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学术研究的门槛及其他

本来学术研究的门槛这种问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谈的,不过拜读了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的新作《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殊感振奋人心。因着此文,也唤醒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的确,苗文在很多方面也都道出了昔日我之所思、所见。

苗怀明: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大嘴说红学之一)

尽管因为作者是红学、古典小说研究专家,且身兼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一职,因而,作文重点是在谈红学研究之门槛,而我曾经思想过的,乃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门槛,但无一例外,我们都认为举凡学术研究,有一个基本的门槛或准入的问题。

苗文首先指出,近几年,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宣布取得重大发现的文章。”“起初一些报刊还当做新闻报道,后来发现这些重大发现实在太多太滥,渐渐也就失去了关注的兴趣。”

而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重大成果,多出自一些文学爱好者之手,在专业学者那里时常并未引起任何反应,一例待之以沉默而已。

细察其因,“并不是专业研究者不会使用电脑,不爱上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重大发现,而是因为这些重大发现的学术含量实在太低,其作者大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无论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还是具体的论证过程,都存在太多问题,有些甚至文理不通,不知所云,这样根本无法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就是想对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显然,这些“重大发现”不过是些奇谈怪论罢了。

王鹏绘《“红迷”的世界》

由此出发,苗文进一步强调了专业、系统的学术训练,之于成就一个专门研究者的重要性。其认为:

就中国古代小说包括《红楼梦》的研究来说,这种基本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大体应包括下述方面,即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苗怀明:《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

概括地说,苗文的核心观点是,凡学术研究者,都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门槛,换言之,学术研究,如同任何一种专门领域,并非人人可为,而恰恰必须藉由经年的专业训练、取得准入资格之后才可以进行。

这一观点,大多数在学院、研究院所供职的专业学者应该都是同意的,但也不是没有争议。譬如,在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也时常听说那种对既是文人、诗人同时又是学者、批评家的人的赞美。

我们知道,对于文人、诗人、艺术创作而言,没有人可以要求其为专业或是业余,相反,只要其拥有天赋异秉、发达的想象力、丰富的感性思维等等,就可以投身其中(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是,一个大学新生,早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签约成为网络小说作家,迄今已创作数百万字)。

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但对于学者、批评家(这里我们暂不讨论学者与批评家的分野)来说,则其“对作品较为准确、深刻的解读能力;足够的作品阅读量;对本学科文献资料较为全面的掌握;熟练检索、阅读和利用文献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文艺理论知识;对中外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对本学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基本的归纳总结及论证能力;较高的写作表达水平;必要的学术训练,等等”(苗怀明:《说说红学研究的学术门槛》)无疑都是极为需要的。

可是,有鉴于学术与创作的不能会通,我自己就曾天真地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学术与创作的互动》

诚然,研究者的本职工作在学术,与创作是二事,然而对于文学而言,研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较其他专业更形密切。

正如我们无法设想一个不懂韵谱、诗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李白、杜甫的认识能够比普通读者更权威一样,我们也无法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新诗、小说、散文创作经验的专家,对清末的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发展史的体会,会有陈寅恪先生所谓“同情之理解”。

然而,当代的文学专业教育却显著地缺少了这一环节,未来的学者既不能沟通创作与研究,培养他们的当代学者之差强人意,大致也可以由此推知。仔细说起来,研究这一阶段文学的学者(作家、诗人出身,此后进入学院者除外),公余从事创作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可是,恕我们大胆设想:假如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都能懂一点旧体诗词,关于旧体诗词是否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争议,恐怕会减少许多无稽之谈;能作一点古文、八股文,研究起章太炎、周作人乃至五四文学,应该会少说不少外行话。(参拙文《学术与创作的互动》)

但我深知,这一看法很难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这首先是由于文学研究与创作本属二途。上文已指出这些不同,表现在非常多的方面,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例,即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述和学术研究的语言、表述,便极为不同。

一个初二学生固然可以写出一篇网络小说,但他如果不经过长达数年的学术阅读、写作、思考能力的训练,终其一生,恐怕无法写出一篇富有原创性的研究论文。

然而,正如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所言:

《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在太多文人冒充学者的时候,在太多没有学者使命意识的人占据着学者职位的时候,学术应不应该有学术的语言与规范,却成为大问题。

于是,正当一些学者在呼吁学术规范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更加理直气壮地大喊:“学术应当随笔化”,稍微委婉者,或说,学术应当向日常语言靠拢,因为,日常语言是最易理解也最有创造力的语言。

就时下而言,相对于前类学者的“刻板”呼吁,后一类“学者”更游刃有余,也更受欢迎,直说就是更有市场。(黄裕生:《文人,请不要冒充学者;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代的知识与学术生产体制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绝难培养出这样的多面手。

以常规的专家研究为例,如果说在这一研究的草创期,还不一定存在专业和业余研究的区隔的话,那么,到了已有大量研究累积的今天,仅仅是要搜罗齐备全世界范围内关于这一作家的研究成果、紧盯有关的最新研究进展一项,就极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在吸收、辩驳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新的论述和论证,其难度实可想见。

试问:在所有这些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从事的工作之外,一个专业的研究者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方面的业余爱好?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

如果同意这样的逻辑,事情倒也好办许多了。让专业学者作专业研究,与同行互相讨论、交流,而一个普通读者、一个文史哲的爱好者、一个非专业人士,暇时认真读书,写点随笔、文章或自己认为的专著娱己,也未尝不可,但谁能同意?

