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我与刘辉先生（《我与师友》之七）
刘辉先生写给我的信函，自1984年7月31日第一封信（参见下图）至2004年1月16日最后一封信，总共120封（1984年5封、1985年25封、1986年16封、1987年17封、1988年6封、1989年4封、1990年5封、1991年2封、1992年7封、1993年2封、1994年7封、1995年1封、1996年4封、1997年2封、1999年3封、2000年2封、2001年1封、2002年8封、2003年3封、2004年1封）。
1984年7月31日刘辉信函
我与刘辉兄的交往，就从其第一封信说起。其信云：
吴敢同志：
今天见到王丽娜同志，转给我你的信。她催我即复：说到张竹坡，是由两种兴趣促使我对他一番探索：一是《金瓶梅》引起；一是他是徐州人，我的大同乡。先是看到了他的三封书信。第一次知道他名叫张道深。之后看到张伯英为他的家世谱的家乘，原来他是张伯英的先世。《十一草》我未见全帙。去年我为寻找竹坡的材料，故宫、上海、天津、济南，甚是奔走了一阵。
所获写成两篇长文《张竹坡及其评本<金瓶梅>》《再谈张竹坡的家世、生平及其评金瓶梅的年代》。前者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丛》一书，我已看过校样，今秋可行世；后者发在《文学遗产》季刊，已发稿，今年可出版。出来后，我一定寄给你，请你指正。
听说你是郑云波同志的学生。云波同志是我的熟人，他在北大进修时我们就认识了。去年我到徐州，还见过他，谈起张竹坡。请方便中转告他：我已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不在大百科了。
你信中谈到的《竹坡家传》不知何人所撰？是张伯英还是徐东桥？我看到的一种较详，从张竹坡的先世至张伯英较完整，所言《十一草》我知是他的诗集，收诗多少卷，望能见示。如超过我所见，望能写成文章，我一定帮你发表。
我应出版社之约，正在写《张竹坡评传》一书。除了他的家世、生平外，主要谈他的小说美学思想、批评《金瓶梅》的贡献以及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
目前，我正在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问题，这与张竹坡也有关系。人们所说的“崇祯本”实际上就是竹坡的早期批本。张竹坡才是《金瓶梅》的写定者。而“词话本”是嘉靖十年后出现的几个不同抄本的拼集，实是说唱本的底本。
国外对张竹坡很重视，今年十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ndrew Henry Plaks教授（中文名字浦安迪，犹太人）来京，我负责接待，有可能陪他去徐州，对竹坡的家乡作一番调查。至时，一定去找你！
我现在不坐班，除星期二、五上午去研究院外都在家里，信请寄至家中，地址：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一区116门54号。再谈！顺颂
署安
刘辉7、31日于北京
云波同志见了请代我问候！
1984年7月31日刘辉信函
王丽娜、杜维沫伉俪1984年七月间到徐州师范学院讲学，业师郑云波先生（时任中文系副主任）设家宴命我作陪，席间说到张竹坡与《金瓶梅》，提到刘辉也在研究此一课题，并说与其熟悉，这才有捎信一说。
本年5月29日，我在铜山县汉王乡罗岗村访得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该谱辑录有关张竹坡的资料最多、最全，计：《族名录》中一篇175字的竹坡小传，《传述》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997字的《仲兄竹坡传》，《藏稿》中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杂著藏稿》中张竹坡的一篇770字的政论散文《治道》、一篇368字的抒情散文《乌思记》，以及其他一些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
其时，我正在撰写计划一二十篇规模的“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系列文章。因此，本年8月14日刘辉兄来信即希望我们合作撰写《张竹坡评传》。
《张竹坡与金瓶梅》
刘辉兄后来又建议我独自完成该项目，但当我将系列论文撰写完毕，拟入手写作《张竹坡评传》时，1985年1月突然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写作计划只能搁置。
后来我的兴趣转移到戏曲格律文献研究，直至今天《张竹坡评传》也没有完成。王汝梅先生曾说王昊兄有志于此，可能现在还在写作之中。
刘辉兄的工作单位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但他与当时社里领导关系很僵，意欲调离。改革开放伊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争相招揽人才。刘辉兄就有与北京图书馆、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频繁接触。
后来，大百科领导换人，与他相处甚得，遂均作罢。
半个月后，收1984年8月14日刘辉兄信函（参见下图），云：
1984年8月14日刘辉信函
1984年8月14日刘辉信函
刘辉兄的信，一般篇幅较长，“拉拉杂杂，信手写出，潦草不堪”，但信息量较大。此信可谓其信函的典型代表。
信中说我们乃桑梓同乡，借此机会，说一下刘辉兄的家世。
他老家在丰县城北刘小营（他有时即用为笔名），我送他去过，很大一个村庄，当地有“刘小营不小，刘大营不大”一说。
刘德文先生是他养父，他从小跟随养父长大。刘德文先生是离休干部，所以刘辉的家境不错。刘辉的亲生父母家亦在丰县在，我也陪他去过，那里仅有他一个大姐健在。刘辉很怀旧，对他大姐多有照顾。刘辉很孝顺，曾把刘德文先生接到北京居住，刘老在北京住不惯，又回到丰县城内养老。刘辉因此奔波于北京、丰县之间，由我接送的就有百次之多。
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张氏族谱》发现以前，海内外均系猜测，多有误解。所以，刘辉兄信中对《十一草》和张竹坡生卒年均为推想。
其实，《十一草》不是抄本是刊本，载于《张氏族谱》，存诗18首；张竹坡生于康熙九年，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确系29岁。
拙作《张竹坡<十一草>考评》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自然，我当即将此手稿复写一份寄给了刘辉兄。
《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
刘辉兄颇有远见卓识，联络师友，成立学会，出版学刊，召开会议，均早有计议。毫无疑问，刘辉先生是中国《金瓶梅》学会的第一创始人。
1984年9月11日中午回家听说刘辉兄来访，住徐州师范学院招待所云。下午即礼节性回访，仅寒暄几句，便因拙荆右腿小手术住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旋即归家为其备餐。
21：00约刘辉兄来居，长谈之翌日2：00，其谈锋颇健，亦多诚挚中的之语，唯觉有骄霸二气参杂其中，但是一可交的朋友。
刘辉兄此次到丰县探亲，顺便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学，一直到9月22日结束，中间我们多次会晤，自然话题越来越多。
9月20日，周钧韬（时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兄亦来徐州，有商调我去该所工作之思，亦有查看《张氏族谱》之意。
9月21日午，阎志强（时任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宴请，刘辉、周钧韬等在座。
三个月内，王汝梅、刘辉、周钧韬相继来徐，均张竹坡研究与《张氏族谱》发现故也。9月22日晚刘辉设宴，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刘希为、物理系刘迪修在座，均刘辉堂兄也。
这是我们第一次晤面，留下以后长达20年的合作基础。
《话说张竹坡》
1984年11月26日，市局接省厅电话，浦安迪拟由宁来徐拜访，由刘辉陪同，请接送招待云。15：00随市局副局长萧树以去徐州站接242次，即安排宿南郊宾馆。
浦安迪吃斋，晚乃邀来寒舍便宴，刘辉作陪，拙荆因此专门为浦安迪购买新锅新碗新筷。犬子吴源正是顽童之龄，感到非常稀奇，席间不时插科打诨，很得浦安迪喜欢。
浦安迪受戴维特·罗伊之托慕名而来，围绕张竹坡与《金瓶梅》话题，夜谈至11：00，尽欢而散。
11月27日晨，刘辉陪浦安迪来寒舍早餐。旋由市局派车上午去汉王乡紫金山察看张竹坡墓，我和刘辉以及张氏族人张信和、张忠和等陪同。归宴请浦安迪于徐州市素菜馆，刘辉作陪。下午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召开欢迎座谈会，我与刘辉陪浦安迪前往。
子夜，送浦安迪、刘辉乘128次去京。浦安迪与我同年，高挑身材，瘦削面孔，不是爱说话之人，然极睿智多识，有论文抽印本赠我（参见下图）。
1984年11月26日浦安迪赠书
1985年4月12—18日，首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市召开（参见下图，前排右起第二人即刘辉）。
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刘辉兄当选为理事。那次会议我和刘辉兄住一个标准间，我们曾多次同访徐先生，议论成立中国《金瓶梅》学会与召开第一次《金瓶梅》会议事宜。
1985年4月12日首届全国古代戏曲会合影
1985年6月8—12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由徐州市文化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徐州市文联、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徐州日报社联合主办。
会议筹备组由徐州市文联原党组书记辛原任组长，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周钧韬任副组长，欧阳健（江苏省明清小说学会）、王旭（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孙敦修（徐州日报社）、张远芬（徐州教育学院）为组员，吴敢兼任秘书长，负责日常筹办事务。
