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王辉斌《明清戏著史论》
内容简介：
《明清戏著史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是王辉斌教授研究明清文学的又一部力作。全书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为底本，对明清两朝600年间32位作者的38种戏曲论著（《集成》共收录明清两朝戏曲论著整40种，但其中有2种与戏曲毫无关系，故未之论），着眼于“史”的角度，首次进行了整体性观照。
王辉斌教授
其重点主要表现在：详细勾勒了明清戏曲论著发生、发展的概貎，具体论析了38种著作的得失并肯定了其在戏曲论著史上的地位，考订与辨正了相关史藉中的错误，考察与充实了有关作者的生平事迹。
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既具宏微互关、纵横开阖之特点，又兼洞幽烛微、深刻精到之优长。如第七章第二节论述李调元“剧曲二话”（指《雨村剧话》、《语村曲话》二书）之“本事”时，即上溯到汉代蔡邕《琴操》对乐府“本事”的勾勒，唐人孟棨《本事诗》对诗歌“本事”的注重，并由“诗本事”而“词本事”，再到“小说本事”与“戏曲本事”等。
这样的源流爬梳与纵横互关，极大程地度展现了李调元“剧曲二话”之“本事论”与各种文学品类中“本事”的渊源关系，以及“本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演变、发展之况，其认识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而喻。全书类似“本事”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得许多精要的。
《明清戏著史论》，王辉斌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自序
第一章 明前期的北曲之恋
第一节 朱权与《太和正音谱》
第二节 《词谑》的戏曲学价值
第三节 《曲论》与“二说一论”
第二章 对南戏的批评关注
第一节 徐渭与《南词叙录》
第二节 《曲律》中的南戏论
第三节 吕天成及其《曲品》
第三章 北曲与南戏共辉映
第一节 王世贞及其北南剧论
第二节 沈德符的《顾曲杂言》
第三节 凌濛初与《谭曲杂札》
第四章 晚明时期的戏曲论（123）
第一节 远山堂“二品”述论
第二节 沈宠绥与其音律二书
第三节 明代的其他戏曲论著
第五章 清代前期的戏曲论
第一节 李渔与《闲情偶寄》
第二节 对制曲与唱法的探讨
第三节 黄图珌的戏曲作法论
第四节 《乐府传声》论传声
第六章 戏曲目录学的盛行
第一节 清初两种书目的得与失
第二节 黄文晹与《曲海总目》
第三节 黄丕烈与古今杂剧目录
第四节 支丰宜的《曲目新编》
第五节 姚燮及其《今乐考证》
第七章 清代中期的戏曲论
第一节 李调元的“剧曲二话”
第二节 焦循的两种“戏剧论”
第三节 梁廷楠与《曲话》五卷
第八章 清代晚期的戏曲论
第一节 《梨园原》与戏曲表演论
第二节 平步青与《小栖霞说稗》
第三节 杨恩寿的“三原”戏曲论
本书引用书目
后记
王辉斌
本书的研撰，与我的两位张姓朋友关系极为密切，一位是武汉大学的张姓讲师，一位为黑龙江大学的张安祖教授。然而遗憾的是，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我至今都不知道其所名为何，这实在是让我感到有点尴尬的，而要想厘清这中间的头绪，事情还得从20年前的1995年说起。
王辉斌教授七十岁时所照
这一年10月中旬的某日下午，一位自称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中年男子，专门从武汉到寒舍拜访我，并送给了我一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十册，以下简称“《集成》”），以作为初次见面之礼。
这位中年男子，即为我所说的那位张姓讲师，约45岁，中等身材。据其自我介绍，因雅好于古代文学，而在当年（1995年）第8期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上读到了该刊全文转载我的三篇论文，于是，便想到了要结识论文的主人，因而也就有了寒舍之访之晤。
十册《集成》的突然出现，虽然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但因我当时正在从事“四大奇书”等方面的研究，即将其置于求是书屋的“闲书阁”而未之读。后来，随着我对第三次读书计划（1993—2009年）的实施（具体参见《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与文学史研究打通关》一文，载黄山书社2012年版《王辉斌学记》第21—34页），《集成》便被纳入了我必读的“10部大书”之列，并在2005年—2007年间对其通读一过。于是，欲藉之以写点什么的动因，即由此而产生。
《王辉斌学记》，黄山书社2012年版。
接下来所发生之事，便与张安祖教授颇具关联了。我与张安祖教授同庚，文字之交甚早，相识则是在2001年的“全国首届孟浩然学术研讨会”期间，并一见如故。2012年农历正月初一的上午，当我正与家人一起游玩于成都青羊宫时（是年我在成都过春节），忽然接到了张安祖教授从哈尔滨打来的长途电话。
安祖兄在电话中说，一是给我电话拜年，恭祝全家新春快乐，二是该校8月份欲召开一次“戏曲研讨会”，希望我届时一定参加。虽然我从不曾研究戏曲，但对于安祖兄的这番雅意，我却是很难推托的，因为其所邀时间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所邀形式为千里迢迢之电话，而我受邀之地又是在成都的青羊宫，因了这三者，我也就很爽快的答应了。
为了到地处北国的黑龙江大学去参加这次“戏曲会议”，当年的五月上旬，我即撰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关于戏曲研究的论文：《朱权与<太和正音谱>—兼论<琼林雅韵>及“南曲韵书”说》。未久，我又撰写了《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的中心》一文（当时的想法是，欲在这两篇中选一篇作为大会论文）。
我的准备虽然还算得上较为充分，但后来却因事未果，因之，即将这两篇论文分别在《阅江学刊》2013年第3期、《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上发表。
《李白研究新探》，王辉斌著，黄山书社2013年版。
