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新那 | 父母特别恩爱的家庭，下一代会好吗？

 阿舒的话：

刚刚得到消息，赵新那先生于2020年12月22日18时在长沙逝世，享年97岁。用这篇旧文表达对赵奶奶的哀思。

黄培云对赵新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觉得特别好笑，因为说这话的时候，两个人站在赵家的厨房，黄培云手里的碗，全是赵家的。

黄培云是来赵家吃饭的，事实上，当时所有的中国留美学生，如果收到了赵家的邀请，一定会欢欣鼓舞——赵家的主厨，是杨·脾气火爆·但做饭真的好吃·全美最会做中餐的女医生·步伟，赵新那的妈妈。

1946年赵元任（前右）和杨步伟（前左）银婚，全家合影。黄培云（后左一）和赵新那（后左二）

如果还不知道杨步伟的人生有多彪悍的同学，可以先点击这里补习一下功课：在杨步伟32岁的时候，你敢叫她剩女吗？

杨步伟做饭有多好吃，举几个例子。陈寅恪没成家的时候在赵家搭伙，吃得不亦乐乎。赵元任劝陈找个太太，陈答：“不要，现在也很快活。”吴宓日记里，从1927年3月到1928年10月，几乎天天去杨步伟开的清华“小桥食社”吃饭的记录。

清华的学生们一开始抗议，说“小桥食社”只对教授开放，这是对学生的歧视，“不知写了多少信要求来吃，而那些亲自来要求的，一天给大门都要跑破了。”杨步伟解释，按照校规，学生都在学校包饭，不可以在小食堂吃饭。学生便表示，他们会自己去请求学校当局同意。杨步伟以为他们只是说说，结果到了开学校评议会时，学生们真的去请愿（为了吃口饭，大家都很拼）。

赵新那的姐姐赵如兰收藏的宾客签名笺，记录了1943年前后赵元任家庭聚会的盛况。

黄培云到赵家吃饭，是在1941年。赵家每顿饭都特别热闹，杨步伟一次烧饭，可供几十个人吃，饭后表演唱歌跳舞，剩一堆盘子和碗等人清理，黄培云不会跳舞，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洗了一会儿，18岁的赵家二小姐新那到厨房来帮忙，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求学时代的黄培云

杨步伟原来并不打算生那么多孩子，她原本连结婚都不想，一心想要开医院，治病救人——结果一生生了四个女儿。

赵新那这样介绍自己的姐妹：

大姐赵如兰（Iris），1922年出生，比自己长一岁，出生在剑桥，父亲曾告诉好友——英国哲学家罗素：中国人口的第四亿零一个成员诞生在我们赵家。姐姐2013年在美国去世。

我，赵新那（Nova），Nova，在拉丁语中是“新”的意思，寓有新中国之意，1923年出生，哈佛大学化学系毕业，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教授。

大妹赵来思（Lensey），1929年出生，作家。Len sey（国语罗马字拼音，汉语拼音为 Len Sei）两个音节从没有对应的汉字，而上学写名字，麻烦可多了。二妹赵小中（Bella），1931年出生，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二妹的名字是大妹取的，大妹刚两岁，望着家中墙上的对联，当时只识“小”“中”二字，于是奶声奶气地冲着二妹喊“小——中——”，二妹的名字就这么定了，赵小中。

父母感情特别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赵家四姐妹告诉你，百感交集。

在《杂记赵家》里，随处可见赵元任情意绵绵的批注，这对夫妇的爱情来得很晚，但天王盖地虎，火花对对碰，见第一面，赵元任对杨步伟唱了个歌，第二天，杨步伟写，“赵元任荡啊荡的来了”。

父母亲密无间，往往会令儿女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可能父母自己也这样想。赵元任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时候，夫妇俩决定去欧洲旅行，补偿蜜月。当时如兰和新那都很小，夫妇俩为了玩耍愉快，就把两个孩子送到一户法国人家里寄养——真是心大。结果，等他们回来，杨步伟得意洋洋说，还不会讲话的二女儿，已经学会讲法语了。

杨步伟与赵元任

陈西滢和凌淑华的女儿陈小滢曾经这样评价杨步伟：“赵伯母是个爱丈夫、照顾丈夫无微不至的人，但对孩子的照顾没这么细致，就连她最后一次住院医治，临出门前，她还在嘱咐赵伯伯的衣食住行，她的孩子们对于她的感情远不如对父亲那般深厚。”