他们和专业研究者一样,也殷切地期待能够发表、出版自己的作品,热烈地盼望着得到学术界、学术共同体的承认,而且,整个学术生产、评价体系虽由专业学者主导,但媒体和某些同情其境遇、与其保持着良好私人关系的学者,却也往往不吝于给他们以鼓励、支持。

然而,这鼓励、支持多半是有限的,经历漫长的等待,迎来的更多是专家们的沉默和不时流露出的傲慢的态度(抑或自尊),远非鲜花、掌声,而这正是非专业人士对于专业学者的敌意和批判这一现象的根源。

苗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一些业余爱好者自视甚高,动辄把专业研究者看成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喜欢自说自话,动不动就是重大发现,动不动就是推翻前人研究的所有成果,动不动就是主流学术怎么不行。”

《卖肝卖肾,为争诺奖》

同时,非专业人士矛盾的心态与言行也因此可以得到理解,其“一方面宣称看不起专业研究者,对其进行嘲笑、讽刺,一方面内心里又非常希望得到专业研究者的认可。”

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矛盾?在学院派眼中,学术研究须强调门槛、训练与专业性,而业余爱好者、非专业人士(网友们甚至为此发明了“民科”、“民哲”等饱含歧视意味的术语)则强调的是人人都有权利做研究,尤其是在人文学术领域,人人皆可为之,而且发出这样的质疑:你们所谓的门槛、专业与学术训练是不是一种学术霸权?

这里的“潜台词”,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其实是:本硕博长达十多年的训练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字我也认得!

很显然,这一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同一个焦点、在同一个话语层进行的。但这两方面的论点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补充。尊重每一个人皆可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这一事实,并不代表从事学术研究没有门槛、准入的问题。

如同任何一个专业技术工作一样,它也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技能、经历相应的专业训练之后始可进行。

人文学术研究,虽然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有异,但绝不是会认字、会写字这么简单,即便是以认字、写字而言,如果人人皆可为之,那么,不仅中国的古文字专家尽可以失业了,日本、韩国、北美乃至全世界的文字学家都可以下岗了。可能吗?

《推翻牛顿力学》

事实上·,早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也有很多贵族和中产阶级在爱好、钻研着哲学,并且写出了一些论文、著作和小册子,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这些哲学爱好者们批评其语言晦涩、不知所云,于是,康德再写就《(任何一种未来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导论》,以求将前书用更为通俗、大众的语言表述出来。

但是,即使这本“通俗化”了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绝不可能象读一本所谓“学术随笔”那样轻松。相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它甚至依然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

对此,康德只好善意地劝告说,请这部分读者不要在哲学这门学术上浪费时间,而把精力花在自己能胜任的其他事情上。这一劝告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通俗化是有限度的。

作为学术,它们不可能通俗化为‘学术随笔’这样一种‘好东西’,以致于只要认够字的人就能享用。(黄裕生:《文人,请不要冒充学者;学者,请告别文人角色》)

《纯粹理性批判》

在此之后,随着知识分工与学术生产的发展,现代大学体系的不断完善,critic或scholar成为一切写作者可以赢得的身份,但要说真正的、严肃的学者,或者说公众心目中唯一具有权威性的学者群体,则必须是接受过严格训练、在学院里长期从事研究的专业人士了。

显然,无论是苗文的核心观点,还是本文的补充论述,实皆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重复古今中外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点信念与“常识”罢了。

然而,这些信念与“常识”在中国大陆竟迟迟无法扎根,需要学者们一再强调、重申,究为何故?

窃以为,这与中国内陆的大学从未真正获得过独立地位(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内地建立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学术研究也从未成为一个自治的领域、专业学者尚未建立自己的职业荣誉与尊严等密切相关。

《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

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的门槛或准入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包括学术研究是否需要“西式”规范、论文是否构成学术研究的唯一文体等等问题。

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也都曾不同程度参与过讨论,此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文《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之关系》等),唯一有必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原本不应该构成争议的争议,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非那些关键性的问题可以解决。

《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之关系》

至于非专业人士所批判的某些专业研究者不过是“浪费国家科研经费的废物”,以及对一些学院派的研究成果的不屑、质疑,平心静气地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诸如此类的批评、批判之声,在由专业学者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常有所耳闻(尽管很多时候是在私人场合),但我们知道,学术评价体系,从来都不是由生产数量、期刊或出版社等级与官方奖励等等所能完全操控的,相反,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不应该低估同行的智商和判断力。

《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以为,在当下,面对任何领域出现的非专业人士的奇谈怪论,我们不妨保持轻松、宽容的态度,不必过于焦虑、急于求同,另一方面,让他们完全地退出学术场域,也不现实,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别人怎么做、做什么、不做什么。

其实,与区隔非专业人士和专业学者、建立学术研究的边界(这是一个缓慢的、自发形成的过程)相比,更切要的工作或许是,专业学者自己不断贡献出一个又一个好的研究,推动学术发展,且培养出能够明辨是非、辨识什么是好的研究的青年才俊,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学术界不断蔓延开来,败坏学术风气,伤害原本就不够牢固、丰富的学术生态。

《学术引注规范指南》

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明白,维护职业技能、伦理、尊严固然有其必要,但我们不应该也不必以成为一个被布迪厄、福柯等理论家所批判的现代社会的“区隔”制造者作为代价。

布迪厄

事实上,学术研究永远地向一切热爱它的人们敞开着双臂,我们共同面临的最大的敌人,从来也不是什么业余爱好者,而是宗教、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市场、媒体,过度的专业化,以及那些在学院里滥竽充数的侪辈。

2017年9月15日夜于沪寓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