如果没有武汉大学的那位张姓讲师送我一套《集成》，如果没有安祖兄在大年初一的早上邀请我参加“戏曲会议”，如果我答应安祖兄邀约之地不是在成都的青羊宫，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不会与戏曲研究打交道了。
而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又加之我此前曾将《集成》所收录的47种戏曲论著通读了一过，且又发表了上述之两篇论文，故而，我即计划在出版了《商周逸诗辑考》（2012年）、《李白研究新探》（2013）、《四大奇书探究》（2014）之后，抽出一段时间对《集成》进行一番较为系统之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对于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来说，也是极为扣合的。
2014年2月，当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结项工作全部就绪之后，我于第一时间即想到了对“戏曲论著集成”的研撰，并计划在上述已发表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撰著一部有关戏曲论著研究的专书。
《四大奇书研究》，王辉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最初的设想，是取《集成》中具有代表性者，以“每书一文”的形式进行撰写，最后合而为一部论文集，但随着研撰的逐渐铺开与深入，以及对十册《集成》全部内容的具体把握，感觉到“以史为纲”更便于观照与论析，因之，我即改而以章节结构的形式以为。
如此这般，待至2015年春节后，我已对《集成》中的明、清两朝38种戏曲论著（不含附录共有40种，其中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刘熙载《艺概》纯为“散曲论著”，而与剧曲毫不相干，故本书未之论，以下所言凡为38种者，即同此，特此说明）进行了逐一研究，并写出了近40万字的初稿。之后，我又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对全稿进行了一次“清理”式的润饰，并将其取名为《明清戏著史论》。
在整个研撰过程中，我之所以只截取“明清戏曲论著”而不是“唐宋元明清戏曲论著”者，是因为一则中国古典戏曲论著的繁荣昌盛期，主要是在明、清两朝，而《集成》所选辑校录这两个朝代共40种（含王德晖、徐元澄《顾误录》、刘熙载《艺概》）戏曲论著（唐、宋、元三朝共收7种，合计47种）的实况，又可为之佐证；二则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宋代王灼《碧鸡漫志》等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戏曲论著。
《孟浩然研究论丛》，王辉斌主编，黄山书社2011年版。
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之繁荣昌盛，其主要原因有三：一为受当时繁荣发达的戏曲文化的影响，二是戏曲论著作者不分昼夜的辛勤撰著，三即板刻家的朝夕板刻与印行。这三者的互为关联，即导致了这一时期戏曲论著在数量上乃数倍于其前的元、明、清三朝。
而数量的众多只是一个方面（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并非只有《集成》所收录的40种），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戏曲批评与其组织体系建设，不仅取得了史无前例之发展，使得其批评体系与组织形式更为严密，而且所获成就较之传统的诗文批评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参见裴文《词余丛话序》，《集成》第九册第231页）。
而实际上，在明、清两朝的戏曲论著中，有不少著述本身就与诗文批评的关系密切，如王世贞《曲藻》之于《艺苑卮言》，何良俊《曲论》之于《四友斋丛说》，李调元《雨村剧话》之于《雨村诗话》等，即皆为其例。这一实况所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戏曲论著与诗文论著之间，乃是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的。
将《集成》所收录的38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史”的系统观照，以我之孤陋寡闻，在之前之时的戏曲研究界似尚无研究者以为，而本书则首次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性、全面性之观照，旨在以窥其“戏曲学”之种种。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古代的戏曲论著或者说戏曲批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不具备理论方面之水准的，即其之所论所述，实际上并没有上升到真正的理论层面，而只是在一些沿革、经验、作法、形式之类的名目中讨生活。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正因此，故本书自始至终都不曾有“戏曲理论”、“戏曲理论家”等之称谓（我所发表的关于何良俊《曲论》的论文，虽然曾用过“理论”一词，但那是在本书撰著之前，特此说明）。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代戏曲理论”，本书则概以“戏曲学”三字替代之，因之，对其所定之“义”，也就自然是难以与之苟同了。
虽然，古代的戏曲学也确属蕴含着一些“戏曲理论”的因子，但这种含有“理论”因子的“理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相较，其实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的。即是说，本书之论明、清戏曲论著者，其最值注意的，就在于没有袭用今人的认识与方法，以及一些具有常识性特点的西方术语，去硬套古人的所谓“戏曲理论”。更何况，我在通读《集成》十册时，于其中确乎是没有发现“理论”一词的。
正因此，本书对明、清戏曲论著“史论”之所获，就自然是较之一些专谈“戏曲理论”的著作大有区别的。而此，即成为了本书所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