有一年，赵新那得了白喉，非常凶险。杨步伟给她打了血清，然后要观察，“我妈坐在我旁边看我打血清有什么反应，她心情甚好地剥螃蟹肉。人家说她，女儿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吃，她坐在那儿反驳，说难不成还哭啊叫啊。”（《潇湘晨报》伍婷婷采访口述）

这一点，长女赵如兰也深有体会。杨步伟的《如何做中国菜》的序言里直接说：

写这本书，我不知道骂了如兰多少趟，她回我，两人又争执不休，如果不是无数好心的朋友劝阻，我们母女关系早就完全破裂了。诸位必定了解新式女儿和我们这些自认为新式母亲间的纠葛。何况我们两人饮食、烹饪、讲话、写作的经验都不同。幸亏完成最后一章我们和解了，我现在可趁机告诉读者此书所有的长处都应归我，所有的短处都归如兰。

赵新那常说，在他们家父母分两派，父亲是“蔫派头头”，母亲是“凶派头头”——杨步伟确实是凶的，不止一个人曾经目睹费正清的太太费慰梅到赵家赴宴，受她奚落没吃完就含泪离席，要知道，能把费慰梅弄哭的人还是挺少的。

赵如兰的性格其实更像母亲，她曾经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有个叔叔来书房抱她，“小朋友，我明天要走了，你会想我吗？”她当时正在看彼得潘，沉迷书中只觉得他讨厌，把他推走。第二个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大家都不说话。抱她的叔叔死了，叔叔叫徐志摩。

相比之下，似乎爸爸更像妈妈。

赵新那得肺炎和内膜炎，每天为她敷药的是父亲，一边敷，一边教她背九九乘法表，“我记得他背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然后慢慢地拖音，越到后面拖音越长，我病好了，乘法口诀也学会了。”她偶尔翻出父亲给她拍的那张敷药照片，感动极了，“父亲为了哄我，在床上放了一堆东西给我拍照。”

四姐妹似乎都更愿意和父亲在一起，赵新那最喜欢的时光，是跟着父亲出门，他开车，她们就在后座唱歌。大姐和父亲唱男高音，两个妹妹唱女高音，赵新那唱女低音，车开到哪里唱到哪里，“那是没得完的。”这段往事，赵如兰也有回忆：

舒伯特是父亲最钟爱的作曲家之一，但我们唱的大多是他自己谱的歌曲。他随身带了小本子，里面都是要让我们分部合唱的歌；在家里或在户外没事时，他便把笔记本拿出来和我们一起练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到北京邮局等一份挂号信，坐在板凳上便看着笔记本上的歌谱唱起来。当我两位小妹妹来思和小中可以参与后，父亲便写较复杂的歌曲让我们练习。父亲在美国漫长的高速公路开车时，也和我们唱歌消磨时间。回想起来，他对我们的音乐教育是很用心的，虽然看似玩玩而已。他很少对我们训话，总婉转地引导我们学新东西，譬如他会把新买的乐谱放在钢琴上，让我们自己学。——赵如兰 《素描式的自传》

有一对名人父母，四姐妹有时也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赵如兰在南京考中学，口试的时候，考官看到赵如兰父亲的名字，忽然诡异地笑起来，问：“你知道你父亲这一刻在什么地方吗？”赵如兰并不知道，只好如实回答。然后，考官转身大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同事说：“赵元任到惠州考察方言去了。”——赵如兰的口试最终没有通过。

姐妹们内心深处还是对母亲十分敬畏的。据说，填志愿的时候，赵新那想要和母亲一样学医，可是杨步伟绝不同意，理由居然是——

“除非不嫁人了才学医，可我二女儿长得太美了，若不嫁岂不是暴殄天物?”

赵新那学了化学。

赵元任全家福

赵新那确实很美，当时献殷勤的人很多，杨步伟说“进大学之后剑桥的中国学生一二百人差不多每一个都约她出去过”，可是新那一个也看不上，说“没一点好感”。很多人悄悄跟杨步伟说，你们家二小姐太骄傲了，杨步伟回答，没办法，因为美。

身着旗袍的献花小姐。左起：赵元任次女赵新那、章元善女儿章延和章斐

很美的赵新那为什么会看上黄培云呢？她始终不肯说。

赵如兰说新那和黄培元都是合唱团的成员，是那样好上的。可是赵新那和黄培云只是说，我们是“志趣相投”。

但黄培云没有告诉赵新那，是他自己先偷偷跑去对杨步伟说：赵师母，我实在爱新那爱得不得了，可是追她的人太多了，我不敢再去请她了，你看怎么样？杨步伟就笑起来，说那你就去请她，如果她喜欢你，她会渐渐远离那些人。黄培云就把这句话当了圣旨，结果某日，新那手上多了一只钻石戒指，杨步伟说，哟，你们已经订婚了，为什么不讲？新那说，培云跟我讲，爹爹和妈咪不反对。杨步伟大笑黄培云“真会利用机会”。

