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芳谱》的命运
《群芳谱》全书共30卷，约40万字，是中国明代后期问世的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全称《二如亭群芳谱》。“二如亭”是辑者家中的一座凉亭，用为书名。他以南宋陈詠所辑《全芳备祖》为蓝本，从格式到内容，都反映出受《全芳备祖》很大影响。明末清初，《群芳谱》在农林、园艺界风行一时。
编撰者为明代农学家王象晋。王象晋字荩臣，又字子进，号康宇，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官至户部侍郎，其兄官至兵部尚书。他本人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但他可能厌倦了官场生涯，一心向往田园生活，1607～1627年间，王象晋辞官回乡，自称“明农隐士”，在家乡营建“涉趣园”，率领家人佣仆经营数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并广泛收集了古籍中有关资料。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王象晋用了10多年时间编成《群芳谱》，成书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而据日本学者考证，《群芳谱》应该成书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者相差19年。不过无论怎样，书成时，大明朝已经十分不妙是肯定的。
学术界历来对《群芳谱》研究甚少，研究者言论中也以贬者居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康熙年间《广群芳谱》的问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乾隆年间对《群芳谱》的贬低。双重打击，把《群芳谱》逼到墙角去了。
《群芳谱》问世以后到康熙后期的数十年间，有过多个版本，一度相当流行，这让清“圣祖”康熙有些不舒服，毕竟这是前朝留下来的东西。康熙四十四年，“圣祖”亲自主持成立了编辑班子，叫那些大臣们针对《群芳谱》的毛病，繁的需删、错的需纠、先破后立，让他钦定的《广群芳谱》能够“昭示万世”。
平心而论，康熙对《群芳谱》的评价还是相当客气的，他说：“近人所纂群芳谱，蒐（搜）辑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但他用《广群芳谱》代替《群芳谱》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果然，《广群芳谱》在三年后成书，立刻风光无限。
到清乾隆年间，由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提到康熙为什么要下令编纂《广群芳谱》时，把《群芳谱》说的一无是处：“（群芳谱）略于种植而详于疗治之法与典故艺文，割裂饾钉，颇无足取。圣祖仁皇帝诏儒臣删其舛驳，正其舛谬，复为拾遗补阙，成《广群芳谱》一书，昭示万世。”
这段话中提到的“圣祖仁皇帝”，就是乾隆的爷爷康熙。其中“饾钉”（douding）的意思是说《群芳谱》词藻堆砌、不精炼。“舛驳”（chuanbo）是说《群芳谱》内容庞杂、不一致；“舛谬”是说《群芳谱》不但庞杂、而且荒谬。而这些词语，却与康熙的原话大相径庭。
由于乾隆年间对《群芳谱》“割裂饾钉、颇无足取”八个字的盖棺论定，《群芳谱》只能落得个悄然退出农林类书历史舞台的结局，从此一蹶不振。
时至今日，《群芳谱》的命运并未彻底改变，不仅出版界对它毫无兴趣，连不少农林学者也对它视若无睹，恐怕仍然是受这八个字的影响吧。
《群芳谱》真的如此不堪吗？
《群芳谱》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农业上，它对促进当时农林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作出了相当特出的贡献。如稻、麦等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果木的养护管理技术，麻、棉的整枝技术，堆肥的沤制技术等都有详尽记录。如对于土壤管理，辑者就总结出“地不厌高，土肥为上。锄不厌数，土松为良”的十六字要领，相当精辟。特别是在《果谱·接果》中，辑者对嫁接技术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从接穗砧木的选定、工具的使用，到嫁接时的“心、手稳”，最后还介绍了身接、根接、皮接、枝接、靥接、搭接六种嫁接方法。在针对无花果的扦插时还说到：“当置瓶其侧，出以细流日夜不绝。”这种类似于现代滴灌法的技术措施，在当时应该是既大胆又领先的技术措施。
《群芳谱》除总结了当时许多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外，还积极地探讨了农业生产的抗灾救荒措施。如在预防霜冻灾害时，介绍了覆盖、烟熏、施肥等方法。为抵御自然灾害的到来，对刚刚进入中国的高产作物甘薯进行了大力推广，并经过试种，总结说：“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事实证明，甘薯因其高产、稳产，后来很快得到了推广种植。说明在明代，我国的农林业已得到长足发展，有许多新技术已经在农作物生产上开始采用。《群芳谱》一书对这些先进农林科学技术的记载介绍，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十分相似，在同类古籍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但是这并不表明，《群芳谱》仅仅是一部“农书”。
实际上，《群芳谱》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辑者把全书分为元、亨、利、贞四部，再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12谱进行分类，记载各类栽培植物达400余种（其中观赏植物约占一半），绝对是中国十七世纪重要的栽培植物经典。每一种植物又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栏目。对一些重要花卉，又收集了很多品种名称，这在此前的类书中是从未见过的。辑者尤其重视植物形态特征的描述，记述详尽细致。并注意一些别称、俗称的订正，纠正以往混淆之处。可以看出，为此辑者对观赏植物做了许多观察记录。有人统计，《群芳谱》首先著录的植物种名、后为《中国植物图鉴》及《植物学大辞典》所采用的就有30多种，其中有玫瑰、贴梗海棠、垂丝海棠、棠棣、玉兰、美人蕉等等，可见辑者的植物学知识相当丰富，也非常好学。不能否认，《群芳谱》一书在园艺植物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仅仅把《群芳谱》视为“农书”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农学家编写了《群芳谱诠释》一书，出于将《群芳谱》定位为农书的构思，对《群芳谱》作了大刀阔斧的删节和改动，如有关天文、占候、诗词等内容被全部删除，各谱前的“简首（概述）”被大量改写，其中“花月令”、“花异名”、“雅称”、“花神”等内容也一概删去。据说他原想把“卉谱”也全部删去的，后有朋友劝阻才作罢。他又增加了与原植物名称有连带关系的条目，还将各谱植物的序列作了调整，还撰写了多篇资料性文章作为附录。这些动作，无疑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尺度，不是“诠释”两字能涵盖得了的。
由此看来，《群芳谱》的命运仍然坎坷。
当然，《群芳谱》的瑕疵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内容广泛，辑者往往引用许多典籍中的资料加以论证，但又经常不注明资料来源，以致鱼目混珠，甚至互相矛盾，确有“庞杂”之嫌。“略于种植而详于疗治之法与典故艺文”一说，也确实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毛病。不过这个毛病，连后来“昭示万世”的《广群芳谱》也未能完全幸免，那么何苦独独对《群芳谱》如此苛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