会议由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于1985年3月30日发出预约请柬，由会议筹备组于1985年5月10日发出正式邀请书。发预约请柬时，会议名称为“张竹坡与《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发正式请柬时，会议定名为“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6月7日晚，江苏省委常委、徐州市委书记孙家正（后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艳（后官至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到会议住处（南郊宾馆）看望到会人员。
1985年6月8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
开幕式在徐州市电影公司试片室举行，由辛原主持，吴敢报告筹备情况，周钧韬致开幕词，侯德润、刘辉讲话（参见上图，前排右起第十人即刘辉）。
其后的几次大会分别由周钧韬、吴敢、王中恩（徐州日报总编辑）主持，刘辉、欧阳健、王汝梅、李灵年则分别召集小组讨论。6月11日晚，徐州市市长何赋硕、徐州师院院长侯德润设宴招待与会人员。
吴敢在向大会报告筹备情况时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动员研究力量，推动研究发展，准确地公允地评价这部在其出现不久就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历史名著，挖掘和发挥这部号称‘第一奇书’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今天的欣赏价值与借鉴意义，全国的《金瓶梅》研究者，都很希望有一次聚会的机会。
这种愿望开始在小范围内酝酿，北京的、江苏的、东北的、上海的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研究者先后动议，经过联络，终于获得全国各地研究者的赞同。近几年来，江苏省和徐州市对《金瓶梅》与张竹坡的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大风》杂志成为发表《金瓶梅》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今年，是张竹坡诞生315周年，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暨《第一奇书》刊行290周年。因此，全国《金瓶梅》研究者多希望会议在徐州举行。
会议实到人员74人，来自全国14个省市，未能到会而写来贺信的有：徐朔方、朱一玄、沈天佑、叶朗、陈熙中、卢兴基、杜维沫、王丽娜、袁世硕、林辰、郑云波、黄霖、蔡国梁、王永健、黄进德、任访秋、陈翔华、陈玉璞、王立兴等。
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江苏省、徐州市的一些报纸与《文学遗产》《徐州师院学报》等一些刊物，先后报道了本次会议。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本次会议召开前一个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了删节本《金瓶梅词话》。该书当时内部发行，会议秘书处遂发放购书证，会内会外购书踊跃，累计售书140部。
会议期间，徐州市国画院、江苏省梆子剧团、江苏省柳琴剧团等为会议专门组织了一次书画文艺晚会，可谓丝竹慢奏，翰墨立挥，极一时之盛。湖南教育学院讲师俞润泉即席口占七绝七首，传为佳话。
会议即将结束，与会人员意犹未尽，6月12日上午大会间隙，辛原、吴敢、刘辉、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王旭、胡文彬、侯忠义、张国星等商计，建议组成全国第二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以徐朔方、袁世硕、王汝梅、刘辉、吴新雷、杜维沫、吴敢、黄霖、孙逊、沈天佑、胡文彬、张远芬、周钧韬、辛原等为委员，由吴敢、胡文彬、张远芬、周晶、马美信、张国星、及巨涛组成秘书处，吴敢为秘书长。
这是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开创意义，不言而喻；其深远影响，莫可估量。孙家正当时看望与会人员时说：“在徐州召开这次会议，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在当时是极具见地、极暖人心的一句话。
这次会议筹备与组织工作从头到尾，尤其是人文版《金瓶梅词话》的交涉与运输，刘辉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此，一个《金瓶梅》研究群体正式形成。其核心人员，也已基本确定。
1985年10月与张远芬、赵洪林、刘辉、王汝梅合影于长春《金瓶梅词典》编委会
1985年10月11日9：40，偕刘辉、侯忠义、及巨涛自北京乘209次，12：01抵长春出席《金瓶梅词典》编务会，吉林文史出版社总编辑赵洪林来接，宿吉林省宾馆，晚即宴请于君再来。毕偕刘辉、侯忠义、王汝梅商议会议日程。12—15日，会议具体讨论编务细则与条目设置（参见上图），张远芬等与会。
北京蒋宅口老大百科有一间平房，是刘辉兄当年的书房，名之为思敏斋（刘辉兄亦通用为书斋名称）。1985年10月17日，长春《全瓶梅辞典》编委会后，我和张远芬、及巨涛路经北京读书，适遇徐州师院院长邱鸣皋先生在京公干，在思敏斋我们五人喝酒聊天，竟有5瓶下肚，最先醉的却是年龄最小的及巨涛。
就在那次从长春到北京的硬卧火车上，我因重感冒躺在中铺闭目养神，刘辉兄住我下铺。列车刚刚启动，突然，一声大吼，一个黑影窜出，直奔车厢那头。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是一位长春女士无理欺侮一位上海男子，刘辉兄抱打不平，非要列车长和乘警令那位中年妇女当众道歉不可。那一女子被刘辉的气势镇住，倒真的做了检讨。为了褒奖刘辉兄，列车长还特意为我烧了一碗面条。仗义执言、敢说敢为是刘辉兄的一个鲜明个性。
10月18日，上午偕刘辉、张远芬、及巨涛去首都图书馆查看《金瓶梅》诸版本，下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拜访杜维沫、刘文忠、张国星，议论第二届全国会议尤其是同期举办讲习班事宜。
1986年1月21日上午去丰县，刘辉兄已由副县长王建华安排住县招待所1号楼210室多日，即同住，并开始《会评会校金瓶梅》会评会校事。十日时间，夜以继日，两人之力，大有进展。
收刘辉兄1986年3月28日信函（参见下图），云：
1986年3月27日刘辉信函
收到你的信。大概孤身一人在外，又摆脱了许多冗事，头脑闲散了一些，所以你的信，发了这通议论。不谈这些吧！求知己反求诸己，始终做到一个“诚”字。在我，年齿比你们大几岁，更应当从自己做起，共同把我们的事业搞好！
前些日子，很狼狈，辽宁送来校样，版排得不错。徐彻告我你曾给他信，并说您的书稿，这月就发厂。看校样时，正好又在原处，发了个疖子，且发烧，我只能躺在床上看。
恰好此时长春老左和小赵来找我，只谈了十几分钟，他们就走了，中心议题：1他们仍认为叫《金瓶梅词典》好；2白维国之书稿已交中华，他们希望七月—八月定稿不误。其他事都未谈，包括编辑费。我写信再谈吧！
小及和远芬都有信来，我都及时作复。你不在，我总不放心，小及还年轻，办事不够牢靠。我叫他们先发学员通知，五月初你回徐，再发开会通知及讲课通知。名单至时才最后商定。
《会评本》进展顺利，我想四月二十日全完，因这时辽宁送二校来，还叫我看一遍。看来问题不太大。王季思老师、徐朔方先生都来京，都见过了。我叫徐先生为此书写个序，就代为前言。《凡例》我写。三篇附录加后记就可以了。
《词典》关键在徐州，能否写完条目，并及早陆续寄给我。送走此书后，我写篇有关《崇祯本》的文章，全力以赴，投入词典。我给远芬信中说，为大会和词典事，如果实在需要我去徐州，我五月初就回去一次，正好你也在。不过，最好别叫我跑。
你人不在，希望多和他们写信。你人一走，大概老爷子的美展一事也办不成吧！时间先后倒没关系。
北京十回，问题不大，二十号之后，我召集他们，分一下就可，当然卜键是主力。
卜键诸同仁，都知你去学习，他们都对你殷殷致意。
敦勇有信来，我己复。星期日可以多找他玩玩，不一定喝多少酒。
北图事正进行中，问题不大。不写了。即颂
好
辉3.27日晚十时整
书，自然也是二十号用完。老邱来信，四月初来京，可叫他（带）走；如我五月初去，更可带去了。完璧归赵。你“五一”休息多少天？告我。又及。28日晨
1986年3月27日刘辉信函
1986年上半年我在江苏省委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就便撰写《中国古典小说辞典》（郑云波先生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一版）和《金瓶梅词典》（王利器先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11月一版）条目，一时不亦乐乎，倒算是“忙里偷忙”。
信中所谓“完璧归赵”者，即刘辉兄借用之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也。
刘辉兄也是多点开花，调北图事，分工撰写《金瓶梅词典》事，刘德文先生美展事，接待邱鸣皋先生事，辑校《金瓶梅》事，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事，《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校对事，不一而足，真是不亦乐乎。
1986年10月19日晚设家宴，刘辉、郑云波、周续赓、周钧韬、卜键、蔡敦勇、冯建民、邓长风、张远芬、及巨涛在座。盖讲习班已经开学、全国会即将开幕也。刘辉兄有专著相赠（参见下图）。
1986年10月18日刘辉赠书
1986年10月21—25日，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市举行（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12人即刘辉）。由徐州市文化局、江苏省明清小说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徐州教育学院、徐州市社科联、徐州日报社、徐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
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徐州
本次会议期间，于1986年10月18—28日举办了一期《金瓶梅》专题讲习班。会议实到人员177人，来自全国21个省市，其中讲习班学员61人，日本学者1人（池本义男）、美国留学生1人（陆大伟）。
另未能到会而写来贺信的有：朱一玄、何满子、章培恒、徐扶明、王立兴、沈天佑、黄霖、马美信、蔡国梁、鲁德才、段习之、郑庆山、苗壮、陈昌恒、宋常立、王永宽等。
开幕式由周钧韬主持，吴敢致欢迎词，刘辉致开幕词。为学习班讲学的专家有刘辉、袁世硕、宁宗一、徐朔方、王利器、周中明、胡文彬、卢兴基、杜维沫、王丽娜、王汝梅、张远芬、周钧韬等。
人文版删节排印本《金瓶梅词话》，作为教材，在学习班销售使用。会议内外，仍多有购求者，累计售书160部。
