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坛'清初六家'之——王时敏,主张恢复古法,反对自出新愈

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坛上,有两个风格迥异,但影响力都极大的画派。一派是由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huī)组成的“四王”;另一派则是由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kūn)残(石溪)四位僧侣画家组成的“四僧”。

虽然放到今天来看,“四僧”的品味广受美术史学家的肯定,但在当时,最受追捧的还是“四王的”作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四王”中的领袖人物,王时敏。

王时敏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王锡爵在明朝担任内阁首辅,位高权重。王时敏从小喜欢画画,遇到名画真迹,只要喜欢,王锡爵便不惜重金,买来给孙子临摹观赏。

有一次,王锡爵为了给王时敏买一副北宋李成的《山阴泛雪图》,花费了 400 多两银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中等收入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王锡爵更是嘱托大书画家董其昌,作为王时敏绘画的启蒙老师。那个时候,董其昌已经当过皇长子的讲师,名气很大。王家也是高门大户,因此董其昌给宰相之孙当老师,也可谓门当户对。

董其昌也很喜欢这个少年,并悉心加以教导。王时敏 12 岁那年,董其昌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套画稿,作为临摹的粉本,里面有王维、荆浩、董源、米芾、范宽、李成等历代名家的树石图形,还有笔法要点的总结。

年少时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王时敏学画便从摹古入手,这对他日后形成的仿古绘画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他一生艺术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历来重视出身,师门厉害,徒弟也会被高看一等。王时敏能够师从当时领衔画坛的董其昌,加上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年纪轻轻就成了画坛新锐。待董其昌去世后,更是成为新时代的领袖人物。

王时敏一生经历了明清两朝。他在明朝生活了 54 年,又在清朝的统治下生活了 36 年。18 岁那年父亲去世,次年爷爷王锡爵也去世了。按照朝廷惯例,王时敏顺势继承官位。

但是,大明王朝的气数,此时已将走到尽头。王家四代为官,对政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王时敏见大势已去,决定退隐。49 岁时,王时敏决定辞官,并开始专心绘画。

可是好景不长,清兵迅速南下,安逸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说来不可思议,像“四僧”这样的贫民百姓,面对国家危亡,尚会参加抵抗。可是王家这样四代为官的家族,心态却很平和,可能他们也已经看清了明朝腐朽的真面目。

所以当清兵打到家乡太仓时,王时敏作为当地的领袖,便带着全城百姓归顺了清朝。以儒家观点来看,王家一定是要背千古骂名的。可如果从今天人道主义眼光看,王时敏保全了一城百姓的性命,也许更容易理解一些。

但无论如何,归顺一事,还是给王时敏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入清之后,王时敏闭门不出,隐居书画,留下的绘画作品也明显增多。

王时敏这一时期的作品,以诗入画,借画品诗,古人的各种画法,王时敏信手拈来。尤其是在用色方面,打破了水墨、青绿、浅绛、没骨等画法的条条框框,用色用墨老辣深沉。

事实上,受董其昌影响,王时敏自幼走的便是临古摹古,追求传统趣味的笔墨之路。他认定仿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绘画要处处看齐古人的经典样式。而那些同时期自出新意的画家们,在王时敏看来,都属于野路子,不可取。

清初“四王”的另外三位,王鉴是王时敏的子侄辈,两人的绘画思想相当一致。王翚(huī)是王鉴的学生,也受过王时敏的指导。王原祁则是王时敏的孙子,更是与他一脉相承。

清初“四王”的活动时期,前后跨度非常大。从王时敏出生的 1592 年算起,到最后王翚离世的 1717 年,前后 125 年。他们共同信奉的摹古一派,成为了清朝初期的主流画风。

与其说“四王”引领了时代的审美,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四王”。清朝初期,满汉矛盾十分激烈,统治者需要缓和对立,就请汉族文化名人出任朝廷命官,表示自己对于汉文化的友好。

“四王”就是绘画领域的不二选择。一方面,“四王”传承的是董其昌的画坛正脉,有一定的威望和规模;另一方面,“四王”对于清朝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且“四王”绘画中,那种安稳典雅的感觉,确实比个性古怪的“四僧”画风,更符合清廷的需要。

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清朝总的文化走向,就是喜欢集大成的时代。编撰全唐诗、四库全书,都是在清朝。

绘画上呢,“四王”的主要工作也是集大成。他们集的是古人的笔墨。不像宋人,追求如何真实的表现自然;也不像元人,追求如何更好的抒发内心。“四王”热衷的,是如何提炼古人的笔墨样式。

当然,“四王”提倡的仿古,显然也限制了很多人的个性创造,大家在家里闭门造车,使得山水画成了一种千篇一律的程式存在,在我看来,这也是“四王”存在的时代局限。

王时敏 山水十开

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自幼走上了摹古的道路,并且在日后的不断积累研习中,渐渐形成了他思想理论上的原则,他力追古法,刻意师古,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王时敏师古人画,形体、样式甚似,但与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样了,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精神气质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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