却令人咂舌。

仅我们就所涉及到三个，第一个是形象与抽象的思维阶梯的理性不明不白；第二个是事物之间的相离、相接、相合三种联系不清不楚；第三个是事物的运动与静止用的不精不透。而这些又是哲学大厦的基础，语言哲学的前置，认识与描写世界的前提。到底还有没有令人更惊恐的问题，这三点是不是问题冰山的一角，亟待我们仔细甄辨。从现有的资料审视，从形容词描写静止世界涉猎的广度与深度上看，离真正语言哲学的要求距离甚远。

也就是说，直观感性的甚至一些类似于伪科学的内容充斥现实语言学理论。以此标榜横行世界，不仅把中文语言带进沟里，还将它的伙伴语言推进混沌的深渊里挣扎。

由此来看，西方语言哲学对哲学的把握以及语言的单腿独舞，只能搭起一个架子而已。真正的历史使命，恐怕还得由文字和语言双馨的中文担纲。

为此，中文语言哲学的要以历史性、前瞻性、担纲意义的高度进行实践。具体到今天的静止世界的认识与描写，是沿用形容词，还是改换静词，不言而喻、不辨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