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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女儿红是糯米酒的一种,主要产于中国浙江绍兴一带。早在宋代,绍兴就是有名的酒产地,绍兴人家里生了女儿,等到孩子满月时,就会选酒数坛,泥封坛口,埋于地下或藏于地窖内,待到女儿出嫁时取出招待亲朋客人,由此这种美酒便得名“女儿红”。这种美酒,之所以那样诱人,实在得之于充满着漫长的期待。
如今,过年也没有了年味。就象现在的酿酒,根本不用自己亲自焙烧了。而是从别的地方购买了酒精,拿回来一勾兑,立马变成了酒。再加上精致的包装和过分的渲染,那就更不得了,名酒由此贵重。其实,没有了酝酿,便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便没有惊喜;没有惊喜,便没有心思;没有心思,便没有灵魂。
过去的过年,充满着欢声笑语。每家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筹备,而且更要精心谋划。每一天都是精细的,甚至每一个时辰都是丰富的,其中充满着神圣性和喜悦性。那是旧的一年的精心酿造,从春耕播种开始,历经仲夏耕耘,饱尝秋霜洗礼,直到丰收冬藏,于是迎来了享乐的丰年。如此周而复始,构成了先民的生活。每一次成长都经历艰难的劳作,精心的培育,心中充满着无穷的期待。“春种一料粟,秋收万颗籽”,这种由一而万的过程是艰辛的,是无奈的,是充满风险的,更是充满等待的。
厚重的欢乐来自书香浓郁的文化味。过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大事。首先要回故乡。别人家可能没有什么感受。我到是感受最深。每到春节前,祖父总要带我往祖父的老家泗县去。给去世的更长辈们上坟烧纸,然后一家一家去看望一下,在一块儿聊聊过去,聊聊生活,聊聊他们的童年。我在边上只有侧耳倾听份。其次需要贴春联。据说过去贴春联有讲究,是一个人家最明确的标志。朱元璋送给屠夫家的“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对联就能说明问题。而且,对于一般人家来说,对联都是自己亲自写出来,实在写不出来,就用两只蓝边碗沾墨盖圈,一边七个,那也说明这家文化程度。小的时候,祖父要手把手地教我写毛笔字,就是为了写好我家的春联,可惜到现在我也没有练好。我喜欢读春联,每走到一处,特别是过去下基层开展工作。但现在走近每家门前,再也分辩不清谁家的职业特点,没有一点明显的痕迹。再其次是做年夜饭。当时的富足很有限,但就是这种有限的富足却让人回味无穷。过去说少吃多有味,现在的生活已是节节向好,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交通发达,流动性强,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长期的这样生活,浸淫其中真的才能理解有节制的快乐才算快乐。再有就是拜大年。每家每户找老年人,找长辈,看到长辈就给他磕头、索压岁钱。家里困难一些的,就拿出准备好的瓜子糖果分发完事。最后就是聚在一处,喝酒、耍钱造乐趣。直到年十五以后,众人方才散去,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样的春节就象开在村庄上的一族鲜花,突然的怒放让人惊喜,让人爆发,让人充满着期待。
厚重的欢乐来自勤奋劳作的生活味。过年意味着可以歇息一段日子,意味着可以停下来检点一下自己的收获。杀一头年猪是一个富裕家庭都要做的事情。节前的几天,早早的一家人烧好几锅开水,家里围满了人。然后屠夫就挑着杀猪桶来了,请好的几个青壮年来到主人家的猪圈打开门,拖出肥猪…这时候的欢笑声激荡在村庄的上空,昭示着勤奋人家的富足与快乐。过年的仪式充满着深重的生活气息。要喝腊八粥,记住苦难生活;要进行祭灶,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要在院子地上划灰圈,代表着家里的粮屯,划得越多,来年越丰收,粮食越充足;还要烧“狼烟”——我怀疑这么一个习俗不具有普遍性,可能是我们朱姓人家独有的一种反抗元朝暴政的举动。当然祖父在世时既没说清楚,我也就囫囵过去,如今再想找出处,实在没办法了。再有就是煮饺子喂耕牛。大年三十守夜,每个人都不准睡觉,点着一夜的长明灯,到了“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十二点,长辈们就叫家里的长子长孙去煮饺子,自己吃完了。然后盛在脸盆里,再放入几个包子,端进牛屋给老牛吃。长辈们说,一年忙到头,老牛也该吃上一顿饱饭了。压岁钱可能是农耕时代分配方式的最集中体现。正月初一早上,吃过饺子,家里最有权的长辈便每人分发压岁钱。拿了钱也不好意思数一下,一把抢过来,飞奔出门,寻找小伙伴耍去了…
编辑:董祖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