宣布结婚是在胡适的生日派对上。1944年12月17日中午，赵家请客，来了四十三位客人。聚会上，赵元任宣布，赵家要嫁女儿了，首先出嫁的不是大女儿如兰，而是二女儿新那。

1937 年 7 月 ，赵元任（左一）一家（左四为赵新那）送胡适、梅贻琦等乘水上飞机到庐山参加会谈   赵元任/摄

新那说，当时所有人都特别惊讶，还以为是闪婚。其实两个人已经默默恋爱了两三年，很多采访者都来问新那恋爱过程，可是新那讲来讲去，只有黄培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自己给他磨标本：“在麻省理工学院，培云教我怎么样把样品放在机器里，怎么样磨光。Ｘ光是培云自己照的，我做样品。后来博士论文要自己打字，我父亲帮他打。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也许那时候，赵元任已经把黄培云看做家里人了。

赵新那和黄培云的婚礼，在次年7月21日举办。充当婚纱拍摄的是赵元任，他还承担手写结婚通知书，开车送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的任务。黄培云记得，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赵元任司机开车送小夫妇到剑桥市政厅并且充当了证婚人之一。中午吃的是便餐，吃完饭之后，赵元任开车送新那夫妇到火车站，开始一周的新婚旅行。

送行结束回家，家里有一堆“嗷嗷待哺”的学生。大家都说，赵太太，你嫁了这么美的女儿出去，必须要做一大桌菜补偿我们。杨步伟哈哈大笑，真的做了一大桌。结果大家正吃着，门开了，新婚旅行的小两口又回来了，大家都很诧异，杨步伟开玩笑说：“这是还没结婚就回门吗？”新那回答，我们出去度蜜月，一定吃得很苦，今晚妈咪一定会做好吃的，我们商量好，吃完这顿再出发。

1946年，赵元任和夫人商议，准备回国。这时，黄培云也有回国打算，跟岳父母一合计，决定让赵新那夫妇八月先回去，临别前，赵元任夫妇说：“我们明年就回来，等我们。”

这一别，便是二十七年。

回国之后的黄培云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当时货币贬值，学校有时候发工资，就用实物替代，黄培云回忆，曾经发过“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新那收到了父亲的信件，说自己回国前接到了中央大学校长的聘书，他不愿意做行政事务，又不好推辞，于是暂缓回国。

1951年11月，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黄培云和青年教师在实验室里讨论问题

那一代知识分子，当时都饱含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把自己的一腔热血都投入到学术教育中去，黄培云也不例外。修整校舍，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需要大量砖，他们就自己建窑压胚烧砖；缺水，他们就自己办小型自来水厂……

在19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要在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领域有所突破，需要用到一种特殊技术——粉末冶金。欧美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任务下达下去，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粉末冶金。

只有黄培云站起来说，他在麻省理工的时候，曾经学过一门粉末冶金选修课，30个学时，但因为是选修，所以不怎么重视。

时任中南矿冶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当场说，那就这么决定了，你来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

黄培云的后半生，便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他最终成为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

黄培云和研究生在一起

对于丈夫的决定，赵新那什么也没说，完全支持。1952年，赵新那带着一岁多的长子和刚满月的次子，从武汉大学来到中南矿冶学院，继续从事化学教学。

但很快，黄培云夫妇受到了审查，赵新那被怀疑是“特务”。两个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原来二战时期，美国和日本开战，哈佛大学受国家委托，开设中文班和日文班，培训美国大兵。日文班由一位教授负责，中文班由赵元任负责，叫ASTP，即“美国陆军特殊训练班”，黄培云和赵新那担任了助教。因为这个，他们被指控为参加特务训练。

抄家的时候，抄出两面校旗，一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面哈佛的，是夫妇俩毕业学校的校旗，也作为“美国国旗”，是黑材料，被没收了。

赵新那被剃了阴阳头，挂牌子批斗，又被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学习插秧，挑90斤重的担子。但说起那段经历，她特别轻描淡写，只是说 “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事情，而我是经历了这样一些而已。”