连续两年两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后，在徐州出现空前的《金瓶梅》热情，逐步形成一个《金瓶梅》研究群体，使徐州成为《金瓶梅》研究的基地与中心之一。无论是全国会议还是徐州研究中心，刘辉兄均功莫大焉。
1986年11月5—13日，由徐州市文化局主办，淮阴市文化局、蚌埠市文化局、枣庄市文化局、临沂地区文化局协办之首届苏鲁豫皖柳琴·泗洲戏剧节在徐州市举办。
1986年11月与王鸿、刘辉等合影于徐州市首届柳琴戏剧节
刘辉兄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江苏省柳琴剧团演出的《三赐御匾》[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王杰（中国剧协山东分会离休干部）、纪根垠（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范溶（《剧本》副主编）、刘辉、王鸿（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王永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副总编辑），后排左起吴敢、范宗平（枣庄市文化局局长）、刘以文（临沂地区文化局局长）、张彩霞、朱树龙（以上两人为《三赐御匾》主演）、王士爱（淮阴市文化局局长、司平（徐州市文化局局长）]。
1987年4月7日，偕徐州市京剧团团长赵彭城驱车晋京看望该团在中国戏曲学院进修的青年演员邵建伟、于朝红、邵美荣、陈惠敏，晚即聚饮于卜键家，刘辉、周续赓、周传家、赵彭城在座。
4月8日晚，偕刘辉、卜键拜访冯其庸先生。
4月9日午，设宴于泸州酒家，答谢中国戏曲学院诸师友，王世续、于玉衡、夏韵龙、叶澎、王晓荣、奎生、刘辉、周传家、卜键、赵彭城等在座。
4月10日上午偕刘辉兄拜访王利器先生。
4月11日全日在王利器先生家，刘辉、周续赓、傅秋敏在座。只要我去北京，必先告知刘辉兄。我在北京的活动，除个别专项外，都有刘辉兄参与。
一次酒后，刘辉兄说他是徐州市文化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倒也名副其实。我在徐州举办的任何重大文化艺术活动，也必请刘辉兄参加，刘辉兄因此与徐州市文化局众多干部都成了朋友。
收刘辉兄1987年4月28日信函（参见下图），云：
1987年4月28日刘辉信函
匆匆握别，未暇畅谈，一憾。
你走了之后，参加国际戏曲学术讨论会，22日结束。又准备去温州，参加南戏会议，王季思老师、徐朔方先生皆与会。说实在的，本不该去，无奈温州要请，更主要的是陪冯其庸先生同行。你走了之后，其庸先生曾同我单独谈了近五个小时，彼此感情更沟通了，学术上也很谈得来。又多了一个朋友。这是卜键之功劳。
温州会，十一日结束，我南京一停，去徐州，时间约在五月十五日，我叫敦勇给你长途，徐州一停，就去丰县看老爷子。二、三日后返回徐州，冯先生去无锡、合肥、宿县，约在19或20日到徐州。他此行主要看风（北）洞山汉墓。同时请他在徐州师院讲一次“红楼梦”。我们至多停一、二日就返回北京。因此五月十五—22日期间，请在徐州，别外出。
其次方便中，把此事和我的行程告诉邱鸣皋同志一下，以便早作安排。但是要说清楚，此次浙江之行，我们二人一切费用，都由浙江负责，因此也不必你们任何一方出路费。我可以随你住，冯则安排好一些，至多一、二日。
《会评本》我又写一个“凡例”，已拿去香港，冯又给金庸一信。此次国际会，香港来一人，我一问，方知金是《民报》的大老板。他给我说“他（金）有的是钱，肯定给你出”。估计从南方返京后，会有结果的。
人文，我又删了一遍，共删去三千字多一些。两种方法，一是删一段（注明删去多少字）；一是抠去一两个字，用□号标明。今天我全部交给人文，如无障碍，下月亦可发排；有故障，我再去找敬之同志。
其次，冯和我又谈了编写《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大计划，他提出只要你、卜键、我们四人，其他配两个搞资料的人。他同时提出，说你不当官时就上艺术研究院来。谈话中，他提到江苏出的《汉画像石》，如有精装给他搞一本（你也欠我一本）。冯送给你的书，放在思敏斋，我不带去远行了。
情况就是这么多，不必复信了，一切由你安排吧！中间我也不写信了，如有急事，可写信到：温州市文化局转徐朔方收，他会给我的。我的具体日程是：5月2日晚飞机去上海，3日下午三时船去温州，四日到，五日开幕，十日结束，十三日到南京，十五日到徐州。
老孔之评审鉴定，“学报”之评价意见，都已寄往徐州。即颂
全家好
辉4.27日夜于思敏斋
1987年4月28日刘辉信函
《会评会校金瓶梅》在北京人文与香港《民报》同时开花，刘辉兄当时的信心十足。此信更大的亮点是《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大计划”，毫无疑问，冯其庸、刘辉、卜键和我四人有能力完成此一历史巨著，可惜刘辉兄纠缠在《金瓶梅》研究上的时间偏多，冯先生的学术兴趣主要不在戏曲，卜键很快出任文化艺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主持工作），我亦为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所困扰，该计划终未兑现。
果然，5月19日冯其庸、刘辉先生先后到徐。晚设家宴，及巨涛（徐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马奉信（徐州国画院副院长）等作陪。
5月21日上午偕刘志林（徐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及巨涛、苗艺明（徐州市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等陪冯其庸、刘辉先生参观北洞山汉墓、徐州市博物馆，午即宴请于中山堂咖啡厅，廖文才（徐州市委副书记）、丁爱华（徐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子丰（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作陪，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秦浩亦在座。
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1987年9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刘辉兄赐序云：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
前年，我和吴敢同志应吉林文史出版社之约，在长春讨论《金瓶梅词典》的编纂体例时，他嘱我为其大著《张竹坡与金瓶梅》写一篇序；去年，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我们又得以相聚，旧话重提。我迟迟不敢应命。
一来，按时下之风气，作序者多是专家名流，自知才疏学浅，不是合适的人选；再则，我虽然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注意到张竹坡，也翻检了一点有关他的材料，但没有吴敢同志研究得这么深，现在让我谈论张竹坡，似乎没有这个发言权。
开始只好一再推辞，不久也就冷却了。不料，负责出版此书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来信令写我这篇序，并说即将付梓，真是欲罢不能，拖又不成，我只好硬着头皮，尊敬不如从命了。
张竹坡因批评《金瓶梅》得名。然而，长期以来，对张竹坡其人，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不外乎刘廷玑《在园杂志》里的一条简短记载，竹坡为张潮《幽梦影》所写的几则评语。此外，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可以说一无所知，一片空白。真正称得上研究张竹坡，那也是近几年的事。
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戴维·特·罗伊（Davin Tod Roy）撰写的《张竹坡评〈金瓶梅〉》，是较早发表的一篇。即便这篇专文，也把张竹坡说成是张潮的同父异母兄的儿子。
国内发表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一涉竹坡家世、生平，或语焉不详，或辗转推测，多有失误，就连竹坡是他的名，还是字或号都说不清楚，盖皆因无真凭实据所致。《金瓶梅》的作者，已是几个世纪以来难解的谜，而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亦是迷雾重重，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足，于此可见一斑。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张竹坡与金瓶梅》，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彻底廊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读了《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生平考略》、《张竹坡年表》等等之后，我不仅赞叹其内容详瞻丰富，排列清晰明白，更为作者掌握的材料过硬，准确无误而折服。其中，尤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中所载张道渊写的《仲兄竹坡传》一文价值最高。提到这篇传，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1984年岁末，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浦安迪教授来华，要我陪他专程去徐州走访吴敢同志，并渴望亲眼看看新发现的张竹坡资料。火车到徐州已是傍晚，下车后未作小憩，趋车直奔吴敢同志的寓所，浦安迪先生访书时的急切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
吴敢同志则热情接待，当即拿出了这部《张氏族谱》。浦安迪先生尚未翻阅，就向吴敢同志提问：“您能够证明这个张竹坡就是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吗？”吴敢同志随即翻出这篇《仲兄竹坡传》，从“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开始，一直读到“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为止。
浦安迪先生边听边看，不住点首称赞：“好，好，太好了！”晚上，我们回到南郊宾馆，浦安迪先生对我说：“我现在就给罗伊先生写信，仅此一篇传，我相信他会修改自己的观点的。”时光流逝，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怀。
