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辫子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位大师，是现代文学史中第一位在白话文小说中提到“辫子”的人，正如他提出的“吃人”学说一样，辫子也是一种显性文本和隐形文本相结合的一种结构。鲁迅笔下构建出的辫子，既是他对生命的体验，同时也涵盖了他的启蒙焦虑和忧患意识。辫子，曾经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而在鲁迅笔下，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和国家危机的一种征兆， 通常人们都将“剃发留辫”认为是满族人的习俗，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文章注脚中这样写道：“拖辫子：满族旧俗”。因此，后来的许多文化解读者都以辫子是满族人特有的形式为观点展开了各种论述。1903年（光绪29年）3月底，赴日本不到一年的鲁迅剪去辫子，宣示其反清意志，作为革命的第一步；是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去辫子的留学生。不可否认，鲁迅将辫子剪掉，也不会不受斯时斯地风潮的影响，然而并没有一般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金刚怒目。更何况即便仅仅是为了方便，鲁迅才将辫子剪掉，也一点儿无损于他的伟大和深刻，反倒更显出他的可爱。鲁迅先生这样做，一则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有几位同学厌恶我，二则“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最苦的是回国后，没了辫子虽然没被杀头和逮捕，然而人们异样的眼光却让人很不自在。所以他才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也就不难理解三十多年后他的感慨了。“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1909年6月，鲁迅回到上海，像其他剪辫的留学生一样，为了避免“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曾经用四元大洋买了一条假辫子装起来。但假辫毕竟是假辫，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挤歪或挤掉。装了一个多月，鲁迅索性去了假辫，穿着西装在街上行走。鲁迅对自己辫子的革命虽然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改良”阶段，但还是毅然将其革除。他是以没有辫子面对大清朝的臣民们，而胡适、赵元任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已经不需要承受没有辫子带来的政治和世俗压力。鲁迅虽然革自己辫子的命，却坚决反对他的学生剪掉辫子，这并不是因为他爱惜那些辫子，而是爱惜学生们年轻的生命——他不想让自己的学生承受巨大的命运之重。这是他年轻的学生们所不理解的。鲁迅先生对辫子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对我最初提醒满汉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辫子给鲁迅另一个极深的印象是，“（官府）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正是由于鲁迅先生对辫子的印象特别深刻，才会在他的部分文章中不断出现辫子的话题和素材。鲁迅先生共写过十几篇有关“辫子”的文章，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大同小异，鲁迅通过对辫子的描写，成功塑造了“清国留学生”、“阿Q”、“假洋鬼子”等人物形象，真实反映了“帝制复辟”、“百姓受迫害”的社会现实。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愚昧落后，冷漠保守，缺乏民族主义觉悟。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1898年，康有为曾给光绪帝上过《断发易服改元折》，从不利于开展邦交、不利于使用机器、不利于现代军事训练、不利于卫生和被外国人“斥为豚尾”五方面进行陈述。其中前四条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最后一条被“斥为豚尾”也是事实。出了国，拖着长长辫子的清朝留学生所到之处，更会引起一片讥笑之声。日本于1871年发布了“断发脱刀令”，开始嘲笑中国人的垂辫，称之为猪尾巴。1896年中国往日本派出第一批十三名留学生，到日本三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退了学，原因除了饮食不习惯外，还有就是忍受不了这种嘲弄。清政府规定不许剪辫，留学生开始想办法应对。于是就有了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所写的那一段，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段绝妙的反写表明了鲁迅对辫子的厌恶之情。举三个例子。小说《头发的故事》以双十节为背景，直接抒发了作者的悲痛。鲁迅借N的嘴巴叙述了因为头发惹祸的历史以后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改革而吃苦、受难、灭亡……。” 又以两人对话的形式，以N先生近乎哭诉的口吻直接描写了“辫子”对N先生，乃至对剪了辫子的男女学生的迫害。其实，受迫害的何止他们这些人啊！从古至今，推想起来，真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鲁迅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这个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这不关痛痒的头发被满清杀害、被“长毛”杀害。然而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N先生曾经在外留学，被辫子盘在头顶的同学讨厌，惹怒领导，几乎遣送回国；起初回国，差点丧命；后来虽找到工作，也是终日如坐冰窖，无人理会。这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是因为N先生剪掉了那个祸根——辫子。梦魇还在继续，N先生的几个学生也剪掉了辫子，没过两天就有六名同学被学校开除了。这还不算，竟然有学校不接受剪了头发的女学生。道理何在啊？真不知道上学跟这头发有什么关系。在《头发的故事》中，他借N先生之口说道：“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更为直白的则写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卤门上，令人很气闷。”文章通篇都在回忆“辫子”对人民的迫害，虽然“辫子”身处古今中外，但是没有辫子的人的结果一样，遭受压迫，处处受限，甚至惨遭杀害。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作者的心灵，让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讽刺意味没有《藤野先生》中所表达的那样含蓄，通篇直抒胸臆，通过对辫子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的直接描写，丝毫不掩盖的表达出作者对“辫子”的无比痛恨之情。“辫子”虽小，但是思想是大，当局打压剪辫子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就反应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也在受打压，预示着“新”的这条路不会走的一帆风顺，鲁迅先生想借此唤醒更多的知识分子、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力争革命的胜利。