面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黄培云只有一句话：你们要拿出证据来。

他们依旧话不多，但说出来一句是一句。

1973年，仍旧在接受改造的黄培云夫妇忽然收到指令，要他们去北京。在那里，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父母——赵元任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北京访问。后来，父亲告诉新那，当时台湾“中研院”曾经宣布，凡是到大陆来的“中研院”院士，取消院士资格。赵元任是“中研院”的院士，但他说，我要回去探亲，你们看着办吧（最后这个指令没有贯彻）。

5月13日夜里，赵元任夫妇、赵新那夫妇带着赵如兰的女儿昭波一起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赵新那在很久之后，仍然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我记得周总理接见是5月13日晚上，晚上8点到12点，等到接见完了已到了5月14日，正是我的五十岁生日。我们说周总理工作太忙了，他说经常如此。快12点了，谈到金陵刻经处的工作，金陵刻经处是我母亲的祖父创办的。周总理交代去请赵朴初来，一会儿他就来了。第一次见到赵朴初还是在那里见到的。周总理和他交代金陵刻经处怎么整理、安排，周总理说赵元任夫妇要到南京去看看。

……

父亲平时话不多，那一次却抢着说话。总理跟父亲谈到了文字改革，谈到了《通字方案》，还说我父亲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他曾经想到清华去听我父亲讲课，后来我父亲被借调去给罗素做翻译，周总理就没有去清华了，要不然那时候就可能见到了。跟母亲谈到她的祖父杨文会（字仁山）创立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工作，还谈到了计划生育。母亲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1922年译了一本《女生须知》的书，提出了节育的主张。父母亲非常钦佩周总理渊博的知识和对情况的熟悉。会见中间，总理吃了一次药，母亲很不安，几次要总理休息，可是总理几次说，再谈谈，再谈谈。会见中，总理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夜点——粽子、春卷、小烧饼、绿豆糕，一个个都做得小巧玲珑、样式别致，适合老人食用，连馄饨都是用一只漂亮的小碗盛着。父母亲吃到了地道的中国点心，心情非常高兴，可是总理还遗憾地说，忘记关照厨师熬北京的粥请大家喝了。

——赵新那 黄培云《杂忆赵家》

见完父亲回到长沙，黄培云赵新那夫妇依旧是“反动学术权威”，北京一面，如同梦境。后来黄培云平反落实政策，“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他们说，始终不后悔回国的决定。

赵元任与罗素

直到1979年，杨步伟90岁生日，赵新那去美国探亲，全家人才真正重新聚到了一起。赵如兰拉着33年没有见面的妹妹，两个人哭了很久很久，母亲没有讲话，任由姐妹俩抱头痛哭。新那说，她们一起逛街，买了白色红色的玫瑰花，摆满了整个屋子，她们想起西南联大南迁之前，妈妈做了一个花篮，姐姐如兰采来许多鲜花，新那和姐姐一起鲜花的往事，那张照片，新那一直留着。

“那一刻，我才感觉全家人一下子回到了我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

杨步伟在两年后以92岁高龄去世。1981年，89岁的赵元任再次回到故土，如兰和新那陪着父亲见了许多朋友，在中央音乐学院，赵元任听着学生用美声唱法唱他的《卖布谣》，着急得不得了，他说不应该这样唱，可是没人邀请他，不好站起来。新那见了，只觉得好笑，于是鼓励父亲站起来做示范，他接过话筒，用无锡话开口就唱。

如今，赵新那刚刚度过自己96岁的生日，她忙着整理父亲的日记、照片和文字资料，她仍旧说一口北京话，最喜欢吃面包和麦片，有时候也会埋怨子女，“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她的代步工具是一辆电动轮椅，每天操控自如地在书堆间穿巡，她说，多亏了十几岁的时候考了驾照——不知道她是不是记得，母亲的回忆录里，她的驾驶技术非常糟糕，一度绝望地问母亲：“我是不是开不好车了？”母亲回答，没有的事，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她会玩微信，喜欢群聊，发照片，共享视频。她有时候还会去弹钢琴，虽然很多曲子，已经没办法弹了。可是家里来了客人，她还记得住父亲唱的《卖布谣》，还能哼唱两句。

儿媳说，她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有一次，不小心撞在柜子脚上，流了很多血，可是新那只是在摔下去的一瞬间“唉哟”了一声。

她真不愧是杨步伟和赵元任的女儿。

1、杨步伟，杂记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黄培云 赵新那，杂忆赵家，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4500

3、黄培云，黄培云口述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