事后，我知道吴敢同志为获见这部《张氏族谱》，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为了访求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到处奔波，走访了凡能查询到的每一个张氏家族的后人。他不畏寒暑，甚至风餐露宿，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就穷追不舍，终于在张竹坡后人的房梁上，找到了这部已积土寸许的宝贵族谱。
对于吴敢同志这股坚韧的治学精神，我同样是怀有敬意的。我常想：在当前《金瓶梅》研究争论时间最长、最激烈的作者问题上，设若有人具有吴敢同志的这种精神，多方觅求，矻矻追踪，抓住不放；拿出像吴敢同志这样的确凿材料，一经刊布，即可定谳，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大概早就可以结束了。
任何一部小说的评点，都是评点者自己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鉴赏情趣的自我表现，张竹坡亦不能例外。我们所以要认真考查张竹坡的生平、思想，目的正是为了深入地研究张竹坡小说理论批评的丰富内涵，总结出他的成就与不足。
迄今所见前人之评《金瓶梅》者，仅三家，即李渔、张竹坡、文龙。张竹坡承上启下，处于关键之一环。他为《金瓶梅》所作的回评、眉评、旁评，连同附录在内，在三家中内容最为丰富，洋洋洒洒，十余万言，或阐发主旨，或臧否人物，或揭明史实，或分析章法，条分缕析，探幽抉微，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尤其在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上，比之金圣叹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称《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他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的“泄愤说”，亦有其合理的内核，发人深思。鲁迅先生在提到张竹坡评本时，对其批评亦有所取。
如果我们再联系张竹坡评《金瓶梅》时，年仅廿六岁，就更使人惊叹这位年青批评家的才华和胆识了。
举例来说，尽管李渔当时的名气很大，又是竹坡之父执，张竹坡评本依据的文字，又恰是李渔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但是张竹坡并不依傍前贤，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的艺术见解，独抒胸臆，在有些问题上，如对吴月娘这一艺术形象的评价，与李渔针锋相对，几成冰炭。
读张竹坡的批评文字，总叫人感到，如一股虎虎有生气的热流，迎面扑来，不趋时俗，恣意奔放，无拘无束，坦诚率真，这可能与他年青气盛有关。诗文年少，自不足为奇，青年写出有光彩的评论，亦有人在，俄国的杜勃洛留波夫比张竹坡还少一、二岁时，就写出了著名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然而，年仅廿六岁，对一部长篇小说名著作出如此全面细致的分析，写下十余万字的理论批评文字，却仅见于张竹坡，而无先例。
肯定张竹坡小说理论批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传统小说评点派有一个通病，即主观武断，牵强附会，张竹坡亦在其列。
首先，张竹坡一再声称，他评《金瓶梅》，“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因此，他的理论批评，带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曲解原意以符合自己的感受和“文心”，“苦孝说”、“寓意说”就是这一主观随意的产物；其次是片面，只说好，不说坏，《金瓶梅》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张竹坡不分精芜，一概为之鼓吹，唱的全是赞美诗；再次，评点家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为宗旨，本没有错，但求之过深，则不免牵强附会，琐碎拘密。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曾经这样批评金圣叹：“圣叹所评，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无一字一句，不通其源，求其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张竹坡。
吴敢同志的《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在这些方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免觉得科学性不足。至于为《第一奇书》作序的谢颐究竟是谁？谁为《第一奇书》初刻本谋以剞劂？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我与吴敢同志也有不同的看法。
吴敢同志在张竹坡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同行所公认，与吴敢同志同为乡梓的我，其欣慰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正当吴敢同志发奋把张竹坡研究再深入一步时，不想，他被任命担当徐州市文化局的领导工作，加之两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都在徐州召开，许多繁杂的组织工作落在他的肩上，不消说，占去了他很多宝贵的研究时间，我的忧虑心情，又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
反映到这本书里，就不难发现，对张竹坡平生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得还觉不够，譬如，他廿岁以后的游迹，他的思想发展脉络，相对来说，写得就比较单薄了。要想弥补这个不足，就必须大量翻检康熙一朝的诗文别集、稗史、方志，还得要花很大的气力。
1981年，赵景深先生在世时，曾嘱我写出一部像样的《张竹坡评传》出来；如今，赵老谢世已整整两年，他的殷切嘱告我没有完成，怅惘负疚之情，终日萦怀。看到吴敢同志研究张竹坡的成果之后，看来由他来当此大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相信在不远的时日，定能看到吴敢同志的新著《张竹坡评传》问世，我热切地翘首以待。
《金瓶梅研究史》
1987年国庆节，我偕及巨涛晋京公干。10月2日下午偕刘辉、卜键、及巨涛骑自行车访祝肇年、冯其庸先生，晚即聚饮于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红楼冯先生瓜饭楼，皆醉，深夜偕刘辉、卜键、及巨涛经北海、天安门、西长安街归中国戏曲学院招待所，一路骑行如飞，高歌猛进，倒也潇洒。
1988年5月9—10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徐州召开。鉴于文化部的批复中提到会议以学术单位名义举办为宜，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遂与中国《金瓶梅》学会的筹建工作同步进行。
1988年5月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合影于徐州
这次会议与会代表28人（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第三人即刘辉），9日晚宴请与会人员于中山堂咖啡厅，市委副秘书长李为健、市政府副秘书长邵元亮与宴。
11日，偕刘辉、彭飞、卜键、张国星、蔡敦勇、邓星雨、蔡效全去丰县人民会堂观看小凤凰梆子剧团演出《双坐轿》，副县长王建华与县文化局局长史为安等陪观（参见下图，前排左起史为安、吴敢、刘静杰、王建华、张国星、刘辉、彭飞、蔡敦勇、卜键、邓星雨、蔡效全）。
1988年5月11日与刘辉等合影于丰县人民会堂
收刘辉兄1988年5月23日信函（参见下图），云：
1988年5月23日刘辉信函
吴敢老弟：
江南之行，甚为欣慰，不仅朔方先生无任何异议，而且上海诸公亦无异词。孙逊同志从远郊跑来看我，十分惶恐。……他们一致认为学会应放在徐州，除此皆不合适。
成立学会的纪要或意见，不知搞好没有？如尚未发出，请暂缓一下。本月底我可能去徐州一次，冯其庸亦到，再斟酌一下。卜键已于昨日离京去芜湖，冯可能会同去，开《红》之会议。昨天见冯，他希望把《会评》本中的一回，依《凡例》要求排出来，作为样子，带去香港，以便照排。这个意见很是，由于我们社的印厂在上海，我无法再转去，想来想去，只有在徐州排方便了。
冯未去徐州，十分遗憾。结果从南京乘硬座返北京的，真难为了这个老头了。你家的电话，他本来有，就是找不着，想去徐州又去不成。这次安徽会后，他可能去徐州，和我相会合。
文化部批件及发通知，特别是国外的，不宜再托（拖）了，还得加紧进行。
另外小梅昨天从外地返京，我说了一下徐州情况，她说要快，已有人插手在搞了。这样，月底我叫她和我同行。
给曹克俭的信，请转给他。我何日去？何时到？会电报相告的。初步安排为：29日启程，30日（下周一）到。
问李胖子和小及同志好！即颂
顺利
辉5.23日上午
1988年5月23日刘辉信函
冯其庸先生与刘辉兄本月底均因故未来徐州。
1989年6月14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在徐州成立（参见下图，正中一人即刘辉），刘辉当选为会长。
1989年6月14日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于徐州
15—1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南郊宾馆召开。6月15日上午举行大会开幕式，会长刘辉主持会议，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做大会筹备情况汇报和学会选举情况通报，顾问王利器致开幕词，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希龙致欢迎词，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王鸿致贺词，学会副秘书长及巨涛宣读贺信贺电（李福清、华克生、夏志清、波多野太郎、陈庆浩、胡佩方、马泰来等）。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孟庆华，学会顾问徐朔方，学会副会长黄霖、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大会领导小组成员辛原、邱鸣皋、陈德、陈雨时、郭以根、丁肃、吴椿、张昭、阎志强在主席台就座。[参见下图，左起依次为孙逊、陈诏、彭飞、卢兴基、刘辉、王汝梅、吴敢、张远芬（以上第一排）、卜键、田秉鳄、黃霖、宁宗一、吴红、周中明、邱鸣皋（以上第二排）、及巨涛、罗德荣、徐彻、蔡敦勇、周钧韬、陈昌恒（以上第三排）]