由此，便可推出“辫子”意象虽小，作用却甚大。鲁迅先生真是善用小意象，表达大情怀。《阿Q正传》为大多数人所知，提到《阿Q正传》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错，因为它确实著名。但是，在这篇小说中，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这些细节都于无声处烘托人物形象，反映作者思想。文中的阿Q和小d，一听说革命来了，便高兴的用竹筷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表示参加了革命。赵太爷，钱太爷，赵司晨之流，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标明自己也是革命党了。假洋鬼子参加了革命，剪去了辫子，回国后被人嘲笑，他母亲为此哭了十几场，老婆也为止跳过三次井。在阿Q看来，辫子而至于假，便没有做人的资格。他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这是幽默，还是悲愤？自然是很明白的。通过全文不难看出阿Q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下的人，几乎没有人瞧得起他，然而他却敢对钱太爷的大儿子不敬，骂他“假洋鬼子”，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这就是因为钱太爷的儿子剪了辫子。由此，可以知道无论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如何，没有辫子就要受到歧视，有辫子便高高在上。通过对这一个细节的描写，作者就把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的淋漓尽致，封建思想弥漫在人们的上空，徘徊不散。除此之外，“假洋鬼子”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鲁迅通过描写“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又到东洋学习，回来时辫子没了，腿也直了，又弄了根假辫子，直接讽刺了当时留洋的人完全是为了赶时髦，思想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另外，阿Q对没有辫子的人如此厌恶，那么他对自己的辫子定会十分重视，珍宝样保护起来，然而，阿Q却经常惹得别人揪住他的黄辫子，在壁上碰四五个响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是辫子容易抓，抓住后不容易脱逃，但更重要的是这映射出一个事实：阿Q自认为身份很高，实际在人们眼中他什么都不是，地位卑贱、低下，为人取笑、痛恨，这就烘托出阿Q生活的环境到处是不屑的眼光。就“辫子”这样一个细节，就映衬出阿Q的社会地位，应和了全文的基调，同时又将阿Q的性格展露无疑。这是很成功的一笔。后来革命党进了城，有人参加革命了，阿Q也追赶时髦，把他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辫子盘在了头顶上，他平日里叫别人“假洋鬼子”，殊不知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此时此刻，他不觉得没有辫子丢人了，他也不再嘲笑钱太爷的儿子了，他反而要投身革命了。通过写阿Q对“辫子”态度的转变，也说明阿Q有了革命意识，这正好和小说中直接写阿Q要投身革命相应和，同时，这样一笔也使阿Q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也许阿Q是盲目的、是无知的，并且他参加革命的目的可能很狭隘，可是，当时的人民要革命也是要经历这一步的。可见作者真是煞费苦心。全篇专门写“辫子”的地方不多，但是，就这样一笔带过，也深意无限，耐人寻味，真是于细节无声处，展露锋芒无限。小说《风波》描写了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在农村的反映。 一九一七年的中国，一场张勋复辟事件，险些颠覆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百姓有无"辫子"就成了那个特定时期所处的立场的标志，头发的作用又显然和前面两篇文章不同，“辫子”成了小说的线索，不断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也通过人们对“辫子”的反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封建统治将人们压迫的很深。在《风波》里，鲁迅正是围绕了在江南水乡发生的一场辫子引发的风波，揭示了国民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国民性弱点。文章一开始，鲁迅用最常用的先写景后些人的手法描述了农村傍晚美好的景色，九斤老太，七斤嫂，赵七爷相继出场，他们有的不满现实，牢骚满腹，有的懦弱无能，有的墙头草，小肚鸡肠。七斤每日乘船上城，知道很多不进城的人不知道的消息，同时辫子也不像不进城的人那样还垂在脑后了，  赵七爷听说皇帝坐了龙庭，将盘起的辫子已经放下来，到处吓唬还未觉悟的农民，因此引起了七斤家的一场风波。七斤的恐慌，七斤嫂不断的骂他是“死尸”，是“囚徒”，就是因为他被别人剪了辫子。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皇帝并未坐龙庭，赵七爷的辫子又不见了，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村里人也恢复了笑嘻嘻的面孔。鲁迅用这些性格鲜明的特色形象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没有信念和无信仰的人的批判和讽刺。小说写了一个传言，继而写出了传言前后七斤夫妇的反应变化，赵七爷行为、语言的变化以及村里人对待七斤态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封建思想在人们心中仍旧根深蒂固，封建帝制仍旧坚不可摧，哪里还有新思想存活的空间啊？作者借助“辫子”这一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阐释了他渴望破除封建思想牢笼对人民的禁锢。“辫子”虽然没有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帘，但是它却适时显现。这三篇小说，都是在一九二0年至一九二一年写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反映了他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当然，鲁迅先生并不会真正颓废沉沦起来，他还会继续战斗下去。鲁迅先生关于辫子的描写和议论，代表了当时革命仁人志士的苦闷和怀疑。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它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发动群众，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强大的封建基础，所以革命一来，赵太爷、钱太爷之流由恐慌而伪装成革命钻进来了，不久便坐在官厅的位置上，光着头来审判阿Q。此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也描写过清朝人的辫子，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把辫子盘起来，显得很“别致”，别致这个词用的很好，讽刺了清朝的封建与国人的愚昧无知，从每个男子都有的一根辫子来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