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头缠白布，十九赤脚草履”，张恨水笔下的重庆形象：充满了下江人的傲慢与偏见
在张的笔下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作品主要展示的是自浙沪一带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他在《重庆旅感录》中这样写道：“四川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然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又川谚谓下方日脚底，故下江人又称之日脚底下人，苟客不悉其由，乍闻之，必当勃然色变。……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也”。
渝中区民权路
在下江人眼里重庆当地人比较“土气”。“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显示出重庆人的豪爽与坚忍。重庆当地人穿戴风俗独特：“川人无论男女，喜头缠白布，十九赤脚草履，在寒冬时，上衣长袍，下赤双足。”显示出重庆淳朴而剽悍的民风。
洪崖洞天成巷
而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下江人多是家庭显赫的贵族，投机倒把的商人，斯文儒雅的文人，漂亮的交际花，他们迫不得已随着国难漂泊到重庆。张恨水的《巴山夜雨》、《牛马走》、《傲霜花》等有关重庆的“国难小说”都是以“下江人”的叙述视角写的。重庆人勤劳朴实，生活艰苦。他在《重庆回忆录·摇曳空箩下世人》中写道：“在华北看小贩无往非车，在四川看小贩则无往非担，日盖山崎岖……此项负担小贩，常黎明入市，对碟挤箩筐中，高与扁杖齐……头额汗未干，拖起疲劳之步”。
十八梯的吊脚楼
重庆形象的“外衣”主要是通过重庆的文化符号来表现的，而笔者发现这些文化符号的背后的不纯粹，充满着寓意。就房屋来看，“风雨吊脚楼”、“茅草屋”是当时重庆居住苦难的文化符号。他在《待漏斋》一文中这样写道：“所居茅屋，入夏为暴风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补之，则辞以无草。盖乡间麦秆，既已售尽……床前无处不漏，亦无处不注。妇孺皆瓦器磁盆接漏，则淙淙铮铮，一室之中钟鼓齐名”。《巴山夜雨》开篇就写道：“这屋子虽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茅屋一带的人，可不是天生下来就住着这种茅屋的。他们以为这种叫做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多么戏谑的文字，风雨吊脚楼带给了他水深火热的痛苦。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类似的语言来描摹吊脚楼和茅草屋。然而，张在小说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达观贵人的豪宅公馆，例如《巴山夜雨》中的方院长有好几处公馆，自己经常不住公馆，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副官。他把这种风雨吊脚楼和公馆加以对比，从而揭示出重庆贫富差距之大，透出作者强烈的“惟富不仁”的思想。
望龙门
离开重庆后，他对重庆进行了回忆和想象。在《山城回忆录》中写道：“重庆战都也，不可忘，且其地为嘉陵扬子二江中之半岛，依山建市，秀乃至奇。又川地，山河四阻，业而下，民风颇异于江河南北，离川二载，转念思之，为写山城回忆录”。在张的心中重庆是民风独特、风景秀丽的僻壤之城。对于在平原住惯的张恨水来说，山给他带来了痛苦。《山城回忆录·无处不爬坡》中这样写道：幼读李白蜀道难之诗，闭目沉思，深疑是难不可想象，实则其在难，而不在险。盖川中山地，取石易径，大道小径，均曡长石为坡，无险不可登……上下石坡上千级，令人气踹”。山是张恨水笔下最显著的重庆地貌符号，也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形象。重庆是闻名遐迩的山城，加之是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码头城市，故多坡，多台阶，人们每天的出行都免不了爬坡上坎，然而重庆又是一个离不开“挑“抬”和“拉”的城市，这种爬坡上坎必然造成人民如牛马般的痛苦。作者在《安步当车》中这样写道：“山城多坡，马路鲜有半里平坦者，设不轿而车，深令人上下艰难，其上也，人力车夫弓如落汤之蛇，颅与车把，俯伏及地，轮如胶粘作蜗牛之移动。……重庆谓为安步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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