1989年6月15日中国《金瓶梅》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合影于徐州科学会堂
6月19日16：00举行闭幕式，吴敢做学会与会议相关问题说明，冯其庸代表中国《红楼梦》学会致贺词，刘辉致闭幕式。刘辉兄竟说南郊宾馆服务差、徐州不具备国际会议接待条件云云，招致副市长王希龙即席反驳。
会后，王市长批评我说：“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筹备与组织本次会议，结束时竟然被说得一无是处，你们怎么请来这样一位老兄，他以为他是谁！”我说：“刘辉是徐州人，觉得自己也是主人，老大自居，自以为是，虽然过分，也可理解。”
1990年2月12日17：00，去徐州饭店为刘辉父亲刘德文先生祝贺古稀寿辰，何赋硕、孟庆华、李为健、邵元亮、邱鸣皋、权太保（徐州市财政局局长）、彭飞、蔡敦勇、刘希为、刘迪修、梁华平（财政局综合科科长）、董春荣（中山堂总经理）、及巨涛、王卿相（财政局农财科科长）与刘辉及其子女等在座。学界朋友之外，徐州市党政要员多人出席，可见仪式的隆重，亦可见刘辉兄的为人。
1990年10月20—24日，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临清市举行。10月20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参见下图，前排中间一人即刘辉），吴敢主持，东昌《金瓶梅》学会常务副会长、临清《金瓶梅》学会会长张荣楷作筹备情况汇报；刘辉致开幕词；临清市副市长马景瑞致欢迎词；聊城地委副书记、副专员阎廷琛，聊城师院院长张明，中国《金瓶梅》学会顾问王利器先后讲话。
1990年10月20日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前述人员外，山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孙恕之，政协聊城地区工委主任、东昌《金瓶梅》学会会长许继善，聊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东昌《金瓶梅》学会名誉会长张培俭，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王汝梅、张远芬、周钧韬，临清市委书记王荣亭，聊城地区社科联主席刘文学，清河县委书记孙彦敏，临清市政协主席许鸿海，临清市委副书记刘洪友，辽宁人民出版社社长袁闾坤在主席台就座。
因为张荣楷、刘辉的提议，本次会议有一项极有意义的文化活动。1990年6月28日临清《金瓶梅》学会决定举行“天下第一奇书”征下联活动，并在当天的《中国青年报》上登出上联：奇天下，天下奇，无下奇书奇天下。
后来共收到国内外应征下联7800余条，经评选入选下联为：绝千古，千古绝，千古绝唱绝千古。
有趣的是，应征此联的竟有235人。最后只能以抽签决定第一名1个，第二名2个，第三名10个。而第一名的获得者竟然是内蒙古赤峰市一从事饮餐业的农民个体户。
1991年4月下旬，江苏省梆子剧团《李瓶儿》剧组应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和中国《金瓶梅》学会邀请晋京演出，徐州市组建了以副市长丁养华为领队，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吴敢为副领队的晋京演出组委会。
1991年4月23日陈秀兰折子戏专场合影于北京吉祥剧院
刘辉兄自始至终参加了该次活动，比主人还主人地邀请人、介绍戏、组织场面、发表评论。4月23日晚陈秀兰折子戏专场在吉祥戏院演出，刘辉陪其堂叔、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国家语委主任刘导生观看（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第四人即刘辉、第六人即刘导生）。
1992年6月15—20日，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枣庄市举办（参见附件19，前排左起第十四人即刘辉）。
这次会议以及此前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暴露出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一些矛盾，学会理事会成员之间出现摩擦，徐州市关于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不同意见也参杂其中。
刘辉是民主人士，行政上也只是普通干部，但颇有政治头脑，也有一定的领导方法，他给黃霖兄和我说学会要视情适时换届选举，要来一次整顿。会议期间，刘辉兄赠我两部专著（参见下图）。
1992年6月16日刘辉赠书《金瓶梅论集》
1992年12月，收到及巨涛兄带来之刘辉兄校笺本《洪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一版，“两浙作家文丛”之一，参见下图）。
2012年9月该书再版，标柱为刘辉校注，精装，上下两册，乃“浙江文丛”之一。时刘辉兄已辞世，出版社找不到其后人，责编打电话向我咨询，并赠我一套留作纪念。
1992年12月刘辉赠书《洪昇集》
1993年9月14—18日，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鄞县举行。由中国《金瓶梅》学会主办，鄞县人民政府、宁波师范学院、宁波市文化局承办。
9月14日上午，会议在鄞县东钱湖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多功能厅举行开幕式。鄞县副县长华长慧主持，鄞县县委副书记潘姜成致欢迎词，刘辉致开幕词，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讲话，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林冠夫、中国武侠小说学会副会长朱世滋致词（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十人即刘辉）。
1993年9月14日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鄞县
借本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国《金瓶梅》学会进行换届选举。9月14日晚召开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理事15人，会议审议了《中国金瓶梅学会工作报告》，推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二届事理会选举办法。
9月16日下午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刘辉主持，吴敢做学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9月16日晚召开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辉为会长，吴敢、黃霖为副会长，吴敢兼任秘书长。
《会评会校金瓶梅》（参见下图）署名刘辉、吴敢辑校，但主要是刘辉兄完成。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齐鲁书社反复辗转努力，终未能在大陆出版，后由香港天地公司出版。
刘辉、吴敢辑校本《会评会校金瓶梅》
刘辉兄仙游以后，该书再版，2009年8月28日由我写了一篇《会评会校金瓶梅》三版后记，云：
2009年8月19日下午5时，我到北京公干，刚下榻在樱花宾馆，就接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孙立川先生的电话，拟再版《会评会校金瓶梅》云。
我第一反应便闪现出阜成门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侧刘辉先生的书房“思敏斋”。《会评会校金瓶梅》由刘辉兄与我共同辑校，从北京到徐州到丰县，都留下很多有关该书的足迹和话题。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如火如荼，一门可比肩红学的新的显学——金学蔚然而为大观。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作为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刘辉、王汝梅、陈昌恒、叶朗、蔡国良、黄霖与我等蜂拥而起，相对独立而又不约而同地形成集中攻坚的局面，第一次出现系列性成果，成为随着思想解放而开辟新的学术领域的典型之一。
其中张竹坡家世生平研究，因为拙著《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的发行，而接近结题。
正是这一学术背景，使《金瓶梅》的出版成为可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删节本《金瓶梅词话》前不久，刘辉在首都图书馆发见《第一奇书》文龙评语。
1985年6月8－12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会议期间，刘辉和我说起合作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一事。由我们两人共同会评会校《金瓶梅》，应该说是一个恰当的选配。
我当时还建议干脆搞一个《会评会校会注金瓶梅》，刘辉则以为会注颇难斟酌，可能要拖延时日，而决定暂不实行。不料，三年后会评会校完成，而出版则延至1994年，还是天地图书在香港出的书。
本书1994年初版，1998年二版，均由刘辉先生主持其事。其后有多次，我们的话题均说到本书，说到本书有一些错讹需要勘误，本书的附录需要调整，本书如能会注将更臻完美云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期刘辉先生于2004年1月16日因病在京辞世。2003年4月2日，刘辉在写给我的信中，还讲到《会评会校金瓶梅》为什么没有收入大连图书馆藏本衙藏版本《第一奇书·寓意说》末尾所多出的那一段文字（该段文字见本书附录四《张竹坡年谱》康熙乙亥谱）。可见，刘辉先生对本书的重视，并没有因为疾病而稍减。
其实，刘辉对金学的热情，贯满其后半生。我在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1一版）中这样评价刘辉：“事实证明，刘辉是很合适的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会长人选。
