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研究】真正的内部威胁：情报部门中的毒性行为 | 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Greta E. Creech，南卡罗莱纳军事学院兼职教授，安提阿大学博士候选人，在情报和国家安全领域有近25年的经验。她的情报生涯始于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之后转为管理职位。她还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担任了八年的俄罗斯团队负责人。
【编译】杨朔（国政学人编译员，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丁昊
【排版】陈育涵
【来源】
Greta E.Creech(2020)“Real”Insider Threat：Toxic Workplace Behavior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https://doi.org/10.1080/08850607.2020.1789934
【归档】《国际关系前沿》2021年第1期，总第28期。
期刊简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nterIntelligence《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是专家和学者们就政府和商业机构在制定当代情报相关决策和政策遇到问题时交换意见的媒介。与此同时，本季刊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以评估国家安全领域的发展状况。
真正的内部威胁：
情报部门中的毒性行为
“Real” Insider Threat: Toxic Workplace Behavior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文章导读
2018年，美国前情报部门软件工程师乔舒亚·舒尔特（Joshua Schulte）被指控犯下包括盗窃、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妨碍司法公正等多项罪名。在2020年的审判中，舒尔特曾经管理层同事的证词描述了一个充斥着欺凌、暴力、报复和疏于管理的工作环境，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史上最严重的打击之一。作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集体中的毒性行为与内部威胁有关。作者旨在通过回顾其他背景下毒性行为和结果的相关研究，探索团队氛围如何可能对任务构成威胁，即使没有泄露机密信息。
作者首先讨论了毒性行为的构成及其与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商业软件开发行业中关于毒性行为的文献，进一步论证舒尔特的行为这一理论假设。在对商业与国家安全中内部威胁的关系进行讨论后，作者对情报部门中的毒性行为可能构成的威胁进行了分析。
01
情报部门官僚迷宫中的权力与“毒性”
工作场所中的毒性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权力间的相互作用——滥用权力的人通过公开和被动的攻击形式来实现目标。然而，将这种对毒性行为的理解应用到复杂的环境中，如情报部门，需要确定毒性行为在其中的位置。作者在本节首先讨论了情报部门的权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毒性行为的研究概要，然后回归到舒尔特案件的研究背景。
情报部门并不是一个有着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的庞然大物，多个实体被委托负责战略、国内、军事、金融、执法的情报任务。垂直层次的主管和高级领导与结构模糊的横向团队、跨机构工作组及其他单位互动，这些单位可能是永久的或者临时的，它们本身就是互动的网络。因此，在情报部门中，权力往往是流动的、无所不在的。作者认为，有关医疗保健行业内的毒性行为的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思路，因为该行业面临着正式与非正式权力、互动文化、危机等复杂层面的挑战。如果医疗保健行业和情报部门的比较是有价值的，那么情报部门就理应受到关注。
情报部门的复杂性可以归结为六个具体的维度：规模及多样性；所涉及数据的广度和范围；对抗、否认或欺骗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低概率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及结果规模；以政治视角预测政策制定者期望的挑战；国家政治对情报结果产生偏见的可能。庞大的规模、复杂性以及情报部门的绝对数量为组织提供了权力，这种权力是垂直延申的，因为这些实体根据判断政治行为好坏的规则来制裁或奖励员工。权力也通过有关实体的相互影响而横向延申，卓越的人可以在相互竞争的环境中拥有更高的地位，这种竞争环境旨在服务于决策者在政策选择中最佳情报的需求。总之，工作场所中的毒性行为根本上是毒性人格滥用权力来实现目标的方式。
第二种研究从整体出发，认为工作场所中的毒性行为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团队氛围的退化来自组织文化和结构。虽然情报官员作为个体可能不是毒性行为的起源，但由于工作的性质，“毒性”人格仍是情报部门动态的核心。毒性人格往往会出现在高级别成员中，他们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组织内部尊重和礼让的政策目标与行动脱节了，那些从毒性人格的活动中收益的领导者助长了这种错误。
02
毒性行为对任务的威胁
本节作者从讨论情报部门中合作与竞争的紧张关系开始，通过三种功能结构对情报部门中的毒性行为进行分析。
作者认为“毒性”行为很可能导致了赎罪日之战中以色列一方情报的失败。在入侵前几天，许多以色列分析人士得出结论，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的能力超过了原有的估算。然而，他们的分析被以色列战时的权威——军事情报总监Elz Zeira和陆军中校Yona Bandman的观点所淹没，他们认为叙利亚和埃及都没有空中支援或通过弹道导弹来发动攻击的能力。他们都表现出独断的管理风格，缺乏长时间的公开讨论，结果他们的错误估计致使以色列在20天内有2688人到2838人丧生。
除此之外，毒性行为既不同于冲突，也不是冲突后自动生成的结果。当冲突中的权力具备进攻性质后，毒性工作团队就会出现；男女做出有害于集体的行为的可能性相同，但男性倾向于选择公开的侵犯形式，女性通常选择相对被动的控制手段。
译者评述
本文探讨了工作场所中的毒性行为如何在情报部门中体现出来以及其产生的影响。总的来说，团队中的毒性行为可以产生于个体层次，也可以产生于结构层次，而个体层次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结构压力下的结果，所以需要对情报部门团队氛围的建设加以重视。团队需要培养一种重视集体利益的环境，向个人灌输积极的价值观，促使成员形成对组织的共同责任感，以防止个人利益和特权压倒组织的需要。
保证情报部门的正常运作，需要增加对集体权力的规范，同时减少对个体权力运用的束缚，公正地分配“共同利益”，这是成员对集体认同的根本依据1。将个体融入集体，也有助于防范“毒性”环境的产生，从而在结构层次预防毒性行为对集体决策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卢坤，从个体伦理到“集体与个体”二维伦理——论当代集体主义道德建构路径[J]，《哲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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