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导师，祸国殃民，为何对王安石会有这两种极端的评价？

王安石，又称荆公。他是继范仲淹以后又一位对大宋影响深远的改革家，有人把他奉为精神导师，有人却认为他是离经叛道的疯子，两种极端的评价其实所映射出来的，是一个复杂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父亲王益是基层官员，良好的家室使得王安石从小就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教育，再加上父亲是基层官员的原因，王安石也经常能跟父亲一道了解一些下层百姓的疾苦，这让王安石对百姓贫苦感触颇深。1037年，王安石和父亲一同到京师，他以文结识曾巩，由此认识了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是大文豪，他特别喜欢王安石，虽是前辈，但是却对王安石这个后辈倍加推崇。

16岁的王安石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不得不说他确实称得上神童。21岁那年，王安石考中进士，官场大门为他打开。王安石有才华，他也是抱着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心思，扎根地方，每到一处，王安石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留下良好的口碑，朝廷中很多高官都很赏识他，所以，他的名字也不止一次出现在皇帝的案头上。

王安石很在意自己的名声，即便他确实政绩斐然，但他就是拒绝越级升迁，然而由于优秀的政绩，王安石最后还是到了中央。在地方上呆了很多年，他自然很容易就瞧出了地方上很多积弊，上《万言书》要求宋仁宗改革，宋仁宗一听改革就头疼，这位保守的皇帝最终没有采纳王安石的主张进行改革。

王安石傲，他知道皇帝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索性做一个佛系青年，寄情诗词，做一个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的词人，后来，他又辞了官，即便是多次征召他出仕，王安石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文人多傲骨，尤其像王安石这样有才华的人更是如此。

对他来说，皇帝既然并不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那就没有必要再为皇帝服务，毕竟，王安石他要的并非升官发大财，他要的是实现政治理想，为国为民，造福百姓。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但幸运的是，王安石遇见了自己的伯乐，宋神宗。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心要刷新朝政，作为改革的急先锋，王安石没几年就从江宁知府被提拔到中央做参知政事（即宰相）。

这时候的王安石，他已经快五十岁了，手握大权以后的他还没喘口气，一下就颁布了一揽子施政纲领和法律法规，而且是要各地限期完成。对于他人提出的异议，比如改革步伐是否太快，是否调研以后再实施，他一概不听，愿意改革的，升迁；提出异议的，靠边站。

所以，王安石骨子里是带了一股霸道，这种霸道不容别人质疑，王安石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为民，都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确实是需要有一种斩钉截铁，一锤定音的气质。

但同时也要考察民情，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此外，即便是要改革，也需要循序渐进，考虑多方面的影响，也不能搞一刀切，让原本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坏事。

因而，王安石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有才华，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他一心为造福民众而努力奋斗。但是，他高傲，决绝，急躁，这让他实施的新政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一大群有识之士才会反对他的新政，比如司马光，苏轼。但这种针锋相对也只是对王安石的政治理念的不认同，对于王安石这个人，几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和士人无不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