关于《金瓶梅》研究，刘辉是一位金学全才。他有一部会评会校原著，二本专著，二、三本编著，二、三十篇论文出版（发表），特别是其成书研究、版本研究、文龙研究等，被国内外公认为权威性著述；关于学会工作，他出席了中国召开的全部10次国际（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几乎每次会议他都自始至终参与了筹备与组织工作，并且以其粗犷、雄浑、刚正、机敏的风格，赢得绝大多数金学同仁的信赖与拥戴”。读到这些话的师友无不表示赞同。
现在，《会评会校金瓶梅》三版增辑广订，再度印行，虽尚未会注，当亦可告慰于刘辉先生的在天之灵！
这次再版，对本书有以下几处调整：
一、将错讹尽可能予以更正。计勘误30处，系会评部分，其位置主要在张评、眉评、文评。
二、将附录三调整为附录三与附录四。附录三仅保留刘辉的两篇论文《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文龙及其批评<金瓶梅>》。附录四新增四篇拙文《张竹坡传略》《张竹坡年谱》《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张竹坡研究综述》。
三、其它几处些微更动与相关调整。
刘辉、吴敢辑校本《会评会校金瓶梅》
1996年7月17日，我去北京公干。7月22日，偕刘辉兄飞大连出席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研讨会，苗壮、鲁德才来接，即宿滨海大厦，与刘辉、黃霖同室。
7月23日晚，偕刘辉拜访魏子云，适陈益源、王国良、陈兆南、张金兰在座（参见下图，后排右起第一人即刘辉）。
1996年7月23日与魏子云、刘辉、陈益源、王国良、陈兆南、合影于大连
1997年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同市举行。由中国《金瓶梅》学会主办，大同高等专科学校承办。
7月30日上午，会议在大同市电力宾馆多功能厅举行开幕式（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十一人即刘辉）。
1997年7月30日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于大同
吴敢主持，刘辉致开幕词，大同高专校长杨笃文致欢迎词，大同市政府副市长傅杰让，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后讲话。
除上述人员外，在主席台就坐的还有：大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玉义，大同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李乐贤，大同市政协秘书长力高才，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大同高专党委书记殷宪，大同高专副校长夏东辉，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西大学教授阎凤梧，大同市文化局局长李治国，大同市广电局局长程曙，大同市节水办主任池茂宏，大同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杨忠，大同市城市客运管理处处长王安和，香港梦梅馆总编辑梅节，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崔溶澈。
因故不能与会而致函祝贺者有：山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山西省文艺理论学会会长艾斐，王利器，冯其庸，黄霖，卢兴基，沈天佑，张俊，袁世硕，陈美林，林辰，王汝梅，蔡敦勇，魏子云（台），陈益源（台），孙立川（港），陆大伟（美），波多野太郎（日），尾上兼英（日），荒木猛（日），大塚秀高（日）等。
8月4日，会议组织考察北岳恒山（参见下图，右起第二人即刘辉）。
1997年8月4日与刘辉、宋谋玚、张安邦、吴安琳合影于恒山
在悬空寺，彳亍山腰栈道，刘辉兄说：“人的一生会碰到甚至多次碰到这种小道，我有深切体会，吴敢应该也有感悟。对于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余波，会议期间我和卜键联络多位师友，计划联名声援。朋友之情，是非之辩，我们都应仗义执言。”
刘辉兄是性情中人，交朋友两肋插刀，非此即彼，他因此与好几位对我中伤之人绝交。
收刘辉兄2000年9月6日信函（参见附件27），云：
2000年9月6日刘辉信函
昨晚的电话，逼得我今晨细捡一番。应当说：《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是涉猎金学的最早一篇，时间是1981年，发表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第一辑。赵景深老主编，有赵老写于1982年的《前言》和《后记》可证。
此集由上海古籍出版，一共出了两集，赵老辞世后终止。此文还是因《尺牍偶存·友声集》引出。而此书是六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所得，最早披露此书是在1965年6月27日、7月4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所写《试谈孔尚任罢官》第二节《罢官原因的探索》。此文又收在《小说戏曲论集》，你那里有。前后脉络一致，真凭实据，一目了然。不知你要写什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小莲何日返国？切切不要忘了叫她带茶叶给傅秋敏，拜托再拜托。
空白邀请函，寄我两份。余不一一。专此即致
问候
辉9.6上午匆匆。
当时我正在为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撰写《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该文六、七万字，后来由主编杨亦鸣特准一次性发表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二期），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80年代初期，刘辉《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叶朗《中国小说美学》、王汝梅《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陈昌恒《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吴敢《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蔡国梁《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评》、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等，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早期探索者，见仁见智，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作出各得要领、各成系统的归纳与阐释。我在文中要排个顺序，所以要问他文章发表的时间。
2000年9月6日刘辉信函
1999年9月13—16日，“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酒店培训中心与东莞常平司马假日酒店召开。
14日晚欣赏民间戏曲、文艺演出之后，我被刘辉、卜键、杨胜生拉去娱以麻将北京打法，手气特好，竟赢千余，此余平生首次玩麻将也。“亲兄弟，明算账”，只有刘辉兄耍赖不掏钱，其不拘小节，可见一斑。
16日16：30，暨南大学教授李文初兄雇用出租车陪刘辉、我与拙荆去珠海游览。路上雨越来越大，风越来越烈，行至中山，已水淹全城，车几不可通，幸亏司机是中山人，尚盘绕再三，始出水城，真是一场生死之战，至珠海已20：00，方知本年第十号台风16：30在珠海登陆也。
18日偕李文初、刘辉、拙荆乘船去珠海市万山海洋试验开发区担杆镇所在地——外伶仃岛，该镇由38个岛屿组成，而伶仃岛距离香港仅6海里也。
下午该镇石矿公司黄祖光乘船陪游外海，晚村长、暨南大学中文系校友何金发即宴请于金龙酒家，其火点鱼、狗爪螺、将军帽、泥猛粥，真山珍海味也。
文初兄曾有一首七绝《游外伶仃岛感赠何君金发》记其事曰：蓬山远去绝尘寰，海阔风清天自蓝。听罢君言心已醉，滩头相倚看征帆。
1992年6月16日刘辉赠书《小说戏曲论集》
李文初兄与刘辉兄是北大同班同学，说当年刘辉有照相机，每陪同学出游，均其摄影，极为潇洒。刘辉兄很看重友情，像文初兄这样的朋友们自然也看重他。后来，文初兄回访彭城，我陪他游览徐州、扬州、南京，一路欢声笑语，极为惬意。
2016年10月，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我向会议主办人、该校图书馆馆长史小军教授打听李文初兄，意欲拜访，不料已经过世，据说晚景甚为凄惨。
我想到2005年1月27日文初兄来信所说刘辉兄临终状况：“辉兄临终前的境况十分凄凉，连在京的好友都未告知，悄悄躺在阜成门外一家小医院奄奄一息。等我班在京同学探明地址去看望时，连话都说不出了。”生老病亡，人生无常，回天乏术，可叹也夫！
2000年10月22—25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宾馆召开。
10月23日上午，在五莲县政府招待所大礼堂举行开幕式（参见下图，前排第七人即刘辉）。吴敢主持，刘辉致开幕词，县委副书记何子孔致欢迎词，山大副校长徐显明以及与会人员代表魏子云、宁宗一分别致词，张庆善代表中国红学会、张国星代表《文学评论》、竺青代表《文学遗产》宣读贺信。
2000年10月23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主席台
除上述人员外，梅节、袁世硕、黄霖、陈庆浩、崔溶澈、王汝梅、魏同贤、陈美林、杜维沫、卢兴基、陈诏、张锦池、傅憎享、李万鹏、王平、及巨涛亦在主席台就坐。
午县长崔亮宴请于山城，余与刘辉、魏子云、梅节、陈庆浩、崔溶澈、黃霖、袁世硕、刘祥亮为主桌。晚与会人员观看徐州市京剧团“邵美荣、李水莲折子戏专场演出”，演出节目依次为：坐宫、天女散花、痴梦、穆柯寨，县委书记黄金华等与观。
10月25日上午参观九仙山等风景圣地，与刘辉、黃霖等师友一路结伴而行，畅谈金学之过往与将来，时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清风徐来，何快如之（参见下图）。
2000年10月25日与黃霖、刘辉合影于五莲九仙山
下午大会发言，旋举行闭幕式，副县长刘祥亮主持，刘辉致闭幕词，快结语时话锋一转，大谈学风、会风，批评张清吉虚张声势，张清吉拍案而起，一时台上台下对吼，全场哗然。会后刘辉兄找到张清吉所在地负责人，弄得张清吉狼狈不堪，最后找我调解道歉了事。
这是刘辉兄最后一次出席金学国际会议，在五莲留下一抹令人难以忘怀的身影。（参见下图，后排左起第三人即刘辉）
2000年10月25日吴敢与刘辉、魏同贤、杜维沫、陈诏等合影于五莲九仙山