是对于38种明、清戏曲论著之所论所述，重在“戏”而不在“曲”，如杂剧、南戏、传奇、院本，以及一些北曲与南曲（此皆指剧曲而非散曲）等，即除特殊情况外，本书基本上不涉及散曲。而在明、清两朝的38种戏曲论著中，则有许多以“曲”为名之作，如《曲律》、《曲论》、《曲话》、《顾曲杂言》等，但其“曲”的含义，要么是模糊不清，要么是剧曲与散曲兼为，而使得“戏”与“曲”极难分辨。这种情况的存在，其实是受元人“重曲轻戏”的影响所致。元人之所以“重曲轻戏”，是因为其大都认为“曲”与诗、词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一些论杂剧的著作中，往往以“曲”代“戏”。
王辉斌教授学术研讨会现场
针对这种实况，本书即在各章节之所论所述中，尽量地加以区别，而区别的标志性用语，则为“北曲（戏）”、“北戏（曲）”、“南曲（戏）”、“南戏（曲）”等，如“北曲（戏）”所表示的，是本书所论之“北曲”，主要为其中的剧曲，散曲则基本不及，或者及而极鲜。其它则以此类推。
而有些“曲”实难分辨孰甲孰乙者，则只能一仍其旧，也就是将其纳入本书“史论”的范畴，以对其进行“曲”、“戏”并存式之观照。本书对于“曲”的这种认识，也就自然是有别于其它一些“曲”、“戏”混论之作了。
是针对明、清两朝戏曲论著发展的实况，对《集成》之于各著述所排列的次序，在目录的编排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并于“戏曲学”这一总名目之下，分别提出了“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戏曲目录学”等子名目。对于这些“子名目”所包含的内容，凡属首次涉及者，即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之定义。
本书所论所述的重点，虽然不属“戏曲学”或者“戏曲学概论”的范畴，但对于这些“子名目”的探讨，实则是有助于对其之深化与细化的，如第六章《清代戏曲目录学的盛行》即为其例。这样的目录安排与内容研撰，重在对有清一代“戏曲目录学”盛行的概况，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与论著进行具体论析，并对其所获成就与特点进行必要之总结，对所存在的问题予以必要之揭示。如此等等，极有助于对其之认识。
《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2016年版。
而着眼于现代学科的角度言，上述所言诸端，虽然各有其成就与特点，但从总的方面讲，却都只具有“学”的框框架与“学”的雏形，而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故其体系结构也有欠整严，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而此，也是本书在言及“×××学”时，自始至终都以引号而为的原因之所在。
虽然如此，但我却是极希望有一种或者几种《南戏声律学》、《戏曲音韵学》之类的著作问世的，然就我之浏览所及，当今学界似乎绝少这方面的成果，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前人所言抛砖引玉，此之谓也。
总体而言，本书之所论所述，主要是立足于“史”的角度，对《集成》所收录之38种明、清戏曲论著进行了首次之整体性观照。其中，除了“明清戏著史论”这一重点研究对象外，还先后对某些史籍中的有关错误记载进行了订正，对戏曲论著者的生平与著作进行了具体考察，对时人研究成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示等，凡此，都使得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宽广，所论所述也更能经得起材料的检验。是为自序。
2015年5月1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王辉斌
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散文与小说外，其它的文学品类，如诗（此指“诗三百”，下同）、乐府、词、散曲、剧曲（戏曲）等，都与音乐关系密切，正因此，时人与后人都曾称其为“乐府”。也有将其称之为“音乐文学”的，如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而对于这几类“音乐文学”，我自1993年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始，即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之涉猎，因而也就有了《商周逸诗辑考》、《唐宋词史论稿》、《唐后乐府诗史》等书的问世。
《宋金元诗通论》，王辉斌著，黄山书社2011年版。
而这本《明清戏著史论》，所涉者则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即其一为剧曲（于散曲也略有所涉），一为戏曲批评史，以前者言，其自然是属于“乐府”之范畴的。而后者，则又与我之前所撰《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颇为契合，即此二者不仅都具有“乐府”的属性，而且都与“批评史”相关联。
这样看来，可知我自1993年后迄今所研究之诗、乐府、词、散曲、剧曲（戏曲），实际上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大乐府研究”，而“戏曲批评史”与“乐府诗批评史”，亦皆寓其中。
正因为戏曲属于“乐府”的范畴，而之前我又出版过《唐后乐府诗史》等著作，并对由商周而清末三千年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进行了具体研撰，故而，当我在写作《明清戏著史论》时，也就有了一些相应的参照系。
《唐后乐府诗史》，王辉斌著，黄山书社2011年版。
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于此前曾对《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通读一过，并在撰写《唐后乐府诗史》、《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四大奇书探究》等书时，对明清两朝之相关文献进行了具体把握，使之心中有数。凡此种种，即成为了我撰著此书的关键所在。而此，也是我研撰“明清戏曲论著”的与众不同之处。本书从初稿到修改，前后共用了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值其即将付梓之时，聊写此小文，以为后记。
2016年8月5日夜于古隆中求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