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三大命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朱熹的思想对早年的王阳明影响十分巨大，朱学作为当时朝廷所推崇的官方学术，朱子学被提升到儒家正统的地位，自然王阳明早年接受教育只能是朱熹的理学套路。
后来阳明成年结合自身经历，以及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更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学术理论，以之来解释和运用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中。这自然有其必然性及合理之处。
对于格物与诚意之说的关系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知行关系问题上来。而知行关系的争论，历来的学者之间的争论没有停止过。朱熹认为知先行后，先知而后方能行，故格物在诚意之前。
但王阳明则不这么认为，他将格物与诚意看作同时发生，认为格物与诚意是体用如一的。格物是用，诚意为其体，依照其知行合一的观点，格物致知乃无先后之分，格物同时就能够致知，而知至则能意诚。
诚意者其真正表现在，其意识和行动层面就是要能够不自欺，达到行为与意的完全合一，但要注意的是此意，是特指由明天理之心之所发得来。
朱熹将致知与诚意分作两步，致知在他看来属知的范畴，把诚意则纳入行的范畴。他认为是需先通过格物致知，将外在天理充分明白于心，然后通过此天理明白之心所发的意来指导人的行为，如若是依此心行，不自欺，则是为善，也就可以称之为意诚。
这也就是诚意的过程。在诚意上王阳明虽和朱熹说法相似，但王阳明不认为知和行是有先后之分的。阳明对于格物的解释和认识，是他学术思想与朱熹完全分化的基础标志。从彼此最为根本的对事物的认识层面，理清了双方的逻辑起点的不同位置。
朱熹格物目的是要在外物上，寻求在物上的先天自存之理，他的认识理的手段是要穷理，一事物之理，需得穷其十分，完全透彻明白，方为穷尽一事物之理，则理明知至。如此类推下去，穷尽事事物物之理，则能穷尽天下之理，达到彻底的明全体天理于心。
朱熹把致知纳入知的范畴，而把诚意纳入行的范畴，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有先后之分，须是先格物致其知，然后依所得理去行，真知此理了，方能诚意。
朱熹如此将致知诚意分作两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他学派对于朱学的责难，即作为正统儒学的朱学，其理论缺陷不能调和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而不行与言行不一的实际困境。
若依其论说，需先穷尽天理才能致知，然后诚意，才能行天理，那如果知未至十分，岂不是永不得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与朱熹完全不同，他认为本体之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要明此理需向外求，需向物求，就是要格物。
此物只是外物，是物理之物。是理、气相合而化生的宇宙万物，是自然之物。天理是内化于人自身心灵之中的，这即使得后来王阳明倡导的人人成贤成圣得以可能。
从理论逻辑上，化解了朱熹格物致知说中，可能存在的因个人愚智差异，而导致的格物不得知而未能行的理论窘境，同时也从理论上解决了世人知而不行的道德困境。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过程是由心体推致事物，由内到外。
其致知的过程与朱熹的由外至内恰恰相反。对于格物致知的实现过程，王阳明用诚意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反对朱熹，对格物诚意之间关系所作出的解释。
他是从知行合一的观点上来诠释格物与致知的关系的，其认为格物致知只是一事，而致知与诚意之间是做顺承关系，因而格物与诚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合一的，若以体用关系来看待格与诚意之间的关系，则格物是用，致知为体。
关于知行合一的最终目的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了获得现实道德实践的推动力量。知道了孝是什么，和知道怎样行孝，对于一个人来说，都表明他已经内心明了孝的具体概念和操作方法。
孝是一种道德评价，是对子女对待父母行为的称呼。如果一幼孩其不知何为孝，父母也没有教导其要如何为孝，而其邻居家有老人，其子对老人行孝，幼孩每日眼观心受，对邻居之子每日如何侍奉父母一样，每一举动都铭记于心。
随年龄长大也知道了邻居之子所为是孝。当这幼子知邻居是孝，而未曾如此侍奉还未老去的父母之前，他心中已然知孝。待其父母老去，他也会如同邻居一样去行孝于他的父母。此知孝为知如何行孝之为，不能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称之为孝或者孝的。
只是掌握了为善的具体实践步骤，具有了为善的能力，而其为善的动机尚未呈现，其也未能具体的将所掌握的为善能力表现出来。
所以''知孝’’这一词背后应含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即包含了孝的动机，并现实中确实行孝的知孝与不包含孝的动机的，只知如何为孝且未有过行孝的实践。王阳明所说的知孝显然是前一种，故用后一种知孝，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的''知孝’’，则会产生现实的矛盾。
王阳明把知孝以知行兼备的观点来看，他的知孝在知行合一中，可以看作知孝与行孝的兼备状态。孝的属于对人的道德评价，道德评价更注重具体的道德实践行为，说某人是孝的，自然是此人有实际行孝的作为，也是对行为的道德评价。
因而知孝和孝的同属道德评价，道德评价又是以其行为和目的，共同评价作为考量和评价的基础，所以道德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善的动机上，就道德的最终目的来说，是要达成道德实践。
没有了道德实践的道德律令，可以将之归于前文中说到的，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及其良知说上来。良知说强调内在的意向，也就是此天理之心所具有的道德性是善的本质。
但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其更加注重的是，通过个体实践的道德性，来将他内心的良知，即所谓意向的道德性体现出来，进而成为圆满的现实道德完成，以达成现实的道德性。
良知说是从人先天的善的本质上强调人先天具有善的动机，知行合一则从具体实践事为上来强调行为的重要性。在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说的观点下来看，良知只是人善的动机，是人能够完成善的开始，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即善的完成。
意向的善不是真正的善，在没有落实到道德实践之前，意向的善虽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不具任何道德的价值和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