2001年10月29—31日，“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29日上午开幕式、合影后大会发言，李梦生主持，周育德、汪榕培、Katz Paul、刘辉、吴书荫先后发言。30日会议组织与会人员乘青莲号游西湖（参见下图，左起铃木阳一、李梦生、吴新雷、叶长海、刘辉、吴敢），这也是刘辉兄最后一次出席戏曲国际会议。
2001年10月与吴新雷、刘辉、叶长海、铃木阳一、李梦生合影于西湖游船
2002年5月9－11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省邮政局、临沂市政府在临沂市召开“《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刘辉、徐朔方、袁世硕、程毅中、宁宗一、沈天佑、王汝梅、杜维沫、王丽娜、杨扬、吴敢、王平、孙秋克、王汝涛、孔凡涛作为专家出席会议（参见下图），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山东省邮政局局长徐建洲、临沂市市长李群等近50人与会。
2002年5月9日与沈天佑、宁宗一、王汝梅、杜维沫、刘辉、王丽娜、杨扬、程毅中合影于临沂东蒙山庄
会议就《金瓶梅》邮票选题可行性召开论证，初步确定了1套14枚邮票的表现内容，其具体篇目为：
兰陵笑笑生画像，《金瓶梅》书名的由来，《金瓶梅》中的戏曲演出，《金瓶梅》中的宴饮场面（以上第一组）；杨姑娘气骂张四舅，武都头误打李皂隶，吴月娘春昼荡秋千，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以上第二组）；逞豪华门前放烟火，常峙节得钞傲妻儿，西门庆痛苦李瓶儿，春梅姐游旧家池馆（以上第三组）；运河文化带，狮子楼一条街（以上小型张）。
2002年5月10日与徐朔方、刘辉、孙秋克合影于临沂沂蒙山庄
与会专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2003年发行《金瓶梅》题材邮票的建议书》，会同有关文件上报国家邮政局。该邮票后来虽暂未获批准，但不失为一次《金瓶梅》美术活动的有益尝试。
这是刘辉兄组织的最后一次金学活动。2003年6月6日，中国《金瓶梅》学会被民政部注销。2003年7月，我因为年龄原因从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岗位退居二线。2004年1月16日8：10，刘辉兄因病逝世。刘辉兄与中国《金瓶梅》学会几乎同时完成了历史使命。
2016年秋，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主持编写《徐州戏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一版），由我与孙厚兴主编，第八编为《徐州戏剧的理论贡献》，其第四章第一节为《刘辉的戏曲研究》，由我撰稿，云：
《徐州戏剧史》，吴敢、孙厚兴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刘辉的戏曲研究，可分为戏曲小说比较研究、洪升研究、孔尚任研究、戏曲文献研究四大类别。
其戏曲小说比较研究，刘辉认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是一对血肉相连的姊妹艺术。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同步发展和变化；在艺术形式和题材内容上，相互影响、借鉴、渗透、交融，历史早已把它们铸成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统一的艺术整体。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却把它们生生地割裂开来：研究小说者，与戏曲无涉，或者相反；研究戏曲者，又很少触及小说，顾此失彼，各不相干。这样写出来的中国戏曲史或中国小说史，必然是一个肢解过的残缺不全的艺术肌体，因此，对它们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很难做出科学的解释。如果把我们的研究视觉，集中投向到这个完整的艺术体，那么应该撰为《中国小说戏曲史》，或曰《中国戏曲小说史》。”（《小说戏曲论集》）
刘氏认为在宋元时代，小说戏曲原本都是又说又唱的表演艺术，有罗烨《醉翁谈录》可证。刘氏认为戏曲中的“楔子”系借鉴宋元话本的“入话”，而楔子在戏曲中定名后，又被长篇小说所借用，有金批《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可证。
刘辉说：“楔子、引首、入话、艳、致语，就其概念内涵来说，毫无二致。所以名目繁多，是由于词汇的来源不同，地区方言不同，引用者的职业与习俗不同等等因素所致。它们为习俗戏曲所共有，戏曲用了，小说可以借鉴；小说用了，戏曲也可挪用，相互交流，辗转沿袭，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同上）
又说：“无独有偶，小说回目由单句发展为对偶，由朴拙变为工整，故名章回小说；而戏曲之题目正名，也经历了一个由朴拙到工整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单句变成偶句，由简到繁；一个由四句变为双句，由繁到简，形式不同，而归宿则一，都朝着最概括、最醒目，观众又易记的方向发展。……回目与题目正名最终都以对仗工稳的偶句而确立，实与人们的审美习惯密切相关。……切题妥帖，对仗工稳，合辙押韵，文采奕奕，皆非书会才人或民间艺人之所擅长，故回目与题目正名之最后规整画一，都有待文人作家的加工润饰，形式是，戏曲亦然。”（同上）
又说：“留文这一艺术形式在小说戏曲中的大量使用，除了说明中国小说戏曲是一个完整的肌体，有着共同的艺术形式之外，还给了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即：凡是留文广泛应用的小说戏曲之作，无一例外，都出之于书会才人、民间说唱者之手，南戏如此，元杂剧如此，长篇小说亦莫不如是。”（同上）
刘氏在举出《莺莺传》与《西厢记》《李娃传》与《郑元和》《曲江池》《柳毅传》与《柳毅传书》、《长恨歌传》与《梧桐雨》《长生殿》等戏曲吸收小说的例证，《张于湖误宿女贞观》《玉簪记》与《张于湖传》、《拜月亭》《幽闺记》与《龙会兰池录》、《桃花扇》与《桃花扇》等小说吸收戏曲的例证，以及《杜丽娘记》→《牡丹亭》→《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明代四大奇书与众多元明戏曲的交叉吸收之后说：“吸收戏曲在题材上的关系，既可以是单向吸收：小说→戏曲，戏曲→小说；也可以是双向交融：小说→←戏曲，小说戏曲→←戏曲小说；还可以是连环交替：小说→戏曲→小说，戏曲→小说→戏曲。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嬗变关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题材内容上的繁杂现象，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同上）
刘氏还认为：“小说中对戏曲的大量描述，最可宝贵者，是不同时代的小说，忠实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戏曲风貌。我们说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这正是‘活’字的真正含义，也是其他所有资料不可比拟之处。《金瓶梅词话》的成书与《红楼梦》的问世，前后相距约两个世纪，因此，它们各自所描写的戏曲风貌是迥然不同的。说得明确一点，《金瓶梅》所描写的是明代嘉靖及其之前的戏曲演出史，而《红楼梦》所描绘的则是清代乾隆及其之前的学活动，时代的烙印是极为鲜明的，绝不可移置和调换。就中国古典戏曲发展而言，《金瓶梅》成书时，海盐腔盛行；而《红楼梦》的问世，又在昆腔极盛之后。……谈到小说对戏曲各种演出形式的描写，无论是演出规模、演出程序，还是演出时间、演出场所，都有忠实的记录，诚可谓全面丰富，绚丽多彩，为我们研究不同时代的戏曲演出形式，提供了一幅幅直观图像。”（同上）
关于明代小说戏曲空前同步繁盛的成因，刘辉说：“小说和戏曲在经历了漫长年代的孕育、兴起之后，至宋元显示出旺盛的艺术活力，形成了它们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元话本和长篇平话，南戏和元杂剧，双峰并峙，在中国文学史是蔚为大国。但是它们已取得的巨大的艺术成就，并没有立即改变它们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地位，仍不入正统之列。它们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当是明代中事。质言之，明代小说戏曲的空前兴盛，实有赖于它们社会地位的空前提高。……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够产生一大批与封建礼教严重对立的思想家，他们既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又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也正是这样的时代，一切传统观念，才有可能来了个大颠倒，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一向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戏曲，一变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典并列。”（同上）
于是小说戏曲始见著录于官家书目，作家文集始收录小说戏曲之文、序、跋，选本收小说戏曲，书画家传抄小说戏曲并为之作图，“因此，小说戏曲社会地位的巩固确立，实依赖于它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当此大任者，只有小说戏曲的理论批评了。……被人们通称为‘评点派’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理论批评，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一份宝贵遗产，……评点家们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出像评点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见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为宗旨，对小说戏曲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深刻的阐发，这对扩大小说戏曲的社会影响，指导小说戏曲的创造，促进小说戏曲的空前兴盛，都有着巨大的直接的关系。”（同上）
其洪升研究，有一部笺校和4篇文章，由《洪升集》校笺、洪升生平考证和《长生殿》研究三部分组成。刘辉校笺的《洪升集》作为“两浙作家文丛”之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一版，2012年9月再版，是唯一一部洪升全集，其卷四《集外集》系刘氏辑佚。王季思为该书作序，希望刘辉再接再厉能够整理、编辑《孔尚任诗文集笺校》，可惜刘氏未能完成此愿。
关于洪升生年，陈友琴、章培恒等主1645年（顺治二年）说。刘氏根据汪鹤孙《延芬堂集》、汪汝谦《松溪诗集》和陆繁弨《同生曲序》，考定洪升生于1657年（顺治十二年）7月1日；兼据王嗣槐《洪氏寿宴序》，考知洪升的父亲是洪武卫，因而全面知解了洪升家世，以及“洪子才名贯古今”（胡荣《容安诗草》）之缘由、13岁入京、18岁与黄蕙结婚、《长生殿》的创作过程、《长生殿》首演时间地点、《长生殿》首刻本等史实。
关于《长生殿》研究，刘氏针对研究者众说纷纭的剧本主题，提出了一家之言，即《长生殿》是一部爱情悲剧，并且借爱情悲剧反映时代悲剧，是时代悲剧造成了爱情悲剧，并且是作者悲剧一生的折射。
其《桃花扇》研究，尽管刘氏没能笺校孔尚任的作品，但有8篇论文发表，分为《桃花扇》创作过程、主题思想与孔尚任生平行谊三大部分。
关于《桃花扇》创作过程，刘氏认为经历了三稿过程，即孔尚任未出仕前勾勒了《桃花扇》的轮廓为初稿，湖海三年随孙在丰治水期间完成了第二稿，《小忽雷》脱稿后在北京修订为第三稿。
刘氏认为《小忽雷》创作权应归属于孔尚任，并且认为“辨析清楚这件事，对于研究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可以看出《小忽雷》和《桃花扇》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脉络。《小忽雷》描写了唐文宗时代宦官仇士良的暴虐骄横，中间穿插了粱厚本与郑盈盈的爱情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小忽雷》的主题和结构与《桃花扇》非常接近，倾向性也完全一致：鞭打阉党权奸，痛斥趋炎附势的小人。在仇士良和郑注的身上，隐约地闪烁着马士英和阮大铖的影子；粱厚本和郑盈盈正好与侯朝宗、李香君遥相辉应。然而《桃花扇》发展了《小忽雷》的主题思想。在《小忽雷》里我们看到了宦官权奸对人们的迫害，以及他们制造的宫廷之乱；而《桃花扇》则从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基础上，揭示了阉党权奸的祸国殃民。”（同上）
关于《桃花扇》主题思想，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期盛极一时的爱国主义说，刘氏反驳说：“在孔尚任的思想里，对于清朝的统治是肯定的，也是维护的。如果有不满的话，则主要是针对着清廷政治的腐败，要求贤明的政治，而不是基于反对外族统治的民族意识；主要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不是儒家的夷夏之变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孔尚任不可能把他的兴亡遗恨指向入侵的清朝，更不可能以爱国主义的立场来描写《桃花扇》里所反映的历史题材。而他当时创作《桃花扇》的真正目的，乃是为如何巩固清代政权总结出两点历史教训，供其借鉴：一是必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一是权奸可以误国、亡国。”（同上）
该文发表于1965年4月，虽然使用了时兴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不是没有道理。关于孔尚任生平行谊，刘氏对其罢官原因、对《笔歌》的评论、与《焚余诗稿》的关系、作品《石门山集》《会心录》《阙里志》《莱州府志》以及与张潮交往，均有新知和发见。
著名金学家魏子云1991年11月在给刘辉《小说戏曲论集》所作跋中如此评誉刘辉：“我与刘辉先生虽只见过两次面，却也能认知到他是位豪爽而清朗的性格人物。如以外表看，他是粗线条的壮士，但从他的文章看，他应是位捻绣针的小姑。因为他在考据上，慧心如针，许许多细小的线头，都能一根根挑剔出来，绝不是在言谈时他那扬手一挥就一切都算数的大化光景。俗语说‘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似堪以此语，来比况我这位乡亲刘辉先生。”可谓得其真谛。
2004年11月12日，我写了篇祭文《这就是刘辉——刘辉先生周年祭》（载《中国文化报》2005年4月7日第六版，又载《金瓶梅研究》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一版），云：
《金瓶梅研究》第八辑
刘辉先生2004年1月16日因病在京辞世。他所在的单位在其追悼会上，依例印发有一份《刘辉同志生平》。
悼词起首第一句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文艺文教部副编审刘辉”云。卜键兄出席了刘辉先生的追悼会，他对“副编审”一词颇觉不类。其实大百科的组织人事部门只是据实拟稿，刘辉兄的技术职务确实是副编审，而且这副编审正如悼词下文所言，还仅是1992年3月评聘的。
刘辉先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年调入大百科，如悼词所说“具有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对古代戏典及明清小说造诣尤深”。无论是从学历 、资历、成果、水平等全面衡量，刘辉兄都应该是正高职称，而且至少在他获得副高职称的时间之前，就应该是正高职称。
刘辉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他出席的所有学术与社会活动中，在职称一栏所填写的都是正高。他不是弄虚作假，1986年他就被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礼聘为兼职教授。充满自信是刘辉兄的鲜明特点之一。另有例可证。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一场小官司，他与卜键兄等曾联络60名专家学者，于1997年9月发表了一个《呼唤公正与清白的声明》。记得当时卜键兄和我在他家中议事，他断然地说：“我打头，全要知名学者，一个副高都不要!”
他说话时的大义凛然，使我和卜键均点头称是。少顷，我俩回过味来，相视一笑，我对卜键耳语说：“这60位师友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是副高”。我就是正高，你爱评不评，这就是刘辉。
刘辉兄长我8岁，比卜键大18岁，我和卜键是被他特许的可以当面调侃的少数之一。不少时候，我们也乐于逗他为乐，当然最后三人哈哈大笑了事。刘辉、卜键和我都是徐州人，过往甚密，感情颇笃，大概是桑梓同乡而又研究方向相近的缘故。
刘辉好酒，但酒量不大，用圈内的话说：“不是盛酒的家伙”。有一次他探亲返京，我设家宴请他，他喝得糊里糊涂，及巨涛兄也是酒酣耳热，仍坚持送他上火车，告诉与他同车厢的中国矿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连他一起，大小八件!”
只要我俩同会，一般都是同居一室。夜深人静，公务、交游事毕，我俩或者再约上几位，如林辰先生等，还要喝上几杯，戏称为“小品”。2001年10月28日—31日，浙江大学举办“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刘辉和我与会，他还带了两瓶一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被我俩两个晚上干掉。
他看不惯《金瓶梅》研究中的浮躁作风与虚伪行为，有不少次在会上大发雷霆，甚至破口大骂，弄得一时气氛极为紧张。有人说他霸道，但这是刘辉一惯的性情。他之所以终其生都是“副编审”，十有八九因为他的蛮横。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发表了刘辉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读吴敢新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有感》一文，就在这篇绝笔之中，他仍然严厉地批评了“学风方面的问题”。
他在原稿中点了不少人的名，对这一部分，我替他改了一稿，规谏多多，他才勉强同意按改稿发表。徐师大学报编辑部发表该文时，在作者姓名上加了一个黑框，这一标识连同文章一起，算是刘辉先生谢世的公告，他留下的最后一道身影，是一以贯之的终生不渝的个性。
刘辉兄在北京生活了半个世纪，久已成为京派人物。老大自居，也是他鲜明的行为方式。照相，他要站在中间；主席台，他要坐在前排；走路，他要走在前面；讲话，他要第一个发言。但刘辉不是没有分寸，他对待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为吴晓铃、王利器、徐朔方诸先生，严执弟子之礼，极为谦恭。2002年12月，他已有病在身，听说徐朔方先生欠安，利用在上海出席学术会议之际，还专程前往杭州探望。
刘辉其实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都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跑步运动，风雨无阻。但他最后却仅享年68岁。性格暴躁，愈老愈甚，不是养生之道。他有过三次婚姻，均欠园顺。最后十年，只身独居，经常盒饭、水饺、稀饭、馒头充饥，也是其过早去世的原因。
在他五十岁前后十年间，他有过一次机遇，可以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后来他主动放弃了，大家都觉得非常可惜。在婚姻爱情方面，他跨越了传统的雷池，但没能冲决精典的樊篱。
刘辉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他似乎自知无救，但他一反往常，很少说话，未对后事作出明确交待。徐师大学报上的那篇文章，勉强算得他对金学事业的一种关顾。关于其他方面，在他走后，我给他开了最后一个玩笑：他玩了一个“兰陵笑笑生”！
2003年2月15日，元宵节，刘辉乘2565次列车回丰探亲，我让司机去车站接他，8：30他来到徐州教育学院，一脸风霜，说到学风，突然暴跳如雷，莫名其妙，我便预感不好。
3月6日，他返京经徐，我在杏坛酒楼设宴饯行，他虽然也饮了几杯，并且说：“老弟，你放心，我死不了”，但已明显给人一种下世的光景。
接着“非典”，他极想再来家乡，但因北京和徐州都有规定，他未能成行。后来“非典”过去，他买好了来徐的火车票，头天夜间，掉落床下，大病住院，一病不起，以致永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其间虽然通过一些电话，感到他不愿说病情，也不配合治疗，好像很无奈无助，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但愿刘辉兄感悟生命而去，风采依旧地行进在另一种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